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费雪——新妈妈（2） 

    作者 /［美］尤金·费雪　　翻译 / 伽 叶　陈 功

　　“你要去克里夫顿旁边那个停车场吗？”艾莉诺问，“我要去街对面，我们一起下去吧。”艾莉诺抓起一个小背包，单肩甩到背后，“你来这儿期间还要采访谁？”

　　“明天我要去采访美国血库协会的唐纳德·诺伊斯，”泰丝回答，“然后我要去华盛顿待一周，去找那些能和我聊政策的人。”

　　“唐纳德我接触过，人不错，在惹毛别人方面也很有一套，但他对自己的领域非常精通。”

　　“我听说过。”

　　在走廊尽头，艾莉诺转身下楼，发现泰丝在电梯前停住了，她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哎呀，我在想什么啊，我们坐电梯吧，”艾莉诺走回来按下电梯，“老习惯了，抱歉。”

　　“没事。”

　　“话说，预产期是什么时候？”艾莉诺问道。

　　“十月二十二号。”泰丝回答

　　“那就是个小天秤，除非他晚一天出来。名字想好了吗？”

　　“叮”的一声，电梯门打开了。“我和我女友一直叫他迪卡夫。还不知道性别，出完这次差就去做B超。”

　　“哦。”艾莉诺说，“抱歉，我以为你已经检查过了。”

　　“还没有。我觉得知不知道无所谓，但是我女朋友等不及了。”

　　随着楼层下降，电梯发出轻柔的提示声。两人都没有说话。一下午的谈话过后，艾莉诺第一次陷入了沉默。泰丝靠墙倚着，电梯的扶手舒服地撑着她的后腰。

　　她们走出大楼，站在佐治亚州的艳阳天里，艾莉诺终于开口了：“知道捐精者是谁吗？”

　　“哦，那是个匿名捐精者。这样法律上安全些。你想，万一过几年有人回来认孩子呢？”

　　“嗯。”艾莉诺点头，“确实。”

　　艾莉诺手搭着凉棚看天，却又对上了泰丝的视线。

　　“好吧，算我多管闲事。但你刚才也说了……我是说，既然你准备找唐纳德了解血库的情况，那你应该想过这个问题了。你知道精子银行不一定安全，对吧？这是目前公共卫生的一个大问题。”

　　她当然知道精子银行的问题。为此她和朱迪吵了好几个星期。精子银行肯定多多少少受到了污染。对于泰丝来说，受污染程度已经没有意义了，再小的几率都很可怕。朱迪说，纠结这个问题只会让她越来越紧张，任何医疗程序都有风险，而生活在歧视同性恋的佐治亚州，头等大事是保住二人的家庭。泰丝最终同意了。朱迪说得没错，怀孕有众多风险，GDS是最不足为虑的一个。朱迪还说，同性父母的法律身份才是最麻烦的。如果泰丝还是不放心，她们可以选择多年前的冷冻精子。朱迪还坚定地说，不管发生什么她们都能搞定。这一点泰丝是相信的。可是……

　　“你手上有数据吗？”泰丝问。

　　“精子银行的数据？”艾莉诺回问。

　　“嗯，人口统计数据也行，或者其他还没有发表的资料。发表过的我肯定都看过了。”

　　“我不能讨论尚未发表的……”

　　“我不写出来，求你了。”

　　艾莉诺用靴子的尖头点着柏油路上一块卵石，伸手抹掉脖子后面的汗，说道： “普查的数据粒度还不够细，这是个问题。但很多纵向研究已经在进行了。你是哪里人？”

　　“南德克萨斯，休斯敦。”

　　“在德州的拉美裔出生率涨幅比较大，可能是因为他们信天主教的不喜欢用避孕套。但真要做风险分析，你得把选择性偏差算进去。还有，选择捐精是哪些人群，精子银行又会筛查哪些疾病？这些数据我们都没有。”

　　“嗯，”泰丝说道，“这些数据应该都查不到。”

　　“感染几率确实很低，说实话，受精前洗涤精子的时候已经除掉了大部分病菌。一般的性传播疾病都是接触到精液才会感染，而不是精子。不过GDS的话……”艾莉诺似乎不知道该把两只手往哪里放，索性插进了裤子后面的口袋里，“你留个心眼就好。”

　　泰丝叹了口气：“我懂的。”

　　艾莉诺点点头，两人再次陷入沉默。泰丝准备向她道别，艾莉诺却又开口道：“你说不写出来，是不是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表？”

　　“是的，别担心，我一定不会写的。”

　　“这不是病毒。”

　　“你说什么？”

　　“GDS，它不是病毒，是一种抗药性极强的细菌，一种细胞内的寄生物，类似衣原体。”艾莉诺说道。

　　“它是衣原体？”

　　“不是，是一种有着相似生命周期的微生物，有点像一种想成为病毒的细菌。它藏在宿主细胞的细胞质里，在那里繁殖。所以可能精子洗涤对它没用。我现在只知道这么多了，我们正在研究这个。说真的，过几个月再来找我吧，到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你都可以写出来。”

　　泰丝向艾莉诺伸出手，“谢谢你和我聊这么多。”

