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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因工程把人变聪明,这种想法为什么不靠谱?

来源:环球科学

Photo by Pixabay

我首先要说的是,我很聪明,特别聪明。我的小学五年级老师说我很有数学天赋。现在回想起来,我得承认她说得对。我已经正确地理解了形而上学作为唯名论的性质,我也富有街头智慧。别人说的大多数话只是部分正确,而我能判断这一点。

一篇于2017年发表在《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期刊上的论文声称,在分析了成千上万的基因组之后,科学家发现了52个与人类智力有关的基因,虽然在这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基因对智力的影响能达到一个百分点的程度。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的统计遗传学家Danielle Posthuma是该论文的主要作者之一。她对《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记者说,在科学家们能够真正用基因预测智力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便如此,令人不安的社会影响也是可以预见的:学生在大学申请材料中加入他们的基因组测序结果;招聘者挖掘候选人的基因数据;试管婴儿诊所用强效的新工具(如基因编辑系统CRISPR-Cas9)保证孩子智商的提升。

有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启这一新世界的大门了。曼彻斯特大学的John Harris和牛津大学的Julian Savulescu等哲学家认为我们将有责任改变我们未来孩子的基因密码,Savulescu把它定义为一种抚养义务。它把“抚养”的概念扩展到“基因改善”:如果我们不用基因工程或认知提升的手段,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善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进行某种形式上的虐待。其他人,如在新墨西哥大学教授美国研究的David Correia,则认为结果不会这么美好,因为有钱人会将他们的社会权力通过基因工程编码入基因组。

这种担忧存在已久,至少从科学家们发明了DNA重组技术起,公众就已经对改变智力的遗传学心怀顾虑。早至1970年代,诺贝尔奖得主David Baltimore就质疑他的开创性工作是否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先天的,而不是由环境不同决定的”。

我觉得他们都多虑了。现在我们知道的是,虽然基因对智力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十分广泛,而且效果微弱。基因之间复杂的互作能产生神经系统,这一过程并不可逆。事实上,想理解基因如何互作以产生最佳网络的计算学家们遇到了一个限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旅行商问题。用理论生物学家Stuart Kauffman在The Origins of Order (1993)中的话说:“假设从N个城市之一开始,轮流走到每个城市,然后回到最初的城市,求总路程最短的路径。这个看起来无比简单的问题其实极其困难。”在早期,进化锁定了可行的模型,并在千万年间锤炼出精炼的解决方案,但是计算机根据输入草拟一个最佳生物网络时,所能用的就只有探索法。而蛋白质和细胞在更高维度互作,问题就更复杂了。

事实上,所有这些复杂性都会削弱一个物种进化的能力。在The Origins of Order中,Kauffman介绍了“复杂度灾难”的概念,即在复杂生物中,演化已达最优化,基因之间高度相联,自然选择很难单独增加某一个体适应性。简而言之,一个物种达到了一种它无法轻易从此进化或进步的状态。

如果复杂度是个陷阱,认为某些基因更高等的想法也是。在1960年代,Richard Lewontin 和John Hubby用凝胶电泳的新技术分离了蛋白质不同的变体。他们发现基因的不同版本,即等位基因,比人们想象的种类多得多。1966年,Lewontin和Hubby提出了“平衡选择”的原理,以此解释留存在种群中的并非最优、却增加了多样性的基因。人类基因组的原理与此相似。我们常染色体上的每一个基因都至少有两份拷贝,而这种形式是有益的,尤其对免疫系统多样性而言,如果其中的一个基因产生了影响了细胞功能的突变,另一个基因也能保持稳定。 有时,一个可能带来风险的基因突变也许同时绑定了一个有益的基因突变。如果我们能由此得出一个和人类智力有关的暗示,那就是:基因有一种互相利用的寄生性,甚至于每个基因的作用都是通过和其它基因的协作体现的,没有哪个是优于其它的。

重要的是,我们早就知道30,000个基因无法决定大脑100万亿个突触连接的方式,这无可争论地表明,智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大脑发育过程中的逆境和压力下被强制发展出来的。我们知道,进化在风险和优势的此消彼长中平衡,因此我相信,我们会永远携带与自闭症、强迫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风险有关的基因突变;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新自由主义认为科学会解决大多数心理健康问题的想法大错特错。在进化中,没有上等的基因,只有风险低一点的,和一些在特定环境和任务中最优的基因。

我希望写作能力在我的基因中,但是小说只有千百年的历史,进化还不具有筛选小说家的能力。事实是,写作是需要用功的,而且作家往往有一些在写作之外被认为是劣势的心理特征——如神经过敏或没完没了的自我反思。我们都理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这些特征。进化教会了我们一个残忍的事实:在竞争者间的相对适应性差距极小时,环境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鉴于此,近几十年产生的财富差距并不是生物差距产生的证据——它的驱动力只是我们追逐优越感和权力的欲望。

作者:Jim Kozubek

翻译:李晶晶

本文来自:环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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