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1926年8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于振霄是一名小职员，母于王氏操持家务，生有一女一子，女居长，起名于帼秀，参加革命后改名于愫；子起单名为慜，字敏之，后改为于敏。幼时家境清寒。高中时期（1941-1944年）就读于天津市立第一中学、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因数理化文史地门门功课成绩第一而名闻全校；又因待人诚恳，学业上乐于助人，深受同学尊敬、师长钟爱。高中毕业前夕，其父失业，无力供其继续上学。这时，其同学之父，启新洋灰公司协理陈范有出于爱惜人才，将于敏介绍给该公司，由启新资助，于1944年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学习。因酷爱物理学，在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北京大学迁回北京后，于敏领到了助学金（每月1袋白面，20千克重），就辞谢启新资助，转学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大学时期，于敏成绩超群，品学兼优，老师和同学无不刮目相视。有一次全年级考近世代数（他的选修课程），就连数学系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也只得60分，唯独于敏得了100分。在学习讨论中，他常常见地独到，语惊四座。公认他是“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在物理学中，他尤爱量子场论，并以此作为他攻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生活在沦陷区天津、北平的他，目睹日本侵略军的烧淫掳掠，痛感民族屈辱之悲愤，立志要学好科学，报效祖国。他自幼爱读稗官野史和古典文学作品，仰慕诸葛亮、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民族英雄和伟人，爱读杜甫、苏东坡、辛弃疾等沉郁豪放的作品。这样培养起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襟怀，成了他日后把一生奉献给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坚实的思想基础。
简历
1926年8月16日 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
1944-1949年 先后在北京大学工学院、理学院学习。
1949-1951年 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兼任助教。
1951-1965年 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6年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1965-1971年 任二机部九院（后改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
1971-1980年 任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1980-1983年 任九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
1983-1994年 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
1986-1990年 任能源部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
1994年- 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1994年- 任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科技委名誉顾问、顾问。
主要论著
1 于敏.关于208Pb附近一些原子核的能级.物理学报，1957，13（2）：101-114
2 于敏，张宗烨，余友文.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物理学报，1959，15（8）：397-419
3 于敏.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物理学报，1959，15（8）：420-439
4 余友文，张宗烨，于敏.一个具有等间隔能谱的费米系统.物理学报，1963，19（8）：483-502
5 余友文，张宗烨，于敏.关于19 F、20 Ne相干能级的结构.物理学报，1965，21（3）：542-545
6 张宗烨，余友文，朱熙泉，等.原子核在短程力下的相干效应.科学通报，1965（1）：1-7
7 于敏.处在辐射平衡下的高温等离子体的动力学.原子能科学技术文献，1962，5月
8 于敏.高温等离子体中物质与光之间的能量传递过程.原子能科学技术文献，1962，5月
9 于敏.关于热核系统的两个临界点.原子能科学技术文献，1962，5月
10 于敏.关于带电粒子在等离子体中的慢化.原子能科学技术文献，1961，6月
11 常铁强，贺贤土，于敏.高增益间接驱动惯性约束聚变物理过程.强激光与粒子束，1989，1（3）：193-209
12 于敏.自由电子激光各类纵模的统一描述.强激光与粒子束，1991，3（2）：127-135
于敏 主要成就：
在我国原子核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成绩卓著
研究氢弹基础理论四年成果累累
调入主战场，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为氢弹小型化和掌握中子弹技术再立功勋
才智过人 品德高尚
倡导推动惯性约束聚变研究
