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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栋,中国科学院院士,弹道导弹和人造卫星总体技术专家,中国人造卫星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1958年开始从事导弹技术工作,曾任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程导弹总体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导弹总体设计。参加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研制,作为卫星总设计师主持了地球同步轨道的试验通信卫星的研制,在解决重大技术关键与指挥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东方红3号通信卫星等四项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为这些工程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曾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孙家栋,1929年4月8日生于辽宁省盖平县(现盖州市),父亲孙百如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曾任中学教员、盖平师范学校校长等职,父母苛求其认真读书。由于父亲工作的调转,他随父母辗转于哈尔滨、辽宁营口、吉林西安(现辽原市)、辽宁凤城等地,1941年年底小学毕业。1942年3月,考入哈尔滨第一国民高等学校(读初中和高一的课程)。1946年10月,考入锦州大学先修班(读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1948年9月,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1949年1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1月,经哈尔滨工业大学介绍,参加空军,先后在空军四航校和四师任俄文翻译、翻译组长。1951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茹可夫斯基军事航空工程学院航空工程专业学习,1958年3月毕业。因学习成绩全优获金质奖章,1956年8月,暑假回国期间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1957 年按期转正。
1958年4月,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第一设计部,开始从事导弹设计工作,历任工程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设计部副主任等职。1965年国防部五院改组为七机部,任七机部一院第一设计部副主任。1967年8月,开始参加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七机部五院)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的筹建工作,1968年任该总体设计部技术负责人,后任副主任,1978年升任七机部五院副院长;1983年任航天部五院院长。1980年11月,被任命为七机部总工程师;1982年,兼任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
1985年10月,任航天部副部长;1988年,成立航空航天部,他又被任命为航空航天部副部长。1989年3月至1991年1月,任航空航天部(后改为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主任。1997年1月至1999年8月,任航天总公司科技委顾问。1999年8月至今,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孙家栋一直从事导弹与卫星的型号研制工作,并担任多种型号的技术负责人或总设计师工作。曾参加仿制苏P-2导弹的工作;作为总体主任设计师,参加领导了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总体设计和中程导弹的研制工作。1967年后,曾作为技术负责人,领导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尔后又相继参加领导了实践一号科学试验卫星、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研制工作。作为总设计师,主持了地球同步轨道的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的研制工作。1986年后,他相继担任东方红三号中容量通信卫星、风云二号气象卫星、资源一号卫星及北斗一号导航定位卫星等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目前,除东方红三号外,他仍在主持其他三项航天工程的研制与发射工作。
孙家栋是一位国内、国外知名的航天科技专家,1979年10月和1985年3月,他曾当选为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他还是欧亚科学院的院士。
正由于他在导弹与卫星等航天工程研制中的突出贡献,曾多次受到提前晋级、立功等奖励。1961年12月,被授予工程师职称;1980年8月,被评为高级工程师;1987年5月,被评为研究员。1962 年在国防部五院一分院荣立三等功;1980年被评为七机部劳动模范;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并荣立航天部一等功;1985年,他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的“返回型遥感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试验通信卫星及微波测控系统”两个项目,均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6年荣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9月18日,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他还是北京市五届政协委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简历