　　“祝你的文章顺利完成。”艾莉诺迟疑了一会儿，又补充说，“至于其他的事情，祝你好运。”她松开泰丝的手，转身离开。

　　泰丝回到车里。她想起和朱迪一起去精子银行的情景。两人翻遍了资料库，最后选了一个匿名的盎格鲁血统精子。选择盎格鲁血统是想让孩子和她俩长得像，负责手续的年轻人把泰丝当成了混血儿，热情地提醒她们还有混血精子。最终选定的是一个放了五年的精子，这是那个地方放得最久的。她们已经够小心了。说不定九个月后，艾莉诺会告诉她不必谨小慎微了，只要给她打一针，给迪卡夫打一针，有必要的话，再给朱迪也打一针，就万事大吉了。但真会这么好运吗？

　　泰丝拿出手机打开地图，搜索出大学的路线。她看到朱迪发来一条信息，是她们之前聊天的回复：我一直都这么和你说啊。

　　泰丝把手机扔到一边。

　　学校的大礼堂似乎在搞什么活动，泰丝堵在了蜿蜒冗长的车流中。一台台车缓慢地拐进停车楼，这让泰丝想起在机场看到的大蚂蚁群。望着几乎完全不动的车群，她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去集会的，还是去把礼堂拆掉的。

　　唐纳德·诺伊斯在血液科干了四十年了。他是个静脉抽血师，曾在美国红十字会工作，现在就职于美国血库协会。美国血库协会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致力于血液用药方面的安全。诺伊斯说，现在同事们私下聊得最多的两个话题就是：人群划分和物种形成。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对血库进行分类管理？我告诉你，这事迟早得做。”

　　最早引起医学界广泛关注的GDS病例就是输血造成的。人们可能会想，既然如此，现在的医疗机构理应重点关注献血和输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医学界两年前就了解这一问题了，但全国的采血用血政策至今照旧。

　　“我们需要化验结果。”诺伊斯说。这个化验结果将显示GDS血液与健康血液之间的不同。“只要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事情就会简单很多。但是研究结果还没出来，采血机构还是要运转。现在无从判断哪些人的血液是健康的，采血站只能粗暴地进行人群划分。说出来不好听，但已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要保证受血者不被传染，就保证不了所有人的献血自由。”

　　人群划分就是禁止高危人群献血。例如艾滋病刚爆发的那几年，人群划分就意味着拒绝男同性恋和静脉注射吸毒人士的血液。诺伊斯当时就在红十字会工作，然而红十字会行事拖沓，白白浪费了限制疾病传播的机会，倍感失望的诺伊斯最终选择离开。

　　那时的红十字会没有及时禁止同性恋人群献血。几年后，商业公司开始从红十字会买血，并将其加工成昂贵的药品，他们才开始采取措施。

　　“而到这时，”诺伊斯说，“我们已经能做HIV血检了，他们却忘了把这项规定改回去，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今天的高危人群则是在过去六年中产下女孩的女性，以及这些女孩的父亲（六岁以下的女孩也是关注对象，如果她们到了可以献血的年龄，而我们还做不了血检，那么她们也会被列入高危人群）。近年内生下的女儿越多，母亲感染GDS的几率就越高。一些公司听从美国血库协会的建议，拒绝了有三个以上小于六岁女儿的献血者。但目前还没有针对男性潜在携带者的措施。

　　“这个方案并不完美。”诺伊斯摸着自己秃顶的脑袋承认道，“毕竟人群划分只是权宜之计。我们最终会找出血检的办法，不过就算找到了办法，也不能把那些查出阳性的血液一扔了之。被感染的人有很多，他们可以互相输血。不然以未来几年的人口的增长，健康的血液是不够用的。但现在我们还不能升级血库设施，药监局不让。”

　　药监局的血液制品顾问委员会负责为公共采血机构制定各种条例。他们针对GDS出台了一份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提出的建议恰好是诺伊斯所希望的，即建立一个专门的设施来收集和储存GDS血液。这份白皮书招来众多争议，在诺伊斯看来，这都是因为白皮书的作者太不会说话了。

　　“写这东西的可怜虫绝对想不到自己捅了多大篓子。他本意是好的，你看，这些规划切实可行，时间安排也非常合理。错就错在用词上。”

　　白皮书建议新增血液的类目，并引用了“物种形成”这个概念。作者认为感染GDS的女性生育方式不同于正常人，已经满足物种形成的条件，可以划成一个新物种，和未感染人群区分开。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让药监局焦头烂额。

　　“现在谁都不敢动了。把全人类分成两个物种，没人愿意带这个头。”诺伊斯给药监局取了好几个不雅的名字，但在物种形成的问题上，诺伊斯也不做评论。“我不了解物种形成，应该让比我更懂的人来回答。不过在我看来，不管他们是什么，归根结底依然是人。而且这些人有很多，他们都需要血。”

　　没人会反对感染者人数众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GDS携带者还算是人。虽然现在药监局被不当的言论吓傻了，但在其他政府部门，已经有人想把“GDS携带者属于另一物种”写入法律。

　　《美国时刻》记者的身份很好用，泰丝在华盛顿通行无阻。她此时在哈特参议院大楼大厅，把包放进X光安检机，抬起双臂配合拿着检测仪的保安。一双双眼睛和仪器仿佛要把她看透了，熟悉的恶心感再次袭来。不管她怎样安抚自己，在这座城市的时间越长，采访的人越多，她就越发焦虑。目前为止，她采访了三个参与GDS立法的代表，第四个也约好了。很多说客都在找她，抢着要和她见上一面。今天要采访的这位是德州资深参议员贝莉·罗杰斯，这位议员居然能在满满当当的日程表中挤出十五分钟接受访谈，实在出乎泰丝的预料。要知道，罗杰斯自己的家人要见她都不容易。多年来众多记者都联系不上她，泰丝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使了什么伎俩才把她逮住的。保安没有发难，挥手让她通过。