1949年，于敏大学毕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班毕业生。大学毕业后，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教授留校攻读研究生兼任助教。在胡宁指导下完成了第一篇论文《核子非正常磁矩》。1951年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6年改称原子能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在彭桓武领导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百废待举。国家科学规划把原子核物理研究列为重点，领导上希望他从事这一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尽管他的兴趣在量子场论，还是欣然服从了国家需要。当时我国的原子核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在原子核相干结构、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和合作者一起完成的“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研究工作，达到了当时这一学科相当高的水平。他们后来发表的“一个具有等间隔能谱的费米系统”和“原子核在短程力下的相干效应”等研究成果在当时位居国际前列。他们提出的相干结构模型与受到国际上重视的日本学者有马朗人（A.Arima）等人提出的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十分相似。而且两相比较，于敏他们的模型无论在物理图像上还是数学表达形式上都毫不逊色。彭桓武院士后来在谈到这段工作时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会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院士称赞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196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丹麦著名核物理学家A·玻尔（Bohr）访华时，于敏担任翻译，两人时常讨论一些学术问题，同于敏一接触，玻尔就说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还亲口邀请他去哥本哈根工作。
1955年，于敏由于在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出的成绩，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
1959年暑期，原子能所的核理论组与北京大学物理系一起，在成都举办了一期原子核理论培训班，主讲人是于敏和北京大学的杨立铭教授。他们的讲稿，后来以夏蓉为笔名出版，书名《原子核理论讲义》，是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当时听课的人来自全国许多高等学校和研究所，许多人回去后开展了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同一时期，以于敏为组长的原子能研究所核理论组接纳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和访问学者，许多人回去后成了骨干。
于敏在原子核理论领域辛勤地耕耘了10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发表论文、著作和译著20多篇、册。
1961年的一天，所长钱三强找他谈话，希望他参加1960年底在原子能所开始的氢弹原理研究。当时，我国的核武器研究机构正忙于研制第一枚原子弹，二机部党组在1960年末作出部署，要求原子能所在氢弹原理探索方面先行一步。在钱三强的直接领导下，1960年12月成立了一个“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组长是黄祖洽先生（他于1961年底调到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兼职），于敏参加后任副组长。尽管于敏在这之前一直从事基础研究，他自己也觉得他的性格内向，喜欢宁静，比较适合集体性不那么强的、比较自由的基础研究工作；加之，他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在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刻，但他还是毅然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从此，他作为国防科研战线的一名忠诚战士和杰出的学术领导人，在核武器理论研究这一领域辛勤耕耘，从未停息，谱写出了灿烂的历史篇章。他在后来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这次变化，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30年中，我一直深入实际，昼夜思虑，全力以赴。中华民族不欺侮旁人，也决不受旁人欺侮，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朴素的民族感情、爱国思想一直是我的精神动力。”