1929年4月8日 生于辽宁省盖平县(现盖州市)。
1948~1950年 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
1950~1951年 空军四航校、四师,任俄文翻译、翻译组长。
1951~1958年 苏联莫斯科茹可夫斯基军事航空工程学院航空工程专业学习,毕业,获金质奖章。
1958~1967年 国防部五院一分院(1965年后改为七机部一院)第一设计部,历任工程组长,研究室副产任、主任,设计部副主任。
1967~1974年 空间技术研究院501部技术负责人、副主任。
1974~1985年 七机部五院革委会副主任、副院长、院长,1980年任七机部总工程师,1982年改为航天部后,兼任部科技委副主任。
1985~1989年 任航天部(1988年组建为航空航天部)副部长。
1989年至现在 任航空航天部、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主任、科技委顾问、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主要论著
1 孙家栋.奔向空间的历程.见:航天事业三十年(1956~1986).北京:宇航出版社,1986
2 孙家栋.中国空间技术的发展成就.见:航天事业三十年科技经验篇(1956~1986).北京:航天工业部,1988
孙家栋
主要成就:
我国液体弹道导弹研制中的技术尖子
第一代卫星研制工作的功臣
十年铸就代表作——东方红2号
恪尽职守的新三星工程总设计师
在运载火箭发射服务中直面挑战、尽心尽力
航天系统工程管理的杰出实践者
中国的导弹事业是从仿制苏联的液体近程弹道导弹P-2开始起步的,1958年仿制P-2导弹的工作全面展开,1958年4月,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成立第一设计部。恰在此时,从苏联学成回国的孙家栋被分配到一部,一方面,他通过在苏联近7年的学习,理论知识基础和专业知识基础扎实,另一方面,俄语熟练,他在仿制P2导弹这个舞台上大有用武之地。在此期间,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翻译P-2导弹的有关设计资料,开展仿制工作;他还翻译了关于建设导弹研制基地的8102工程的有关资料,特别是关于设立初步设计室的资料,他在担任工程组长不久,即参加组建总体设计部初步设计室的工作,继而担任研究室的副主任、主任。他作为导弹总体设计人员,在仿制过程中发挥了龙头作用,要消化学习和充分理解原始的技术资料,又要结合中国的原材料、元器件和制造能力的实际。他在仿制P-2导弹中做出了一份重要的贡献。1960年11 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发近程导弹一举发射成功,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的弹道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年12月,又成功地进行了两次发射试验。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近程弹道导弹。为了总结P-2导弹的仿制工作,表彰仿制中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1961年进行了评定工程师的工作,他被评为工程师。
在仿制P-2导弹即将获得成功之时,我国第一种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研制工作就已开始,他作为总体设计的技术负责人,主持并参加了初步设计方案的制订工作;制订并下达各分系统的设计任务书;制订主要的研制试验大纲;提出全弹试车要求,编写全弹试车大纲,并参加了全弹试车;组织制订了导弹飞行试验大纲;他还参加了这一导弹第一次飞行试验失败的故障分析和采取改进措施制订的工作。导弹于1964年6月29日再次进行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从而揭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新的一页,接着又进行了这一导弹的多次飞试验,均获成功,并定型装备了部队。
就在中近程导弹研制工作紧张进行时,按照聂老总倡导的“三步棋”原则,即开展了新型的中程导弹的预先研究工作。1964年,中近程导弹研制成功,他被任命为中程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中程导弹的研制工作也全面展开。中程导弹是一个全新的型号,其战术技术性能比中近程导弹有一个质的提高。担任总体主任设计师的孙家栋,认真贯彻落实领导与总设计师的指示,并认真听取和吸纳各分系统的意见,主持制订了科学合理且可行的总体技术方案,从总体布局、直径选择到各分系统技术方案的确定,包括采用四机并联,使用可贮存推进剂的大发动机方案;采用纵向捷联式制导系统、横向陀螺背表系统的控制系统方案;弹体结构采用高强度合金铝,化学铣切整体壁板方案以及地面设备采用全车辆化的方案等。他不仅进行分析、计算、论证,还同各分系统反复进行协商、讨论,认真听取各分系统的意见,不断修改、完善总体技术方案。他作为导弹总体的技术负责人,参加了各种技术关键的攻关工作,对关键技术的解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型号的研制管理上,他们还配合总设计师和机关采用计划流程图的管理办法,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了研制周期。他还同有关的总体、分系统科技人员一起改进了全弹系统试车的方案,统一了试车弹与遥测弹的结构状态等。这些都促进了研制工作。正是由于这一型号预研究工作做的比较充分,总体技术方案既充分考虑采用已取得的预研成果,保持较高的技术水平,又充分考虑现实可行性,加之实施科学的管理,中程导弹的研制工作进展比较顺利,1965年3月结束方案设计工作,随即转入初步设计、技术设计、试制、地面综合试验等阶段,1966年底进行首次飞行试验,获得成功。中程导弹的研制成功,不仅使我国弹道导弹的技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也为后续的中远程、远程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奠定了技术基础,也提供了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经验。
