屠呦呦获得了抗疟药物，但中国政府秘密隐藏了她的贡献，只提供少量的激励政策。
中国正在庆祝第一个期待已久的诺贝尔科学奖，但就屠呦呦获得诺奖的争议也显示出国内研究体制内的紧张局势。
中国中医科学院（CATCM）退休教授屠呦呦，因她在发现抗痢疾中药青蒿素方面的重要贡献，与杜克大学的William Campbell和日本北里大学的Satoshi ?mura共同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后两者在发现抗寄生虫药物阿维菌素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在40多年前第一次从青蒿中分离出来的青蒿素后，每年有千上万人的生命因此被拯救。然而，青蒿素发现的故事在中国的争辩已经有几十年了，诺贝尔医学奖只会重新揭开旧伤。
不同于其他中国高级研究员，屠呦呦没有博士学历，也没有海外求学经历。她也不是中国科学院（CAS）精英人员，这导致有一些批评认为中国的科研机构缺乏创 新性研究，尽管近年来CAS的科研经费激增。神经学家，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鲁白说：“中科院研究人员的选择系统没能辨别原创研究的巨大意义。”“我们周 边充斥着太多关于谁是国家荣誉的争论，这是对中国现有科技体系不满的集中爆发，”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教授李侠说。
改革年代
抗痢药的寻找始于1967年，当时北越领导人胡志明请求中国帮忙治疗越战期间感染痢疾的千上万越南人和中国远征军。尽管文革伊始，项目523仍于1967年5月23日启动，集结了数百名医生和化学家共同研制。现年85岁高龄的屠呦呦，就是其中一员。
尽管那时只有基本仪器设备，但经费不是问题。受中国传统医学启发，很多团队尝试从青蒿中提取生物活性组分，但屠呦呦没有采用标准究竟提取法而是首次采取低温二乙醚法提取青蒿素。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会降解活性组分。
尽管屠呦呦在1972年5月的523项目会议上汇报了这一发现，但由于当时论文著述权的缺乏，该项目的保密性和巨大的合作性，以及其他团队提取青蒿素的独 立工作，使得青蒿素的发现荣誉一直在中国存在争议。虽然这场纠纷基本远离了公众视野，青蒿素的巨大成功也引出一个尴尬的事实: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才 有能力分离或合成任何类似的重要化合物。那时，中国刚开始接受基于竞争的现代科研体系，并以每年两位数的经费增长趋势保证了中国作为第二大科技论文生产国 的地位。
运用科学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制药专家梁鑫淼教授的观点则是，中国缺少自主创新的药物不是现代科技系统失败的证据。新药的研发只是需要时间。高水平的药物研制和发展同 样可以带来了药物重要组分坚定的困难。正如青蒿素，尽管有新的提取和纯化技术，毫无疑问其成功分离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梁教授告诉《化学世界》杂志。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武夷山，看到了其他问题。他说：“不仅仅是研究竞争的问题，论文评价机制本身也存在问题。”武解释说，不同于存在明确目 标的青蒿素的研发，中国科学家现在只专注于论文发表。他还指出，大多数应用研究，如中国国家高科技研发计划，只是一味地学习西方，因此几乎没有前沿创新的 产生。
国家重点科技计划拥有数千亿的预算，目标是从基因改造作物种子，传染病控制到移动技术和飞机制造等方面赶超西方国家，看起来似乎是要结合创新和集体研究的 力量。但李侠认为，尽管集体研究创造出青蒿素，但是这不意味着它优于现代的竞争性研究。李说：“集体研究需要官僚化管理，这往往依赖已经建立的，至少是可 追溯的方法，但是许多当代科学问题，如埃博拉病毒，以前从未遇到过。”
尽管大部分人并不赞同依赖集体力量的科学研究想法，但是青蒿素的成功依然激励着中国科学家。在大连化物所，梁一直主持一项重点项目——始于2010年的本 草物质计划。项目名称源自《本草纲目》，一部400年前就完成全面收集汇编古代中医草药和处方的专著，项目旨在从这些植物中利用高通量药物筛选的方法确定 和分离成千上万种药物组分。尽管经费和劳工阻碍了项目进展，但目前已经分离出一批有价值的组分。梁说：“很多传统中国药典记录了宝贵的临床经验，结合现代 技术，它们必定大有前景。”
翻译：徐颖 审稿：董子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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