核武器这个研究领域，当时对于敏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抓什么课题？他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氢弹内因是热核反应动力学，热核反应在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中进行，辐射起重要作用。要掌握内因、创造外部条件必须研究这些领域的现象和规律。在原子能所的4年时间里，他和黄祖洽、何祚庥等一起研究清楚了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状态下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包括核反应截面的研究，中子的慢化、扩散和核反应，中子—氚循环系统的内在规律和特征物理量，韧致辐射和Compton散射在辐射能量损耗和传输中的作用，辐射热传导和辐射能量耗损在氢弹能量平衡中的作用，辐射平均自由程的理论计算，非热动平衡现象，辐射波、冲击波和稀疏波的三波特性与相互作用的规律，热核燃料点火与燃烧的特征和规律等等，为突破和研制氢弹奠定了一些必要的基础。当时研究工作的条件相当不好。氢弹反应过程的物理现象十分复杂，没有电子计算机辅助，研究工作是很难进行的。但当时我国只有每秒1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能够分配给他们使用的时间每星期只有十几个小时。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解决了大量基础课题。他在回忆这段工作时说：“在原子能所先后有40多人参加工作，历时4年。我和何祚庥对科学研究观点方法思想一致，工作作风相辅相成，合作很好。我至今仍怀念当年热烈愉快、富有成果的工作气氛。”“实践表明，当时所抓方向是正确的，发现的现象和规律是可靠的，奠定了许多探索氢弹必不可少的应用基础。氢弹物理设计包括原理、材料和构形3个要素，这3个要素是建立在核武器物理基础之上的。只有重视应用基础研究，才能根深叶茂，源远流长。钱三强先生受二机部党组委托，在突破原子弹过程中，组织了氢弹原理研究，确是富有远见之举。我们在研究基础的同时，也不断探索实现氢弹的途径。解决了其中某些基本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能技术途径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在当时条件下，特别是在原子能所缺乏必要的原子弹知识（情况下），突破氢弹是不可能的。”
在这期间，他的工作以“原子能科学技术文献”形式内部发表的论文有《处在辐射平衡下的高温等离子体的动力学》、《高温等离子体中物质与光之间的能量传递过程》、《关于热核系统的两个临界点》等，但大部分没有发表，以内部资料保存。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了设计制造原子弹的科学技术。研制氢弹的任务更加紧迫了。1965年1月于敏和原子能所的部分同志被调到核武器研究设计院（九院），于敏担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部在交出第一枚原子弹的物理设计方案后，从1963年起在彭桓武副院长和邓稼先主任、周光召副主任等科学家的领导下已经开始了氢弹研究，进行了多路探索。理论部的探索对于敏的思想也颇有启发。在理论部，于敏还了解、掌握了必要的原子弹知识。但氢弹毕竟是复杂系统，探索过程十分艰苦。一条条途径提出来又被否定了，设计氢弹的真正诀窍还没有掌握，“山穷水尽疑无路”是常事。于敏没有丝毫懈怠，他在为找到这一诀窍而不停地苦苦思索着。
1965年9月下旬，于敏带领理论部十三室的部分同志到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的J501计算机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设计，力求达到高威力。那时，大家都还年轻。1961年于敏开始研究氢弹时才35岁，1965年初调到九院时，也才39 岁。这次与他一起出差的，大部分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他们热情很高，干劲十足，但是不熟悉氢弹的基本知识，也缺乏科研实践的锻炼。为了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水平，于敏选择了几个典型计算结果作了系统分析，结合理论作了系列学术报告。那些年轻同志从纸带里看不出来的东西，经过于敏一分析就变成了活的知识，透过现象触及到了事物的本质，一条条规律被归纳出来了。就这样通过把基础理论与计算机实验的结合，深化了对规律的认识，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明确了充分进行热核反应的条件。但为了创造条件需要大量能量，而且只有利用核裂变能量才有可能。如何利用核裂变能，这又是一个高难度的物理问题。他回忆道，从裂变反应开始，“氢弹动作过程是由几个阶段组成的。各个阶段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每一阶段由前一阶段提供条件，环环相扣。各阶段都显示出标志特征的物理现象，这些现象是由互相矛盾的物理因素决定的。解决问题方法的实质就在恰当地分解物理阶段，全面地分析起作用的诸种物理因素，掌握它们量的界限。这些因素有的起好作用，有的起坏作用。要想办法选用性能合适的材料，采取精巧结构，促进好因素，抑制坏因素。这就是核武器的原理、材料、构形三要素。基础是核武器物理。”他又开始了艰辛的探索，一面对问题进行物理分解，一面陆续报告讨论。在继续深入研究既定任务的同时，根据讨论中产生的新想法，又立即开辟新课题。如此紧张热烈，夜以继日，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把工作一步步引向深入。他在回忆中说：“首先试算了两个模型，得到了十分满意的结果。继续进行系统工作，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物理现象和规律。通过这段工作，形成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大家的兴奋心情难以描述。邓稼先闻讯赶赴上海。稼先既是杰出的科学领导，又是认真细致的实干家。在他的领导下，理论部反复讨论，集思广益，方案更为完善。不久我们去了青海基地，我作了学术报告，理论和实验同志讨论了技术和测试问题。领导做出以新方案为主的决策。当时我最担心的是几个技术问题。我很佩服九院实验同志，他们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解决了这些技术问题。1966年12月28日我国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 年6月17日进行了威力为300万吨的空投试验。我国突破了氢弹。使我尤其高兴的是当时我们使用的计算方法精度不高，但是在几个关键物理量上，试验结果却与设计值十分符合。”对氢弹的原理突破，于敏起了关键性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抢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之前做成了这件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排名第一）。