6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导弹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也已提到日程,正在忙碌中程导弹后期研制工作的孙家栋,奉命向新的技术领域——空间技术进发。1967年7月,不足不惑之年的他,负责组建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即501部,并参加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工作,先后担任这一总体设计部的技术负责人和副主任。1968年2月20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其隶属关系和领导体制几经变动,1970年5月划归七机部领导,1973年5月正式列入七机部建制,成为七机部五院。1974年调任七机部五院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1月任五院副院长。1983年1月任五院院长。
应用卫星与运载火箭、弹道导弹虽同属航天技术范畴,但对他而言,卫星技术毕竟是其新涉足的领域。他调入后,既参加领导501部的组建工作,同时又担起了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技术负责人的重任。根据国家对东方红一号主要的基本的要求,即“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他参加领导卫星总体及各分系统技术方案的修改简化工作,能源系统去掉了太阳能电池加镉镍电池供电部分,采用银锌电池组供电的方案;去掉了科学探测和遥控两个系统;去掉姿态控制部分,只保留测量姿态的红外地平仪和太阳角计。这样东方红一号的分系统主要是:结构、温控、能源、《东方红》乐音装置、短波遥测、跟踪、天线和姿态测量等。当时卫星研制队伍来自七机部一院、八院(前身是上海机电设计院)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而且原来的卫星总体与分系统的技术方案是中科院卫星设计院和有关研究所制订的,相应的研制工作也已展开,修改简化并制订新的卫星总体与分系统技术方案,并非易事,又时处“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他没有患得患失,而是知难而进,发挥了高超的组织协调能力,并根据研制弹道导弹的经验、体会和教训,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修改简化的新方案终于制订出来了,1968年1月获得国家的正式批准,并被列为国家重点任务。之后,他全力以赴地抓科研生产管理和关键技术攻关工作。他重新审定完善了卫星的研制程序,并严格执行;采取了控制卫星研制中技术状态的措施,适时进行技术状态的“冻结”;还严格地组织各种地面试验,在地面能做的而且是必要的试验都必须做充分。正是由于他在型号研制的组织管理上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大大地促进了研制工作的进展。
东方红一号是我国研制的第一种人造卫星,技术上的拦路虎层出不穷。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始终抓关键技术的解决。例如:4根短波天线的展开问题,科技人员想方设法进行天线展开释放的模拟试验,发生了最后一节天线折断甩出去的问题。他同有关的科技人员一起进行分析研究,经过反复的思考,他提出要研究天线释放与展开时的运动形式,这是一个复杂的合成运动,而且要考虑地面试验时的重力影响。根据他的意见,有关人员又进行了分析、计算,终于找到了折断的原因,并修改了设计,再做天线释放展开的模拟试验,都获得成功,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同事们都异口同声地赞誉他的技术功底和实践经验。
1970的4月20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卫星运行及工作均正常,从而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开创了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更为可贵的是,通过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发射的实践,初步掌握了研制发射卫星的基本规律与基本技术,也积累了研制卫星的管理经验。
1970年5月,研制东方红一号的科技人员在孙家栋的主持下,提出了我国第二颗人造卫星实践一号的总体技术方案,充分继承东方红一号的技术和研制经验,又采用已取得的预研成果,主要任务是试验长寿命的太阳能电池供电系统;主动无源温度控制;长寿命遥测设备与无线电线路在空间环境下长期工作的性能;测量空间磁场、X射线、宇宙射线、外热流等空间环境参数。他带领料技人员“乘热打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经过论证简化了研制程序,卫星于1971年3月3日发射入轨,设计寿命为一年,实际上卫星运行到1979年6月11日,达8年之久,卫星的遥测、电源、温控等系统一直性能正常,为我国长寿命卫星的设计和研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攀登无止境,奋斗无穷期。东方红一号和实践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研制工作,从方案的设计到初样、正样的研制,直至卫星的发射,他基本上参加了研制的全过程。