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4年，查德威克就发现放射性物质辐射出的α射线、γ射线的谱是分立的，而β射线的谱却是连续的。1930年12月W.E.泡利（Pauli）提出了关于中微子的假设，以解释这一现象。1931年，泡利重申了他的新粒子假设，并指出，按此假说，电子能谱应有个尖锐的上限。迈特纳十分重视这个问题。王淦昌到迈特纳的实验室后就研究RaE的β射线谱。因为RaE的β衰变中并不夹杂着γ射线，最宜作β谱连续性问题的研究。他用盖格—米勒计数器研究了RaE放出的β射线在Cu中的吸收能谱，证明β射线能谱存在一个上限，并求得β射线能量的上限Hp值为5300，能量高于Hp =5000的β粒子最多不过总和数的1%。这个结果与F.C.钱皮恩（Champion）用云室照相所做的结果上限Hp值（5500）极为一致。王淦昌与钱皮恩的结果都是对泡利假说的有力支持。王淦昌于1932年1月在德国《物理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关于RaE的连续β射线谱的上限》的论文。之后，王淦昌差不多花了两年时间进行ThB＋C＋C″的内转换电子研究。1933年底，他完成了博士论文。

1933年12月，E.费米（Fermi）提出了著名的β衰变理论。费米计算了β射线的连续谱，结果与1933年前实验测到的RaE的β谱十分吻合。费米断言，在β衰变时，存在质量为零的中微子，支持了泡利的假说。

王淦昌回国后，没有条件继续原子核物理实验研究，但他仍然注视着核物理的进展，凡能看到的杂志每期都不漏地阅读。他和束星北都关心β衰变和中微子问题，在“物理讨论乙”课程上，他介绍了“中微子和β衰变的实验”，束星北讲了“费米的β衰变理论”。王淦昌不仅在讨论和讲课中阐述这些观点，还一直在推敲如何从实验上确认不带电、静止质量接近于零的中微子的存在。1941 年以前，虽然已有不少物理学家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但都未成功。1940年，王淦昌在遵义，利用患肺病休养期间阅读了有关文献，特别是仔细琢磨了1939年《物理评论》上H.R.克兰（Crane）和J.哈尔彭（Halpern）关于探测中微子的文章。经过反复思索，想出了利用他做博士论文所研究的内转换电子机制来探测中微子，写出了著名的短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王淦昌在文章中说：“众所周知，不能用中微子自身的电离效应来探测他的存在。看来，测量放射性原子的反冲能量或动量是获得中微子存在的证据的唯一希望。”

“当一个β^＋类放射性原子不是放射一个正电子而是俘获一个K层电子时，反应后的原子的反冲能量和动量仅仅取决于所放射的中微子，…要想得到放射的中微子的质量和能量，…只要测量反应后的反冲能量和动量就行了。而且既然没有连续的β射线被放出来，这种反冲效应对于所有的原子都是相同的。”

王淦昌在这篇文章中创造性地提出用K电子俘获的方法探测中微子的存在，使普通β衰变末态的三体问题变为K俘获中的两体问题，从而使中微子的探测成为实际可能。王淦昌在文中作为例子，还具体建议用Be⁷的K俘获过程探测中微子的存在。

当时，王淦昌无法亲自进行所建议的实验。他将论文寄给《物理评论》编辑部，1941年10月13日寄到，1942年1月号即刊出。1942 年3月，美国科学家J.S.阿伦（Allen）就按此建议做Be⁷的K电子俘获实验，测到了Li⁷反冲能量，初步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由于用的样品较厚与孔径效应，未能观察到单能的Li⁷反冲。以后，B.T.莱特（Wright）在1947年，P.B.施密斯（Smith）和阿伦在1951年又重做了类似的实验，仍没有测到单能反冲。直到1952年，G.W.罗德拜克（Rodeback）和阿伦做Ar³⁷K电子俘获实验，才第一次测到了单能的反冲核Cl³⁷。反冲能量的实验值与理论预言值完全符合。同一年，R.戴维斯（Davis）又做Be⁷的K电子俘获实验，成功地测出Li⁷的单能反冲能量为55.9±1eV，理论预言为57.3±0.5eV，实验值与理论值完全吻合。王淦昌1941年提出的建议，在1952年的实验中最后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王淦昌从40年代开始基本粒子研究。50年代利用宇宙线研究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取得多方面成果。1956年，他奉派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时，该所10GeV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即将建成。它是当时国际上能量最高的加速器。