在氢弹突破之后，我国进行了氢弹武器化和研制小型化氢弹的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敏是核武器理论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主持和指导了大多数核试验和核武器物理方案的预先研究、设计和制定。在氢弹小型化和研制小型化氢弹的原理突破中他又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排名第二）。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面临着愈演愈烈的美、苏两国空前的核军备竞赛，在60年代掌握了原子弹、氢弹技术之后，从70年代后期开展了中子弹研究工作，经过80年代的核试验，掌握了中子弹技术。在领导中子弹研究中，于敏根据中子弹的特点提出了中子弹的设计指标，归纳了设计中要解决的几个主要环节，指出了可能的设计途径。他在探索氢弹原理时所建立的一些基本理论，在中子弹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设计过程中，他深刻分析了中子弹特殊的物理过程，及时抓住一系列关键性的技术难题，把它们列为研究课题，并领导解决了这些问题，使得我国掌握中子弹设计原理的目标得以稳妥地实现。他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排名第一）。
像核武器研制这样的大系统工程，为使研究、设计、试验、测试、加工与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工作协调地进行，必须做好长远规划和近期安排。而理论研究规划，是总体规划的第一步。制定这样的规划，不但需要有对核武器发展方针的充分了解，需要有对核武器研制全过程每一环节的充分了解，还需要有判断事物发展趋势的远见卓识和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在制定我国核武器发展的长远规划中，于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防科工委领导下，由于我国对核武器发展规划、目标选择和技术途径的确定采取了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使得在实际发展中走的弯路比较少，因而能用比美、苏少得多的试验次数①、少得多的经费，使设计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核武器的道路，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于敏在不担任领导职务后，仍十分关心核武器研制中的重大方向与技术问题，经常考虑如何通过有限的核试验解决核武器的关键技术，如何在禁核试后确保我国核武器的可靠和安全，如何开展核武器物理的实验室研究工作，并提出了很多带有战略眼光的指导性意见。
于敏十分重视核武器物理基础研究，提出并指导了许多重要物理现象和规律的研究，指导并亲自解决了核武器发展中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在非平衡辐射流体力学、等离子体物理、中子物理、爆轰物理、统计物理等核武器物理所涉及的应用基础研究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的核武器研制能够不断高效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物理设计中不但知其然，而且力求做到知其所以然。对这种优良学风的形成和发展，于敏起了重要作用。
于敏的作风特点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不但善于个人研究，而且非常善于和科研集体结合在一起，领导大科学任务的集体攻关。他绝不满足于以开会听汇报的方式来进行业务领导，而是相当多的时间泡在计算机房里、埋头于纸带堆里，一面看数据，一面画图，一面进行分析估算。他头脑里装的是第一手材料、重要的基本数据和本质的物理规律。因为长期劳累，他身体很不好，但为了任务需要，仍经常带病奔走于北京和研制基地、实验场地之间。1966年底一次重要的氢弹原理试验，为了保证测试项目拿到满意结果，他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半夜里与程开甲一起到102米高的试验铁塔的塔顶，检查、校正测试项目的屏蔽体安置。那一年他40岁。1973年，为了一次重要冷实验，他不顾病体出差青海基地，回到北京就休克住院。1984年底又一次重要核试验，他虽然已年近花甲，仍冒着西北戈壁滩的严寒深入试验现场，按照设计和试验目的要求，指导试验装置的装配、测试项目的安排，指导解决技术问题。他善于把复杂的过程进行细致的物理分解，抓住关键，安排、指导或亲自解决这些问题。作为一个成熟的物理学家，他善于抓主要因素估计数量级，区分哪些因素起主要作用，哪些则是次要的，他的这项本领使不少物理学家十分佩服。正是于敏的这些作风特点，使他对核武器物理设计的每个环节都有透彻了解，也使他具备了进行正确的技术决策的能力。他的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使他时时刻刻都在对物理设计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着思考。一旦发现可能影响成败的某个因素，一定追根到底，务求彻底弄清，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隐患。在一次重要的核试验中，核装置已经下井4米，这时，于敏经过分析，发现有一个物理因素对过去的试验虽然不重要，但可能影响这次试验，而对这个因素的影响，已经布置的研究工作当时还没有出来结果。于敏完全了解一次国家试验的失败将意味着什么，也知道暂停核试验的现场作业可能带来的后果，“事到万难需放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毅然向上级领导提出了暂停作业的意见。