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8日，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任总体技术研究室主任的任新民和创业者们一起，开始向导弹与航天这一全新技术领域攀登。他们组织了导弹与火箭各专业技术讲习班，采用互教互学和测绘苏联提供的P-1模型导弹的办法，探求着导弹与火箭知识。任新民曾亲赴满洲里接收从苏联引进的P-2导弹，他还作为中方代表在协定上签字。

导弹与航天技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应用技术，是多种基础学科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综合与运用。5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基础和工业技术基础都还十分薄弱，相当多的专业技术和学科领域尚属空白。当时只有钱学森教授在美国参加过导弹与火箭的研究、试验工作。1958年1月，开始了P-2导弹的仿制工作。液体火箭发动机被称为导弹的“心脏”，是导弹仿制中的重要关键技术之一。当时担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的任新民和同事们先后克服了材料、工艺、设备及推进剂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终于在1960年下半年仿制成功P-2导弹的液体火箭发动机。1960年12月，成功地发射了中国制造、使用国产推进剂的两枚近程弹道导弹。中国人在掌握导弹技术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中国有了自己造的导弹，从而掀开了中国武器装备崭新的一页。在中近程导弹的自行设计工作中，他担任这一型号的副总设计师，主管发动机研制工作。自行研制远比仿制困难得多，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挫折和困难接踵而至。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国内经济建设出现了暂时性的困难，他和同事们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终于在1962年1月获得第一台自行研制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试车成功。

在向尖端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1962年3月21日进行的第一枚中近程弹道导弹飞行试验遭到了失败，但他们没有气馁，很快开始了紧张的故障分析。他主持了多种发动机系统方案的分析论证工作，并进行了不同方案的地面试验，有针对性地对设计进行了修改，提高了发动机结构的抗振强度和比推力，接着进行了性能、可靠性和全弹试车。还同其他分系统的科技人员进行了这一中近程导弹的总体技术方案、控制分系统、弹体结构分系统等的设计修改与地面试验。经过改进后的中近程导弹于1964年6月29日再次进行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已掌握了自行研制导弹的技术，迈开了独立研制导弹的步伐。

中近程导弹研制成功后，又转入了一个全新型号——液体中程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他主持这一导弹的液体发动机研制工作，同有关科技人员、工人一起，先后解决了发动机的不稳定燃烧、高转速高性能涡轮泵的设计、四机并联技术、推力室的真空钎焊、波纹板成型、等离子喷涂、材料的相容性等关键技术。特别是在突破燃烧室高频不稳定燃烧这一技术难关时，他亲自进行分析计算、参加试车、参加讨论，经过多个技术方案的反复比较和百余次的试车，最后采用了隔板、液相分区的方案，圆满地解决了这一关键技术。为这一中程导弹的研制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965年后他全面负责这一导弹的研制工作，带队赴试验基地领导飞行试验，虽已年过半百，在塞北的寒冬腊月，住在简易的宿舍里，得了重感冒，仍坚持在测试工作的第一线。他为这一导弹按期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受命担任中远程弹道导弹和由此导弹改进而成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而且同年轻的科技人员一起在戈壁大漠中寻找导弹残骸；在洲际液体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中，他主持了液体发动机方案的论证与设计工作，参加了关键技术的攻关工作；在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进行发射试验时，他担任发射场区的总指挥；尔后，他还作为试验队队长，组织领导了由这一导弹演变而成的长征二号、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发射应用卫星的试验任务，均获圆满成功。

他几乎参加了我国所有的第一代液体弹道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任新民是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正当长征一号研制工作进入关键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科研生产队伍和秩序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与干扰，他自己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由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点名保护，才使他能专心致志地从事型号研制工作。从总体方案到各分系统，他深入现场亲自对各种技术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校核、审查和落实。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用长征一号发射了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而使我国掌握了研制多级运载火箭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也光荣地载入了中国航天史册。他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研制试验的有功人员，于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总理称他们是“中国放卫星的人”。