　　泰丝看好楼层示意图，在一扇玻璃门前对着影子理了理凌乱的头发，便朝着贝莉的办公室进发。自己是个小人物，《美国时刻》也不够分量。都是因为她在写坎迪斯事件，所以才备受关照。参与GDS立法的人都想在这件事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一人缺席了这场讨论，那便是坎迪斯·蒙特罗斯本人。坎迪斯才是这儿的名人。至于泰丝，最多只是借了她的名头。

　　如果泰丝真是个人物，贝莉肯定会赏脸和她握个手，但这位议员只是让助理离开，然后笑容满面地欢迎泰丝，自始至终保持着一臂的距离。“抱歉我不能和你握手，不是针对你……”她望了望泰丝的肚子，“你懂的。”

　　贝莉示意泰丝在桌前坐下。她身后的墙上挂满了镶框的照片。一张是在达拉斯竞选胜利派对上和她的四个儿子合拍的，一张是她穿着蔓越莓红的套装与前国务卿握手，还有一张是她在一个乳腺癌慈善筹款会上参加两党座谈。“现在我不能在走访社区时逗弄小孩了，我丈夫说我应该辞职回家，永不竞选。我告诉他没那么夸张，而且我还是可以逗小男孩嘛。”她大笑起来，巨大的耳圈在一头整洁的银发下面乱颤。

　　“您的一个部下刚才和我握手了，”泰斯边说边从包里拿东西，“您最好和他谈谈。”

　　贝莉也坐了下来，十指交叠放在桌上，泰丝觉得这个动作她练习了很久。“这是新形势，我们都还在适应，所以大家才急需一个领导者。”

　　泰丝翻过与贝莉相关的笔记，找了一张空白页。笔记不多，但她很清楚为什么贝莉愿意接受采访。这位参议员是健康与公共事业部拨款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不想让纳税人的钱流到GDS患者手里。但这些患者有个很麻烦的地方——她们通常都是孕妇。泰丝相信贝莉之所以接受采访，完全是为了维护她苦心经营多年的家庭至上的亲民形象。对立身于德州的女性政客来说，这可是决定竞选成败的因素。泰丝两年前就不再给她投票了。

　　“我们开始录音吧。”泰丝打开录音机，“您什么时候得知GDS传染病的?”

　　“我是在三个月前第一次听说的。”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的一个助手告诉我的。我的部下一直定期向我汇报奥斯汀的新闻，那里有许多我的老同事。虽然人在华盛顿，但我依然心系德州。要知道，最早发现GDS的就是德克萨斯的研究人员，我们从一开始就是GDS问题的领导者。”

　　“我知道。”泰丝在笔记本上快速写下“领导！！！”，又重重画上波浪线。“在您的提议下，你们部门最新的拨款法案禁止联邦基金给任何为GDS女性提供产前护理的机构拨款。能不能解释一下原因？”

　　“当然。这其实是在贯彻我从政生涯一向的理念。我一直致力于制定切实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尤其关注女性的健康问题，推出这个法案也是如此。”

　　“打压向孕妇提供护理的机构算什么公共卫生服务?”

　　“你找错切入点了，”贝莉说，“你该问：政府通过资金补贴助长疫病的传播，算什么公共卫生服务？我们不能坐视纳税人的钱流向日益增长的GDS患者，那是在火上浇油。”

　　“但是你在竞选中也强调了儿童福利。很明显这也是一个儿童福利问题。”

　　贝莉点点头：“是的，我同意。”

　　“可这项法案肯定会导致更高的婴儿死亡率，你要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没什么好处理的，门多萨小姐。这和我的竞选理念一点不矛盾。我是在保护医院里那些正常的、健康的儿童。健康的母亲和孩子仍然占多数，我们不能让她们暴露在一种我们了解甚少的疾病之下。从各项证据来看，这种疾病将毁掉她们的一生。”贝莉把涂了指甲油的手指放在显示器上，“这是几十封德州的女性写给我的邮件，你看了就知道她们有多么担心自己的女儿。男性写来的信更多，他们害怕自己当不了父亲。在我们彻底了解这种疾病之前，当前的形势需要绝对的谨慎。如果这个问题没处理好，人类的末日就不远了。”

　　这些说辞泰丝一点儿也不陌生，这种调子是如此熟悉，泰丝都能跟着唱出来了。不过贝莉说得更加圆滑，思路也更清晰。比起前几个总是说错话的众议员，贝莉的沉着冷静反而让谈话少了许多乐趣。北卡罗来纳州的盖尔·舒宁称没有感染GDS的母亲才是“真正的母亲”。马修·霍克直白地说他的选民必须是“自然出生的休斯敦市民”。当泰丝指出十二年后第一批天生患有GDS的女孩将达到法定选举年龄时，他回答说：“看看再说吧，十二年后的事情谁知道呢？”尽管表达技巧参差不齐，他们的回答还是惊人地相似。泰丝往往不用采访就能预测结论：GDS是一种病。我们要保护健康人群。男性可能会走向灭绝。心系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民。