各个分系统,主要是空间摄影系统、姿态控制系统、温度控制系统、返回舱的结构、制动火箭发动机、卫星回收系统等,都有一些棘手的技术难题,他深入实际、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对各种技术关键的解决进行组织协调,并提出了多项解决的意见与建议,适时地进行决策和组织试验验证。1975年11月26日,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在太空运行3天后成功地进行了回收,首次获得大量的遥感照片。中国的返回式遥感卫星首次发射和回收成功,的确是个壮举,也是一次重大成就,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尔后,他又和他的同事们针对第一颗卫星返回时出现的问题,主要是返回舱裙部烧坏和落点偏差大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察看和分析,查清了原因,并进行了设计上的修改。1976年12 月7日,返回式遥感卫星进行第二次发射和回收,取得圆满成功。
他们的目标是精益求精,追求更好、更实用,在试验型的返回式卫星研制成功后,又进行了多项修改,研制和发射成功了多颗应用型返回式卫星。这一卫星及各分系统的多项科技成果受到了1978年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的表彰。孙家栋还在这次大会上就返回遥感卫星的研制工作做了发言。
地球静止轨道的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是在此之前技术难度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离地球最远、应用价值最高的应用卫星。早在1965年,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就已批准建立我国卫星通信系统,1970年中央军委批准转入工程研制,1974年5月,周总理责成国家计委、国防科委规划和督促这一工程的研制工作,1975年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将这一工程命名为“331”工程,1977年9月,将其列为我国80年代前期战略导弹与航天技术的三项重点任务之一。他是这一工程的五大系统之一的试验通信卫星系统的技术总负责人,1979年8月,正式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在前后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他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他主持确定了“两个一步走”的卫星总体设计的指导思想,即不再进行国外通信卫星起步时先发射中高轨道通信卫星的研制,而直接发射地球静止轨道的通信卫星;再则是直接研制与第三代国际通信卫星相接近的卫星。这样既可以缩短与国外通信卫星技术上的差距,加快我国通信卫星事业的发展,又可以使试验与实用相结合,取得更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要实现两个一步走,势必增加研制难度,他和广大科技人员过细研究、精心设计、严密组织,科学而合理地采用了有预研贮备的新技术和新设备,针对新技术多、系统复杂、可靠性要求高、寿命长等特点,制订了科学而符合实际的研制计划,特别是大型地面试验计划的制订,统筹考虑必要性与可靠性,制订合理的各试验项目的方案,创造性地解决了多项复杂的试验技术问题,又保证了试验质量节省了试验费用和时间。他主持制订了卫星的总体技术方案和各分系统的技术方案,明确了总体对各分系统的技术要求。卫星共有10个分系统,而且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技术跨度相当大。正因如此,研制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技术难题不足为奇。他和他的同事从容应对,刻苦攻关,终于突破了险关隘口,驶向成功的彼岸。如卫星双自旋的稳定方案;可综合利用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具有宽窄双通道中频放大器的转发器和全球波束的天线;高可靠的远地点变轨固体火箭发动机;结构中大量采用复合材料和非金属材料;整星的管道密封技术;以及复杂的发射与测控技术等。在当时都是国内先进的,他们硬是靠着艰苦奋斗、勇于登攀的精神,迎来了成功的曙光。
1984年4月8日,是我国航天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天,试验通信卫星发射发功,进入地球同步转移大椭圆轨道,4月10日,固体远地点发动机点火成功,工作正常,卫星拉升到大圆的准同步轨道。但一帆风顺只是人们的期盼,正当卫星向定点位置漂移时,星上蓄电池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热失控现象,如不及时排除,可能造成蓄电池和整星的损坏。他参加领导这一故障排除与应急抢险的工作,他们群策群力,发挥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提出了解决蓄电池热失控的应急方案,即对卫星进行大角度姿态调整,增大太阳的照射角,降低太阳电池与蓄电池间的压差,减低蓄电池的充电,使蓄电池停止温升。他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预想了可能出现的故障,并制订了对策,调整得好,卫星得救,调得不好,卫星可能天折。他同任新民、宋健等在关键时刻沉着而果断地进行决策,实施了这一应急抢救方案,终于排除了热失控这一故障。4月16日,卫星成功地定点于预订的东经125度赤道上空,正确地选定了卫星长期运行的姿态,在赤道上空正常运行和工作了三年之久,达到了原设计要求。
在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发射、定点成功后,他们又审时度势,对东方红二号进行了设计修改,主要是通信转发器由2个增至4个,喇叭型的全球波束天线改为抛物面型的国内波束天线,即东方红二号甲实用型通信卫星,进行了多次发射,为我国通信广播和电视事业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盖。