与此同时，他立即组织力量进行紧张计算，直到肯定这一因素不会影响试验的成败后，作业才继续进行。他在领导核武器物理设计时，对于设计中的大部分问题总是力求通过细致的实验室工作予以解决，对必须热试验考核的关键问题，则通过反复计算与思考，使物理设计做到既先进，又留有恰当余量。他总是热情地支持、鼓励群众创新，探索掌握正确的技术途径。许多技术途径的研究成功，与于敏的支持与指导是分不开的。于敏的责任心是非常感人的。一旦任务在身，他就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他经常告诫同志们：“我们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危。只要有一个数据出差错，就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我们的工作要做细致、做扎实。”他为我国多次核试验的圆满成功和大跨步前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于敏的讲课在研究所里受到普遍的欢迎。只要一听到于敏要做报告，头一天就会有人搬椅子去占座位。严谨的逻辑推理，透过现象一下抓住实质的功力，清晰的物理概念，独到的见解，以及自幼对文学爱好培养起来的准确的调词遣句、生动的表达能力，使他的讲课独具魅力。许多人说：“听老于讲课是一种享受。”不少人就是通过听于敏的讲课步入一个领域的科研殿堂的。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
于敏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榜样。他对实验的了解，常常使长年从事实验工作的同志叹服。他根据核武器物理过程特点提出的测试意见，对推动一些测试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他对禁核试是有先见之明的。对全面禁核试后如何保证我国自卫反击核力量的有效性，他考虑得很多很多。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作了“激光聚变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1973年在所内讲授“等离子体动力学理论”课程，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作了准确估计，向国防科工委和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12月12日，他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他们的建议被采纳后，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20字指导方针，即：目标明确，规模经济，技术先进，物理精密，道路创新。1993年他给院领导写信，提出禁核试后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经过实验校验的精密的计算机模拟来保障库存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性，提出要用三根支柱来支撑一个平台的全面设想。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他还在组织、指导X光激光、自由电子激光研究上花费了不少心血。发表的文章有《惯性约束聚变的展望》，《高增益间接驱动惯性约束聚变物理过程》，《自由电子激光各类纵模的统一描述》等。
他对科学的未知领域的探索从未中止过，但对生活上的要求却降到了最低，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到，在当时的居住条件下，为了不影响老母、妻儿的休息，于敏的许多工作是深夜里把灯拉到走廊里做出来的。在他心目中，未知的东西是那样地多，而已经掌握的东西又实在是太少了。因此，尽管在别人看来他的学识是那样渊博，他却从来也没有自满过，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尊重别人的美德。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谦和大度，作风民主。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某些人利用连续3次冷试验没有达到预期结果的技术问题对理论部进行政治迫害，提出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的无理指责，并把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淆，要在理论部抓“516”分子。即使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于敏仍不畏强暴，坚持真理。他坚决不同意那些人荒谬地提出的对一次试验的物理方案的错误修改，同时他明确分析了关键的技术问题所在，并领导解决了这些问题。在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受到压力时，主动承担技术责任。当时他与邓稼先都非常清楚，如果说一句违心话，无辜的同事就将被问罪，技术问题就会被歪曲，核武器事业就会受到重大损失。他这种始终坚持正确技术途径、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利害所移的精神，表现了一个科学家的骨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对于敏有深知的邓稼先说过：“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为了国家的富强与安全，他在一个保密性极强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数十年如一日，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在这段时间里，于敏所写的文章并不多。但是他在党的领导下，与同志们一起用心血谱写了一篇彪炳史册的大文章。他的文章写在蘑菇云里，也写在许多年轻同志的文章里了。