　　既然贝莉消息灵通，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了：“你读过布福德州长的文章吗？”

　　贝莉的目光垂下去，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叹息。“我读过。”

　　“那么你同意他对反堕胎的新提议吗？”

　　卡尔·布福德，弗吉尼亚前州长，现为保守派智囊团的资深成员。他刚刚发表了《没有受精的生命？》一文，文中他解释说自己多年来反对堕胎，是因为他坚信生命从受精的那一刻就开始了。GDS胎儿没有受精，加上现在男性人口面临威胁，传统的反堕胎言论已经不适用了。他出言支持GDS患者堕胎，并呼吁保守派立法者行动起来。

　　一些人认为布福德作为议员发表这篇文章，说明保守派意识形态已经出现分裂。但在泰丝看来，这只是他的一己之见。泰丝采访过的议员都对这个问题避之不及。连霍克议员也只是小心地说了一句：“卡尔是个聪明人，他的意见值得大家重视，但我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倒是贝莉正面回答了泰丝：“我一直为自己能够凭良心说话而自豪。我也曾经和我的党派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有过分歧。我非常尊敬州长，他有他的考虑，但没有什么比堕胎更违背儿童福利了。我的整个政治生涯都在反对堕胎，我还会坚持下去。很遗憾，布福德州长的这种言论其实是在助长那些宣扬堕胎的投机者，不管他是不是有意的。这会让我们在过去几年里为保护儿童付出的辛苦努力付之一炬。”

　　贝莉的坚定和直白令泰丝有点吃惊。不过，毕竟贝莉在政坛摸爬滚打的时间比泰丝采访过的其他几位都要长。她在德州立法机关工作过，竞选参议员之前还在众议院呆了八年。她早已站稳了脚跟，有着可靠的人脉，财力雄厚的赞助者和训练有素的手下，所以她不需要跟风说话。泰丝结束采访走出贝莉的办公室，走廊上没有人窃窃私语，也没有人好奇地看她。这和去国会大厦时完全不同。

　　泰丝知道这些人还是会继续议论她，只不过是礼貌地先等她离开：《美国时刻》的记者不单单是怀孕了，她根本就是感染者，所以杂志社才会派她来！泰丝感觉自己一走出门，员工就开始擦拭她坐过的地方。马修·霍克的办公室最过分，那些西装革履的男人吓得发抖，她走出好远依然傻愣着。在地铁站，人们只要看到她的肚子就会对她关照有加，乘客见到她也纷纷让座。没想到到了国会大厦，自己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伤寒玛丽。

　　泰丝受够了人群的注视，不管是友善的还是惊恐的。她拦了一辆出租车回酒店，反正车费能报销。待会儿还要去见一个美国家庭协会的发言人，她得从一上午的忙碌中喘口气。坐在后座，泰丝从包里拿出一块吃了一半的三明治。肚子快饿扁了，却还是被迪卡夫绷得紧紧的。她扣上安全带，边吃边在手机上看邮件。

　　丽奈特已经发回了第一轮的修改稿，大体就是让她注意措辞。她在邮件中写道：你跟踪报道这个故事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自然会掺入个人感情。我很欣赏你的热情，但是不要在文章里过分流露。不出所料，“像母狗一样被骟了”那句被删掉了。‘HARS婊’也不能用，更不能用“强奸犯”去描述一个还没有被定罪的人，要改成“强奸嫌疑犯”。她也不能把肯尼·肯达尔叫作“禽兽”。丽奈特把这行话改成了肯达尔的一系列罪行，并加上“如果被判有罪的话”。

　　他肯定会被判有罪的。肯达尔拒不认罪，但这只是在走形式，他想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审判。在私下，他已经承认自己对一群学龄前女孩实施了绝育手术。泰丝给朱迪发了一个怒气冲冲的短信。她猜要是改成“禽兽嫌疑犯”，说不定丽奈特就给过了。

　　泰丝去见肯达尔时，他很兴奋地聊起了GDS。因为看过她的文章，他认出了因泰莎·门多萨这个名字。很明显，他在被捕之前经常看各种左翼新闻网站，好在布道的时候有话题可以抨击。“你比我想象中聪明些，”肯达尔说，“你的选题很大，但你只是个小女人。”

　　这是改变世界的疾病。最终人人都会了解它，被感染的孩子从小就会熟悉它。病菌的秘密也将被解开。但是肯尼·肯达尔是读了泰丝早年的文章才知道GDS的。在此之后发生的一切——坎迪斯母女遭到的暴行、丽奈特给她的工作合约、议员们的采访——全都因她的文章而起。

　　坎迪斯是泰丝唯一采访不到的人，毕竟她和别人不同，不在乎泰丝的文章。除了丽奈特的邮件，还有两封政坛人士的游说文，一封妇产科超声波成像的预约提醒，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邮件。坎迪斯的律师依然没有回信。

　　通常是有其他办法的。如果逮不到目标人物，那就采访他的邻居、同事、老师、亲戚。真正的专业记者总能挖到料。但泰丝采访不到那些看着坎迪斯长大的人。他们要么住在围着高铁栏的宗教居住区，要么被抓进了监狱。法庭记录也被封存着。泰丝当初把话说得太满了，她告诉丽奈特，GDS病友之间关系紧密，圈内大家互相都认识。但这次她的人脉没有用，大家都没有坎迪斯的消息。显然坎迪斯想一个人生活，不想认识什么病友。