50年代正是第一代高能加速器陆续建成的时期。美国于1955 年在新建成的6.3GeV的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上，先后发现了反质子和反中子。设在日内瓦的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正在建造30GeV的质子同步加速器。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加速器在能量上只能占几年的优势。在探测器方面，当时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则处于绝对的劣势。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王淦昌以敏锐的科学判断力，根据当时的各种前沿课题，结合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优势，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1）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2）系统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产生的规律性；并亲自主持寻找反超子这一主要课题。要发挥高能加速器研究反超子的优势，必须选择有利的反应系统，全面观察所研究粒子的产生、飞行、相互作用（或衰变）的全过程。为此，王淦昌选择放置在磁场内能显现粒子径迹、可进行动量分析的气泡室作为主要的探测器。为了争取时间，他提出抓紧建立一台技术上较易实现的容积为24升的丙烷气泡室，而不是选用质量更好但花费时间较久的氢气泡室。1957 年夏，王淦昌提出，利用高能π^-介子引起的核反应系统来研究新奇粒子及其特征。1958年春，24升丙烷气泡室建成。

1958年秋，王淦昌研究小组开始了6.8GeV/c的π^-介子与核作用的数据采集。1959年春又建立了8.3GeV/c的π^-介子束，开始新的一轮数据采集。前后总共得到了近10万张气泡室照片，包括几十万个高能π^-介子核反应的事例。在浩如烟海的照片中，对逐张、逐个事例进行观察。1959年秋，从4万张照片中发现了第一张反西格马负超子（^-）事例的图象照片，经过计算正与预期的一致，而且是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超子“产生”的事例。1960年3月24日，王淦昌小组正式将有关^-发现的论文交苏联的《实验与理论物理期刊》及我国《物理学报》发表。这个发现对证实反粒子存在的普遍性提供了有力证据，因此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和重视。在发现^-前后，他们还取得了一系列其他重要成果。

1972年，杨振宁教授访华时曾对周恩来总理说，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及其小组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

1982年，王淦昌、丁大钊、王祝翔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工作获我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78年王淦昌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后，积极推进我国核能的和平利用，尤其为我国核电发展大声疾呼。当时我国核电正处于徘徊阶段。同年10月2日，王淦昌和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四位专家联名上书邓小平副主席，提出发展我国核电的建议。邓小平十分重视，派人找写信人座谈。这封信对我国核电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979年3月，他率领我国第一个核能考察代表团访问美国、加拿大，推进了我国核能国际合作与交流。1980年初，王淦昌领导成立中国核学会，并任理事长。从此，更为推进我国核能和平利用做了大量工作。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举办“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王淦昌为135位部长以上中央领导同志讲了《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他论述了核电站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以及我国发展核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加速我国核电建设的建议。1983年1月，在论证我国核电发展方针的会议上，他以“在发展我国核电事业中正确处理引进和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问题”为题，再次阐明了技术设备引进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指出引进是手段，增加自力更生能力，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是目的。1983年11月，以王淦昌为首的17位专家向国务院提出《全国上下通力合作，加快原型核电站的建设》的报告，促进了秦山核电站建设。1984年、1986年他两次到秦山核电站现场检查工作，一再强调确保质量与安全。