在他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时，就分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特别是对发射用的长征四号A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技术方案的确定，到重大技术关键的解决，他都亲自参加、亲自决策。后来，他被任命为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就更潜心致力、尽职尽责地抓长征四号A、风云一号及其他系统的研制工作。1988年9月和1990年9月，他两次组织领导了长征四号A的成功发射，第一颗风云一号虽只正常运行39天，但地面接收的图像已接近美国第三代业务应用气象卫星的水平，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亚太地区气象会议的代表，在国家气象局气象卫星资料处理中心观看接收到的卫星云图时，都交口称赞。这第二颗试验气象卫星为在北京召开的第11届亚运会的气象预报作出了贡献，并为特定的科学探测卫星和我国的南极考察提供了气象保障。这两颗试验气象卫星取得了多项科学技术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他担任着风云一号○二批（风云一号改进型）工程的总设计师。

他还是另外两项返回式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其中一项已进行了两颗卫星的成功发射与回收；另一项已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D运载火箭和新的返回式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并于1992年8月和1994年7月进行了两次成功的发射与回收。这两项工程都已圆满地完成了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除尽心尽力地完成上述各项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职责外，还担任着新一代大容量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工程的技术顾问，并且于1994年2月和1994年11月两次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加了长征三号A发射实践4号和配重星、长征三号A发射东方红三号的组织领导工作。

早在1956年春天，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担任教授时，曾作为科技专家的代表参加了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

60年代中期，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织科技专家讨论导弹技术发展方向、技术途径及规划，他深思熟虑，对“火箭技术发展途径”和“发展规划”都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建议，特别是从液体火箭发动机这一专业技术角度分析了这一规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这对我国第一代弹道导弹和运载火箭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70年代后期，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主持了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80年代前期三项重点任务的讨论。他当时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从技术方向、技术途径和技术方案以及技术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翔实的论述，为确立这三项重点任务提供了重要论据。

他还多次主持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展方向、技术途径、规划、技术方案等的讨论，特别是力主尽早开展新型氢氧发动机的研制。目前，我国液体发动机的研制已初步形成系列，且具有较高的质量与可靠性，为各种运载火箭的研制提供了保证。这些都凝集着他的心血与辛劳。他还领导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建设，从规划的制订，技术方案的确定、设计、审查，到建设的实施，他都亲临第一线，参加讨论和决策。从而为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一些外国宇航界的同行参观了我国的试车后，称赞有特色，中国人在航天事业上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1984年，我国的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后，时隔不久，他反复地讲：“前30年我们走过来了，后30年干什么、如何干。”还经常宣传他设想的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新的发展蓝图：“中国的运载火箭要改进、完善，动力系统与控制系统等都要提高技术水平；要有一个新的长远规划，要提高运载能力、形成系列、降低成本；要努力提高质量与可靠性；要努力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应用卫星要努力提高研制水平，包括各种技术性能指标，如：长寿命、高可靠、提高有效载荷与卫星总质量之比等；要使一些主要的应用卫星建立长期、稳定、协调、持续的运行系统；要以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需求为牵引，增加应用卫星的品种与种类，逐步配套；应用卫星要与应用方法研究、地面应用系统等统筹规划、协调发展，以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效益。”

任新民曾两次主持了宇航学会召开的关于“航天技术与国民经济建设”的研讨会。他在大会上作报告，并带领有关人员向李鹏总理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提出了建立长期、持续、稳定、协调的应用卫星运行系统的建议。

他多方呼吁：“要对我国的载人航天技术提早进行规划与论证和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以保持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势头，在世界航天高技术领域继续占有一席之地。”1985年7月，他以部科技委的名义，亲自发起并主持召开了“关于空间站问题的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文集，对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作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在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规划性工作中不断地作出贡献，并提出多项具有远见卓识的见解，这与他通过实践熟悉各类航天型号的研制情况，并积累了丰富的研制试验和科技管理经验等是密切相关的。他坚决执行国家给航天科技工业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坚信中国人行，可以用自己研制的运载火箭发射自行研制的通信卫星，还可以进行外国卫星的商业发射服务。他还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的导弹与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在世界有了发言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是他研究规划和领导型号研制工作所遵循的又一个重要原则。他考虑问题的基点是客观和科学，时刻注意按科学规律办事，严格执行型号研制程序。他还经常告诫科技管理人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抓好预先研究，搞好技术贮备，那是会受到科学规律惩罚的。”

由于他在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上的成就与贡献，赢得了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的普遍赞誉：“朴实勤奋，德高望重”，为航天人敬重的楷模和典范。老骥伏枥，霜重叶红，这位接近耄耋之年的老航天仍一如既往，奔波于研究所、工厂和卫星发射中心，在他眷恋的导弹与航天园地里辛勤地耕耘着。

（谭邦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