　　泰丝只能不断给坎迪斯的律师发邮件。这就像滑手开瓶一样徒劳，但她别无选择。可以在下一封邮件里写一点马修·霍克对于她家庭的评论，说不定她就会被激怒，站出来反驳。

　　泰丝伸手推动酒店旋转门的时候，朱迪回了信息。

　　稿子的事情别放在心上，有些东西不言自明。给你妈妈打电话了吗？

　　打了，没人接。

　　再打一次，告诉她宝宝的礼物已经收到了，是个婴儿车，很漂亮。

　　孩子出去工作之后，泰丝的妈妈就离开了南加州的家，搬到华盛顿特区，在一家民意调查公司找了个人力资源的工作。泰丝这次出行特地多安排了一天去看妈妈。她和妈妈的关系不算亲密，但总比爸爸好些，自从四岁那年父母离婚，父女俩就形同陌路了。至于朱迪，她一直努力与自己的父母维持和睦。但她和朱迪都不想与这两人接触太多，更不希望他们影响到孩子。于是，要想迪卡夫的童年有个祖辈的亲人，那只能是泰丝的妈妈了。

　　泰丝回到酒店拉上窗帘，这是什么时候定下的？她记得那次对话，记得她们都同意了，但那份修补母女关系的决心有点模糊了。

　　先休息吧。她脱下衣服进浴室泡澡。休息好了再去处理几个说客。她在手机上设好闹钟，提醒自己半小时后出门，去见那个家庭协会的家伙。见老妈之前和这种难缠的人过几招，是个不错的热身。

　　过去两个月，亚利桑那州、田纳西州、堪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机关均已将故意感染或传播GDS定性为犯罪。大部分地区都将其归为故意伤害，但亚利桑那州出台的法案把传播GDS归为过失杀人，并明确提到了物种形成的问题。该法案的作者托马斯·孔克林认为GDS把患者变成非人类，减少了人类的数量，所以传播GDS等同于谋杀。法案里还有一项条款，说故意接受GDS感染，等同于自杀。

　　已经有十三个州正在努力将售卖感染了GDS的生物制品定为犯罪。这类法案的倡议者称这是一项必要、务实的公共措施。但这些措施目前获得的政治支持不如反GDS传播法案。因为推行这些措施势必将关闭价值160亿的私人血液产业，直至有效的化验方法出现。

　　目前有九个州正在修订有关产假的法律法规。十五个州针对是否让GDS儿童进入公立学校召开了听证会。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大问题，但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州给出最后决定。司法方面，美国民权同盟正在对几起案件进行示范性诉讼，旨在为涉及 GDS的案件塑造一个良好的先例。

　　即便是在政党内部，意见分歧也非常严重。由共和党主导的德州立法机构就出现了分裂。在德州严格的反堕胎规定下，参议院却提出鼓励GDS患者堕胎，遭到众议院的反对。要在GDS问题上达成共识，全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在华盛顿特区，争议的焦点已经明确了：要女性的选择权还是要男性的生存权。

　　维护女性权利的一派认为：GDS只是人类繁殖方式变化当中的一个新例，在本质上和避孕药或是试管授精没有区别，也不影响基本人权。如果要限制GDS人群的基本人权，那为什么不限制那些通过试管授精或借助助产药出生的婴儿呢？没有人觉得这些人不是人类，GDS患者的身份也不该受到质疑。

　　关注男性权利的一派认为：如果对GDS不管不顾，男性人口将持续减少直到灭绝，这才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这一派人士把GDS视作危及生存的威胁，必须赶尽杀绝。他们的恐惧和肯达尔神父的女性瘟疫论惊人地相似。正如全国妇女组织的发言人南茜·福西瑟所说：“女权主义不再只是对男性特权的威胁，现在，女性的生理自主权直接影响到了男性的生存”。

　　感觉到威胁的男性（以及贝莉·罗杰斯强调的“为数不少的女性”）为求自保而支持的某些措施，不免让人想起曾经的优生运动。美国家庭协会的科林·朗利已经在演讲中鼓吹新型的优生计划，为强制绝育正名。他的言辞包括“一个理智的社会不会自掘坟墓”或是“‘人人生而平等’需要大家守护”。还有一些人提议集中隔离GDS感染者直到找出治愈的方法，这让人想起二战时期的日本人收容所。另外一个提议听起来没那么野蛮，即让被诊断有GDS的人带上跟踪器，就是罪犯在假释期间带在脚踝上的那种。

　　福西瑟认为，男性面临灭绝的言论完全是在耸人听闻。“就连传染性最强的性病也远不能感染全部人口，”她说，“男人和女人可以继续欢快地生孩子。男性人口的比例会降低，但不会灭绝。正如历史上其他失去人口优势的人群，他们害怕被边缘化，于是激烈地反抗。他们提出的这些法案其实都是为了保住地位。

　　但并不是所有提议立法抑制GDS的人都着眼于保护男性。也有人指出，新法在保护女性和母亲上也有重要意义。德州众议员马修·霍克认为，母爱之美在于与不同基因的孩子之间建立无条件的爱。但对于感染GDS的女性和她的孩子，他表示：“我们不能称之为母爱。所谓母亲，指的是把一个全新的人带到这个世界上。GDS妈妈带来的不是新生命，而是一个个年轻版的自己。母爱由此变成了最大的自恋。”