1986年1月21日，党中央领导会见了王淦昌等核专家，王淦昌再次提出开发核能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该建议以《开发核能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为题刊登于1986年4月4日《光明日报》。

王淦昌对我国核技术的推广应用，核聚变能开发，以及粒子加速器和射线仪器的研制生产都很关心。他曾领导中国核学会举办了多次核技术推广应用展览会，还向国家有关方面写过多次建议。

后来，我国秦山核电站和大亚湾核电站相继投入运行，王淦昌和许多老科学家关于我国开发核电的夙愿初步实现。

80年代以来，世界上掀起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这对我国既是挑战，又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振兴国家的良好机遇。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等四位科学家上书中央，对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提出建议。报告认为，“我国应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发展的进程。因为真正的高技术是不可能引进的，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抓起来。”这个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极大关注和大力支持。3月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并强调指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经过200多名专家学者的全面论证和反复修改，1986年11月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批准，具有深远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在我国大地上破土而出。“863计划”实施后，已取得一大批重要成果，不少工作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在我国高技术发展中起了带头和核心的作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直接的贡献。人们将永远铭记王淦昌等老一辈科学家为发展我国高技术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王淦昌不仅学术成就卓著，他的学风，他的科研道德和做人的品格，也是人们学习的好榜样。

热爱祖国是王淦昌身上最可贵的品德，也是他一辈子兢兢业业献身于祖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动力。从德国留学时立志报国，经湄潭的艰苦奋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英姿焕发；从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经“以身许国”参加“两弹”研制，到80年代为核电大声疾呼，无不流露着他拳拳赤子之心。他经常鼓励年轻一代要奋发图强，为国争光；一再强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要把个人与祖国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正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

王淦昌具备科学家的许多优良品质。作为一位科学家，他坚持不懈地开展科学研究，始终未脱离科学研究第一线。他勤奋好学，不耻下问。80多岁高龄，还在坚持阅读文献，指导科学研究。科学在于创新，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富于创新精神是科学家的重要素质。在6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王淦昌始终注视着世界科学发展的新动向，不断开拓，不断创新。他是一位始终向前看的科学家。他对已取得的成绩看得很淡薄，所注意和关心的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开展新的工作。他的学术思想很活跃，对物理问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正确的预见性，治学严谨细密。正因为他具有这种素质和作风，才能取得探测中微子方法的建议和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这样重要的科学贡献。也正是这种素质和作风，在核武器研制和核试验中，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淦昌是一位不说空话、不沽名钓誉的实干家。他对待科学是真诚的，对待人也是真诚的。对同辈真诚团结，对晚辈诲人不倦。他豁达胸怀，从不争功诿过，严于责己，宽于待人。从不摆架子，总是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为人谦逊，能虚心客观地倾听别人意见，从不以权威自居、盛气凌人。他总能与同行合作共事，年轻人都尊敬他，喜欢和他在一起。

他待人真诚，但又有原则；总是实事求是，从不盲从。他不畏邪恶，正气凛然，不管压力多大，“帽子”多重，他仍以高度责任心坚持核试验工作，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说违心话。

王淦昌热情关怀年轻人的培养与成长，扶掖后进，不遗余力。他担任近20年的大学教授，桃李满天下。他开创我国许多核科技领域，言传身教，造就了大批人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他的学生和曾在他指导下得到成长的就有14位之多。如程开甲、胡济民都是他的优秀学生；胡仁宇、唐孝威、吕敏、丁大钊、王乃彦等都曾在他直接指导下得到成长；他的不少学生现在国外，如李政道、汪志馨、冯平贯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在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期间，在他领导的研究组中，当时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一批学者很长时间之后还念念不忘王淦昌教授对他们的培养。王淦昌是我国核科学的领导人和学术带头人，是一位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科学家，是我国核科学的一代宗师。

王淦昌是一位把智慧和精力全部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科学家，他以杰出的科学成就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了我国科学界的爱戴和尊敬。

（李寿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