80年代中期,三项重点任务完成后,中国航天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由以研制试验为主的阶段转入以研制应用为主的阶段,科技领导与科技人员也开始新老交替。1986年国务院批准了航天部关于新三星、一箭、一论证的规划,即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风云二号气象卫星、资源一号卫星,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开展载人航天工程的论证和关键技术攻关。在此关键时期,孙家栋被任命为这三项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新三星工程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急需,使命在肩,不容怠慢。他在新的航天征程中又开始了新的拼搏与登攀。不论是中容量的东方红三号卫星通信工程,地球同步轨道的风云二号卫星气象工程,还是中巴合作研制的资源一号卫星工程,都是技术高度密集、系统庞大而复杂的大型系统工程,新难尖精高技术多,是当代最新科技成就的综合运用,特别是协作面广,资源一号与巴西合作,东方红三号也有同德、法、美、日等国的引进与合作,组织协调与管理工作更为复杂。他不辱使命,尽职尽责,是位恪尽职守的工程总设计师。既抓重点、抓关键,又点面结合,注意弹好钢琴。从工程总体技术指标、技术途径和总体技术方案的确定,到五大系统(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地面应用等)技术方案的论证、确定;从五大系统间的技术协调,到各系统的主要分系统间的协调;从关键技术的攻关,到技术改造的实施;从主要系统的转阶段评审,到出厂评审,直至在发射场的发射和实施测控等。他都尽工程总设计师之责,发挥了总设计师的技术指挥与决策作用。
新三星一箭的研制工作,迄今已完成了任务。1994年2月8日,长征三号甲发射实践四号卫星和模拟星取得成功;1997年5月12日,长征三号甲成功地发射了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且成功定点,现仍在运转和投入使用;1997年6月10日,长征三号成功地发射了风云二号气象卫星,成功定点,卫星运行未达到设计寿命;2000 年6月25日,长征三号再次成功发射风云二号,并成功定点投入运行和使用;1999年10年14日,长征四号B成功发射了中巴资源一号卫星,现正在正常运转和使用。资源一号和风云二号仍有后续星的发射任务。这新三星工程任务的完成,使我国的航天技术又跨上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其经济和社会效益是巨大的。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也随着这三项大型航天工程一起载人了航天史册。
1985年10月,经国家批准,当时的航天部李绪鄂部长、刘纪原副部长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将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的市场,承揽国外卫星的发射业务,作为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补充。来自中国的这一消息使国际宇航界大感震惊,但他们估计中国要进入这一国际市场,至少也得需要5年的时间。中国航天的国际发射服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竞争。
发射外星并非易事,是带有商战性质的国际间的航天合作,不仅需要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还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和管理办法,更需要同国外的商家打交道,学会做生意。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孙家栋毅然挑起了这一重担。1982年以来,他曾多次领导或参加领导中国航天的一些代表团,出访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参加国际航天会议,参观访问世界主要的航天机构和研究单位,参与制订中国与法、英、德、意等国关于和平利用空间的协定。加之他对航天技术的熟悉。担此重任是合适的人选。
万事都是开头难,他的第一个目标就瞄准了发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并准备与中国合作,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亚洲一号送入地球同步轨道。但卫星要从美国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卫星出境许可证。他开始争取卫星出境许可证的艰难历程。1988年10月,中美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卫星发射服务问题举行第一轮会谈,他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项协议备忘录。因双方对若干国际贸易问题存在较大分歧未达成最终的一致协议。同年11月,他率团出征华盛顿,同美国进行第二轮会谈。他深感责任重大,事关我运载火箭国际发射服务的成功或夭折,在穿越太平洋的飞行中,逐字逐句地斟酌着有关材料,他知道美方谈判代表都是有多年外交和谈判生涯的老手,美国与国外的主要商务谈判,几乎都是由这班人主谈,但他有祖国、有中国航天做后盾,有正义和诚信,他信心倍增。谈判一开始,美方代表咄咄逼人,但中方代表沉稳坦言,以事实据理力争,批驳“中国发射外星是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谬论,不急不躁,谈判协议从第一稿开始,经反复的讨论修改,直至第10稿,经过20多天的艰苦会谈,终于有了结果。12月,他又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草签了第三个协议文件《关于商业发射服务的国际贸易问题协议备忘录》,经中国政府批准,由驻美大使韩叙正式签署。