　　霍克提议立法让已知的GDS携带者到政府部门登记，类似于性犯罪登记法。他还准备提议禁止患者私自接受治疗。霍克指出GDS携带者的身体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出于谨慎考虑必须对他们严格管理。他还强调，这些法规只是为了更好地监督患者，具体的执行措施以及对不服从者的惩罚都交给国家决定。

　　霍克的想法——GDS女性不是真正的妈妈，GDS携带者也不是正常人——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他是代表德州第二十二选区的议员，选区覆盖了休斯敦大部分地区。他明确表示GDS人群不是他的选民，但休斯敦却有大批GDS患者，坎迪斯·蒙特罗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她大概已经习惯了自家选区的领导人说她不是一个真正的妈妈，她的孩子也不是人类。毕竟，这种事她不是第一次经历了。

　　蒙特罗斯女士已经无可奉告，希望媒体尊重她的家庭隐私。

　　坎迪斯的律师终于回复了，但是只有这么一行。泰丝反反复复读了五六遍，想找到哪怕一丝暗示，但什么都没有。这短短的一句话就像一道没有一丝缝隙的门，将她彻底拒之门外，这是最后的回绝，死胡同一条。她不死心，一遍又一遍地分解钻研每一个字。

　　泰丝站在酒店大厅外面盯着手机，妈妈蕾拉开着她的那辆青色的轿车来了。她摇下车窗，把太阳镜推上额头，喊道：“这不是我女儿吗？”她下车走到泰丝身边。“看看你，”蕾拉抓着泰丝的肩膀上下打量，“都不在乎身材了啊？”说着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

　　“是啊，我现在吃个不停。没什么原因，就是忍不住。”泰丝回答道。

　　“上车吧，”蕾拉说，“我带你吃舒服。”

　　泰丝收起手机，把行李箱扔到后座，和妈妈一起上了车。汽车小心驶过酒店门前狭窄的小路，然后拐进一条宽阔的大道。蕾拉关掉电台，问道：“最近怎么样？你女朋友还好吗？”

　　“我还好，朱迪也很好，就是迷上了办幼儿园。不过她每次迷上一样东西就特别开心。”

　　片刻的沉默后，蕾拉问：“先购物还是先吃饭？”

　　“吃饭吧。”

　　“我带你去这里最好的黎巴嫩餐厅，是一家新开的小店。肉丸不错，是我这几年来吃过的最好的，麻子饭也很棒，”

　　“有意思，你每次都带我吃最好的餐厅，可每次的餐厅都不一样。”

　　“都会有好有坏的时候。”蕾拉说，“何况你又不是经常来。”

　　车窗外的联排住宅像翻动的书页一样掠过，都是些人造石头和石灰墙组成的房子，花哨的色彩掩饰了呆板统一的建筑风格和门前无趣的草坪。街角处有脏兮兮的便利店和烟酒店，人行道上都是遛狗的和推婴儿车的。

　　“那么，”蕾拉打着转向灯检视左右路况，“你有什么烦心事吗？”

　　“什么？”

　　“我说你摆着个苦瓜脸干吗？”

　　儿时熟悉的胸闷感又来了，“我没事，妈妈。”

　　“你的脸板得跟块木头一样，我知道你在生闷气。你是告诉我，还是就这样和我装一天的和气？”

　　泰丝的妈妈一向都是这样。她不是不懂得尊重隐私，但她好像觉得泰丝不需要个人隐私。她的哥哥埃米利奥倒是比较自由，而她从小就必须把自己的事情毫无保留地告诉妈妈。从小学到中学，事无巨细都要听从妈妈的指导。到了青春期，妈妈无孔不入的意见让母女俩之间爆发了冷战。“装和气”是个新词，蕾拉从来不缺少骂泰丝任性的词。她的各种经典语录在泰丝的脑子里回响了好几个月，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你以为家庭是建立在秘密之上的吗”，另一句是“我只是想给你提一些参考意见”。泰丝谨记着以后绝不对迪卡夫说这些话。

　　十六岁那年泰丝出柜，妈妈的反应是：现在给自己贴标签还太早，等你长大一点儿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面对泰丝的愤怒，她一遍又一遍的拿年龄说事。十五年后，那些话依然在泰丝耳畔尖利地回响。朱迪告诉她，和父母交流的关键是不要让他们把你变回小孩，过去的那些伤痛都已经过去，你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人。想到这里，泰丝做了一个深呼吸，让下巴放松下来。

　　妈妈说对了，她确实很心烦，而且和她们母女之间的事情无关。“我刚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她说，“工作上的消息，和那篇GDS文章有关。”

　　“就是你之前一直在写的那个？那种让女人不靠男人就能生孩子的病？”

　　“别说得那么难听。”

　　“怎么了？”

　　“不靠男人生孩子又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不靠男人也怀孕了。”

　　“泰丝，能别这么任性吗？”

　　“就是那种病，”泰丝说道，“不过我现在给《美国时刻》写稿，他们看过我以前的文章，我成了专门写性传染病的作家了。”

　　“真惨啊。”妈妈笑着说道，“坏消息是什么？”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我一直采访不到。你听说过坎迪斯·蒙特罗斯吗？”

　　蕾拉想了想，摇头说：“没有。”