于敏在专心治学之余，偶有闲暇，十分喜爱古诗词、古典文学名著，也酷爱京剧，喜欢打桥牌，看体育比赛。在茶余饭后或游览名胜古迹，兴之所至，或唐诗宋词，或名篇佳作，都能朗朗上口，整段、整篇背出。对文学名著或京剧，凡历史背景、情节典故、作者演员都非常熟悉，也颇有独到见解。电视看得最多的是京剧和体育比赛。
每一个与于敏接触稍多的人都会感觉到，于敏的事业、品德、思想、感情，直至兴趣、爱好都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这块沃土上的。
1958年，于敏与在原子能研究所从事行政工作的孙玉芹结婚。他们有一女一子。如果没有孙玉芹对于敏生活上体贴入微的悉心照顾，于敏在事业上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于敏1980年恢复技术职称后任研究员，1981年3月国务院批准他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198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表彰他的功绩，1984年四川省授予他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核工业部授予他劳动模范称号，同年全国总工会授予他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87 年4月，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排名第四），1985年（排名第一）、1987年（排名第二）和1989年（排名第一）三度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2年获光华科技基金特等奖，1994年获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96年出版《于敏论文集》（内部）。他是第六届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①截至1998年，各核大国的核试验次数是：美国1056次，前苏联715次，法国210次，英国45次，中国45次。
（郑绍唐）
参考文献
1 李觉，雷荣天，李毅，李鹰翔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 中共核工业部党组关于学习全国劳模于敏同志的决定.1987年5月11日
3 董玉琴，孙晓光，陈云尧.闪光的事业，闪光的人.工人日报，1988，07，18（1）
4 陈四益.设计中国氢弹的人.瞭望周刊，1988，29：4-7
5 郑绍唐.于敏与氢弹.现代化，1989，11（1）：12-15
6 郑绍唐.于敏.见：《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编辑组编辑.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147-154
共和国的功勋章上，镌刻着你们的贡献
——献给于敏院士
郭曰方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现代化建设之中，我也就可以自慰了。——于敏语录
如今 你已经白发斑斑
一谈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心中 便涌起深深的眷恋
40年整整40年的花开花落
云飞浪卷 你和你的战友
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
百折不挠 冲锋陷阵
谱写了一曲惊天地
泣鬼神的壮丽诗篇
邓稼先 曾经这样
问过自己的战友 他说
许多许多年之后
人们还会记得我们这些人吗
如今 他和他的很多战友
已经踏歌远去 甚至没有能够
亲眼看见 改革开放的中国
正以怎样的笑颜 甩掉
百年耻辱 容光焕发地
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地平线
但是 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历史会永远记住你们
在共和国的功勋章上
将镌刻着你们的贡献
当然 你更不会忘记
那如诗如歌的历程 每一步
既有艰辛 又有甘甜
1961年1月 那是一个
寒冷的冬天 你踏着厚厚的积雪
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 应约
与他进行了 一次深入交谈
钱三强转告了组织的决定
他说 根据国际形势
我国的氢弹理论研究
必须先行一步 相信你
一定可以挑起这个重担
此后 多少个日日夜夜
多少次突破难关 你和你的战友
向氢弹原理的碉堡 发起总攻
涉过万水千山 终于突破天险
大家都还记得 你率领的小分队
在上海初战告捷 邓稼先
立即从北京赶来 特意在县城的
小饭馆里 举办了一次宴会
全部菜单只有一样美食
每人一碗一角钱的肉丝面
在那特殊的困难时期 我们的
科学家 生活就是这样简单
但是 一盘咸菜 一碗肉丝面
却托起祖国人民的重托
一滴汗水 一腔热血
却点燃了热核聚变的烈焰
1967年6月17日 我们的
第一枚氢弹爆炸成功了
耀眼的光芒 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啊 从原子弹 到氢弹
美国用了7年多
法国用了8年半
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
苏联也用了4年
而中国 白手起家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仅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
就搞了它个地覆天翻
敬爱的于敏先生 抚今追昔
怎不叫人心潮澎湃 感慨万千
展望明天 建设更加繁荣富强的中国
只要我们继承发扬两弹一星精神
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
还有什么宏伟的目标 不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