发射外星的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89年1月,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香港亚洲卫星公司签署了关于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正式合同。然而,正当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工作向前推进时,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美国又借题发挥,已同意发放的卫星出境许可证又遭到冻结。在此之际,他于1989年12月又领命前往美国,与美国国会议员、科技委员会主席罗埃、国务卿代理助理汉金进行会谈,历经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卫星出境许可证。1991年4月7日,亚洲一号用长征三号发射成功,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服务零的突破。在喜庆的时刻他最难忘记的是两年多来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征程无坦途,在后续的长征二号E、长征三号、长征三号B、长征一号C改等运载火箭发射外国卫星中,也是一步一个坎,他抱着坚定的信念,凭着坚实的技术功底和机动灵活的谈判策略,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使中国运载火箭的国际商业发射服务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征程路漫漫,奋斗无穷期。2000年2月3日,他又被中国国家航天局特聘为国家航天局参加中美政府间发射服务年度磋商的高级顾问,继续为我国运载火箭的国际发射服务而奔波奋斗。
他既是一位航天科技专家、学者,又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和科技管理工作者。40多年来,他一贯注重航天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订工作,6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八年四弹”规划的制订工作,从总体设计人员的角度发表了中肯的意见;70年代中期,曾为我国80 年代前期战略导弹与航天技术三项重点任务的确定献计献策,为领导决策提供了支持;80年代中期,参加领导了新“三星、一箭,一论证”规划的制订工作,主持制订了航天技术政策和航天科技中长期规划纲要。这些对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在从事大型航天系统工程的组织指挥与管理中,也有出色的表现,特别是善于协调与决策和敢于协调与决策,更是大型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所必须具备的。他靠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勇于实践与探索,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科技管理经验,还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和工作风格,思维方式上就是统筹兼顾、着眼于整体与全局的系统思想方法;工作特点是严格按程序和已定的规章办事,循序渐进,创新与实事求是相结合,抓住重点,兼顾全面,点面相结合;工作风格上是善于组织和团结科技人员,发挥集体的聪明才智,群策群力。正是靠着这些,这位当时还比较年青的他才能脱颖而出,成长为优秀的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现在,他已年愈古稀,但在中国航天这块沃土上仍辛勤地耕耘着,新三星工程还有后续星的研制发射任务,他还新担任了导航定位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于2000年10月和12月成功地用长征三号A发射了两颗导航定位卫星,现正在运转和使用。使命在肩,任重道远,这位老航天必将在新征程中创造新的辉煌,中国航天也必将获得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谭邦治 霍明儒)
你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航天事业
--献给孙家栋
郭曰方
50 年前
一些外国人
曾经戏言
中国自己的
人造卫星上天
那只是天方夜谭
50年后
我们的神舟飞船
横空出世
我们的北斗卫星
舞姿翩迁
我们的探空火箭
高奏凯歌
我们的探月工程
捷报频传
中国的100多个
飞行器
一次又一次穿梭
茫茫太空
用闪光的轨迹
划出一个个令人
眼花缭乱的圆圈
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
自主创新
协力攻关
实现千年梦想
探索宇宙空间
中国的航天技术
后来居上
一马当先
然而 有谁
能够知道
这其中
凝聚着
中国科学家的
多少艰辛
多少奉献
于是我想起孙家栋
一个被称作
卫星之父的中国人
一个炎黄子孙
他是真正的
国家栋梁
时代楷模
在中国发射的
100多个
空间探测器中
有34个
都凝聚着
他的杰出贡献
30多岁
他就担负起
东方红卫星
总设计师的重任
从风华正茂
到耄耋暮年
他为中国的
航天事业
呕心沥血
写下一部
气贯长虹的诗篇
钱学森说
他为孙家栋的
杰出成就骄傲
欧阳自远说
孙家栋
把一生都献给了
中国航天
导师的褒奖
同事的点赞
的的确确实至名归
探月工程终身成就奖
两弹一星功勋奖
太多太多的奖励
太多太多的光环
光彩夺目
星光灿烂
面对荣誉
仰望星空
他把目光
又投向辽远
在他那坚定而执著的
目光中
我们分明已经看见
中国的北斗卫星
中国的嫦娥工程
中国的深空探测
中国的宇宙飞船
应该 而且必须
为人类的生存发展
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我们的梦想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 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