　　蕾拉的不知情，让泰丝感到莫名的放松。她意识到，虽然这些事情已经占据了她全部的生活，但对于公众来说，这仍是一个边缘话题。“她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人物，但她的律师刚刚来信，说她不见我。”

　　“你居然接受别人对你说‘不’了？”

　　“我追踪她很久了，妈妈。时间一长，我也分不清我到底是在坚持自我还是在自虐。”泰丝把额头贴在车窗上，随即又缩回来，用袖子擦了擦玻璃上的额头印，然后把头埋进手臂中，“我不知道，我已经陷得太深了。等这阵荷尔蒙失调过去之后，我应该会开心起来。”

　　泰丝的妈妈只是笑笑。

　　车子开过一幢旧楼，一个崭新的招牌写着“黎巴嫩烤肉”。蕾拉说：“我们到了。”她把车开进一条小巷，车子经过两个车位，泰丝明明觉得可以停车，但蕾拉依旧继续往前开，找到她满意的位置才停了进去。她们走回那幢旧酒楼，推开餐厅斑驳的绿门。这里全是四人桌位，桌上铺着塑料台布，银色的餐具卷着纸巾。餐厅里还没有客人，但进门的地方站着一个穿围裙的男子，有着高高的发际线和布满皱纹的脸。见到她们，男子露出了微笑：

　　“又来用餐吗？”那个男人说。

　　“这次我把女儿也带来了。”

　　“荣幸之至。”男人对泰丝说，“你母亲是我们的老顾客，她经常来我们这儿吃饭。”

　　“她是个识货的。”泰丝说。

　　他把她们领到一张桌子前，倒了两杯水，然后递给她们两份塑封的菜单。蕾拉直接把菜单递了回去，点了肉丸和酸奶，并且给她们各要了一碗叶甜菜扁豆汤。“再给我一杯茶，我猜我女儿想要一杯咖啡。”

　　“我们只有速溶咖啡。”男人说道。

　　“不用了，妈妈。”泰丝说。

　　“怎么了，躲在房间悄悄喝就可以，在这里喝就不行了？”妈妈转身对服务员说，“速溶的就好。”

　　泰丝十四岁开始对咖啡上瘾，母女之间为此闹出了很大的矛盾。她的妈妈觉得喝咖啡会中毒，会毁了她的气色、她的性情还有她的一生。她曾在泰丝的床底下搜出一堆红罐咖啡，那架势就像搜出了一堆毒品一样。

　　现在母亲坐在桌子对面，蛮不讲理地体贴自己，泰丝心想一定是当年蕾拉不让她碰咖啡，才让自己愈加上瘾。

　　“你知道为什么宝宝叫迪卡夫吗？因为我不能喝咖啡了。”

　　“不是已经过了头三个月了吗？”她妈妈问道，泰丝点点头，“那你已经过了危险期了。别被他们吓得缩手缩脚的，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泰丝听出了隐藏在她刻薄话语之中的善意。朱迪不在，泰丝就接受了。她把菜单还给服务员，“还是老妈最懂。”

　　蕾拉咧嘴一笑，替两人点好餐。男人钻进厨房，端出来一个茶壶、一杯茶和一杯咖啡。泰丝端起那个有裂纹的棕色咖啡杯呡了一口，瞬间感到全身的细胞都醒了过来，仿佛认出了离别已久的老友。岂止四个月，泰丝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喝过速溶咖啡了。朱迪讨厌速溶咖啡的味道。家里有个酷炫的德国咖啡机，能自动给每个杯子做现磨。但对泰丝来说，真正令她怀念的是从二楼窗户溜出去通宵的味道，是坐车旅行、考试周奋战和实习熬夜的味道。那是精神抖擞、充满活力的感觉。迪卡夫似乎也兴奋起来，随着咖啡的温暖袭遍全身，它开始有节奏地踢泰丝的肚子。这种反应未免也太快了，肯定只是妈妈高兴，宝宝也跟着高兴吧。泰丝两口喝完剩下的咖啡，男人端着汤过来时，她举起咖啡杯，示意他加满。

　　“你没事吧？”妈妈问。

　　“没事，我想我还有时间好好吃一顿。”

　　“真会说话。”蕾拉说着，拿起了她的汤匙。

　　汤里是柔软的小扁豆，墨绿色的菜叶与洋葱形成鲜明的对比，边上配了一片柠檬。泰丝把柠檬汁挤进汤里搅拌，然后舀起来尝了尝。真是好吃到无法形容，如果咖啡是迟来的抚慰，那么这碗汤就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泰丝再次觉得怀孕期间真不应该在公共场合吃东西。

　　“真是好吃到难以描述。”

　　“你不是个作家吗？”

　　“的确没法描述啊。”

　　肉丸和麻子饭同样美味，主菜也毫不逊色。她们一边吃饭一边畅谈彼此的工作，泰丝聊起了她和各种政客的会面，蕾拉则说起了公司里各种官僚作风，又给泰丝介绍帮助她重拾阿拉伯语的新软件，泰丝则把宝宝派对上收到的各种礼物说给她听。

　　“对了，朱迪收到你送的婴儿车了，她说很好看，谢谢你。”

　　“那个车是绿色的。我不知道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所以我干脆选了一个和你车子一样的颜色。你还在开那辆绿色的吧？”

　　“目前还在开，估计很快就要换一辆大的了。绿色的不错。我们在确定性别之前就开派对，就是不想收到分性别的礼物。”

