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外交部礼宾司参赞讲述——

迎送国宾礼仪改革60年

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几乎所有的行程都由中国主要领导人陪同，北京市区几十万人夹道欢迎。每到一地都出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场面.

文｜吴德广

外交部礼宾司主管国家外交礼仪事务，其重要职责之一是承担外国元首及重要贵宾访华的迎送任务。笔者在礼宾司任职多年，经历多次的迎送国宾的礼仪改革，印象深刻。

建国初期：高规格高礼遇迎送国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迅速打开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局面，我国采取了许多非常规的做法。高规格，高礼遇迎送国宾就是一例。上世纪50、60年代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通常组织成千上万群众在北京市区夹道迎送。当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数量不多，几乎每一位访华的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都受到了这样的接待。

1956年国庆前夕，印尼苏加诺总统访华，受到高规格隆重接待。苏加诺总统抵达北京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有关部门负责人120多人及1万多名群众前往机场迎接。苏加诺总统在机场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在北京市区苏加诺受到11万群众夹道欢迎。陈毅副总理等陪同苏加诺总统访问了沈阳、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夹道欢迎。苏加诺总统访华后说，他访问中国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亲切的接待。同样也感受到了数十万，甚至好几百万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心里非常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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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国庆前夕，印尼苏加诺总统访华，受到高规格隆重接待。

1957年1月6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当年4月15日伏罗希洛夫访华抵京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到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几乎所有的行程都由中国党政主要领导人陪同，北京市区几十万人夹道欢迎。每到一地都出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场面，刘少奇还在上海迎接伏罗希洛夫，当时上海市组织群众3万人参加机场欢迎仪式，约22万人夹道欢迎。此外上海人民在文化广场举行了20多万人群众欢迎大会。根据1957年4月《接待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工作计划纲要》，当时国宾接待委员会准备了中、苏国旗各7.5万面，鲜花2万束，分发给群众欢迎用。此外群众还自制了花束和标语。

1961年6月越南总理范文同访华，12日上午，总理范文同一行抵达北京时，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首都数十万人夹道欢迎。

1965年2月坦桑尼亚共和国总统尼雷尔访华，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等领导人迎接。他看到三位中国领导人脸上的笑容，总统尼雷尔知道自己受到厚待。下榻宾馆后，他得知，还没有一个非洲的元首受到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的同时迎接。

六七十年代的“礼宾革命”

随着我国外交局面不断扩大，对外往来变得十分频繁，高规格的迎送国宾礼仪让礼宾司不堪重负，且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提出“礼宾革命”，要求改革礼宾礼仪，其中重要一项便是筒化迎送国宾仪式。到七十年代初，随着国宾访华越来越多，取消市区组织群众夹道迎送国宾的做法势在必行。

当时一些国宾在冬天访华，室外天气严寒。中方决定取消兴师动众夹道欢迎国宾的仪式，对此周总理向外宾解释时说："第一群众受不了；第二外宾，特别是南方的外宾受不了。上月尼泊尔首相抵京那天刮大风，坐了敞篷车，他的衣服又薄，我看他受了冻；如果把敞篷车换成一般轿车，又会显得国宾和群众有隔阂。鉴于此，国宾访华通常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

1972年1月31日至2月2日巴基斯坦新上任总统布托访华。考虑到布托和巴基斯坦的特殊情况，为了突出中巴友好和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中方仍安排了盛大的群众夹道欢迎仪式，但天公不作美，从1月30日晚北京就下起大雪。为此考虑到群众、国宾和领导人的健康，临时取消了长安街沿线的夹道欢迎仪式和周总理和布托乘敞篷车的安排。但布托还是通过其工作官员表示，希望他离开北京时补一下，以显示中巴友好，消除外界误解。周总理考虑到布托这一要求，决定组织群众夹道欢送。2月2日中午布托总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后，在凛冽的寒风中，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周总理同布托总统乘敞篷车，绕行天安门广场一周，后缓缓驶向东长安街，向夹道欢送的群众致意。

1972年2月2日周总理送别布托就成为我国群众夹道欢送外宾仪式的最后一幕。此后，从首都到省市，除特殊情况外，国宾访华时不再织群众夹道迎送。

改革开放后的礼宾改革

文革结束后，我国外交事业大发展，国宾和其他重要外宾访华迅速增加，例如，1979年有37起国宾访华，此后每年国宾访华起数有增无减。为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同时也为符合国际惯例，迎送国宾礼仪改革再次提上日程，其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

一是简化迎送安排。从1978年9月起，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访华，中方不再通知各国驻华使节参加迎送；自1983年7月起，改变了我国家领导人陪同来访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赴外地访问的做法，通常是由国务院一位部长或副部长任陪同团长，负责全程陪同。

关于专机问题，随着各国民航交通日渐发达，并考虑到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专机安全责任等因素，以及同国际接轨，1978年12月礼宾司上呈报告，建议停止向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提供往返专机。同年12月中央批准了外交部的改革方案。派专机去接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的做法也就停止了。

二是改换迎宾场地。上世纪50至70年代末，我国欢迎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的仪式在首都机场举行。1980年1月礼宾司起草并由外交部上呈报告，拟在钓鱼台宾馆举行国宾欢迎仪式。此方案并已得到中央批准。但后来考虑到钓鱼台宾馆迎宾地点从施工到竣工尚需时日，且场地不够理想，礼宾司再与有关单位协商，向部领导请示，并又一次上呈报告，建议迎宾地点改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980年8月，中央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将国宾欢迎仪式由机场（车站）移至人民大会堂举行。至于机场或车站迎送国宾，则由副外长等官员出面，之后接待国宾设陪同团长的做法开始实施。

人民大会堂的迎宾仪式比首都机场的迎宾仪式更加隆重。国宾沿着铺就的红地毯检阅三军仪仗队，一目了然。欢迎仪式还增添国宾检阅三军仪仗队分列式一项，即中方领导人陪同国宾捡阅仪仗队后再次登上检阅台，检阅三军仪仗队分列式，然后与参加仪式的双方人员离开迎宾场地，进入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

新世纪的礼宾创新：礼仪大使的诞生

新世纪在我国举行中外领导人峰会或国际会议越来越多。礼仪大使随之诞生。礼仪大使的任务之一是代表政府迎送来访的国宾。他们越来越活跃在中国主持或参与的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上。

2000年10月在北京举办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开始，我国政府为迎送贵宾设置了礼仪大使。2001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九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我国政府派三位礼仪大使，代表国家迎送与会各国领导人。2006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会议，48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或代表云集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规模最大的中外领导人聚会。礼仪大使在迎送各国领导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各国领导人进出北京，由礼仪大使热情迎送。2010年上海世博会，礼仪大使率先垂范，向外国贵宾展示东道国的热情友好和周到细致的精神。

（作者为前外交部礼宾司参赞，中国首任驻古晋总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