　　“这真是我听过的最早的宝宝派对了”

　　“我们都好想你，妈妈，派对那天你为什么没有来？”她们早就邀请了她，朱迪还要给她买机票、订酒店，但蕾拉拒绝了。

　　“我要上班，泰丝，朝九晚五。不是所有人都能自由支配时间，也不是所有人能像你一样安心让人养着。”

　　泰丝把食物呛到了气管里，剧烈地咳起来。她把脸埋在餐巾里，随后一口气灌下了大半杯水。

　　“你没事吧？”

　　泰丝终于缓过气来：“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我只是说我不需要你女朋友给我买机票。“

　　“不不不，靠人养着那句。我没有让朱迪养着，我也在工作，你以为我为什么跑来这里？”

　　“那机票是谁给你买的?”

　　“《美国时刻》给我买的，我在给全国最大的新闻刊物写文章，我可以报销差旅费。”

　　“哦，这还挺方便的。不过我猜要是自费的话，她还是会帮你买的。“

　　“这有什么不好的,妈妈？朱迪支持我的事业，我们在一起好几年了，我们都要生孩子了。”

　　“是你要生孩子了，不是她。你以为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比她小十岁，更适合怀孕。”

　　蕾拉摇摇头，“那是因为她管着。我相信朱迪很支持你的事业，但她很精明。不聪明是到不了她这个位置的。她很清楚自己的钱花在了什么上面。“

　　泰丝的眼睛本来就因为剧烈咳嗽而发红，现在她的思维也混乱了。她感到心里空空的，跳动的心脏震得她全身发抖。

　　“把车钥匙给我。”她说。

　　“唉，泰丝，能不能别这样？”

　　“把车钥匙给我！”她伸出颤抖不止的手，蕾拉叹了口气，把钥匙扔到她的手里。

　　泰丝走出餐厅，绕过街区回到车上。要是小时候，她会直接一走了之，要么走大门，要么从房间翻窗户出去。不过那时她并不会哭，只会气到说不出话来。今天这样痛哭流涕倒是第一次，可能是因为心里装的事太多了。泰丝越是回想妈妈的话就越愤怒，眼泪也流得越厉害。

　　几分钟后，妈妈出现了。蕾拉悄悄坐到驾驶座上，静静地听着泰丝抽噎，然后从泰丝的座位后面拿出一包纸巾递给她。

　　泰丝接过纸巾，说：“吃饭的钱我会还你的。”

　　蕾拉没有理会她的赌气，说道：“我怀你的时候天天哭。”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有人告诉你，你的另一半老谋深算把你玩弄在股掌之间？”

　　“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我心里清楚。”

　　泰丝不太记得父母离婚的事了，但她知道他们没有好聚好散。

　　“不过，”蕾拉继续说，“我不是因为那个而哭的。至少不全是。怀你哥哥的时候我从来没哭过，但是你不一样，怀女儿是件很糟糕的事。如果是儿子，我可以安慰自己，这个世界再糟糕也会给他让道，让他顺利长大。但是女儿不可能。我已经料到了女儿的未来，却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只有哭。”她伸手搭在泰丝的膝盖上。“给你取名字的时候我也在哭，那是我记忆里哭得最厉害的一次。你爸爸讨厌你的名字，但他已经给你哥哥取了自己的名字，这次得由我说了算。”

　　泰丝的意思是“胜利”，她妈妈的名字意思是“黑发美人”。年轻的时候，这个名字和她再般配不过。不过她的头发已经几乎全白了，现在和她最配的是一脸的笑纹，她与生俱来的尖酸的幽默感终于表现在脸上了。

　　“朱迪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泰丝用纸巾擦着眼泪，“我们的女儿也不需要世界给她让道，她自己能打拼。”

　　“也许吧，如果怀的是儿子呢？“

　　“那也一样。”泰丝说，不过她还是想起了自己的哥哥。埃米利奥的性格问题比她严重得多，他完全不懂得如何处理矛盾，小学时就只能停课在家。他喜欢独处，不爱交际。泰丝七岁那年，两人整个暑假都在互相往门缝里塞长信，这是泰丝写作生涯的开端。埃米利奥现在在国家林业部门工作，他住在林区，一年只和家人联系几次。

　　如果男性真的要变成濒危物种，在动物园和保护区里过日子，那她的哥哥已经走在了前面。

　　“埃米利奥和你联系过吗？”泰丝问道。

　　“几个星期前给我打了电话。”蕾拉说。

　　“你告诉他他要当舅舅了吗？”

　　“我觉得应该由你亲口告诉他。”

　　车里的气氛越来越闷，泰丝把钥匙还给妈妈，蕾拉发动了车子。泰丝说：“我有时也想去见见他。也许等孩子长大些，我们可以一起去度假。”

　　“这想法不错，”蕾拉说，“但老实说我觉得他不会特别高兴。真有意思，我以前一直担心你们受伤害，我从来没想到你们会伤害自己。”

　　“你觉得埃米利奥在林区也不开心吗？”

　　“我觉得人在开心的时候也会受伤。”

　　她们继续坐着，看着骑自行车的人和慢跑的人从车子两边经过。爆裂的争吵之后是一片安宁，这气氛让她舒心。蕾拉开车带着泰丝去了她最喜欢的几家复古杂货店，她们看了一堆锻铁的抽屉把手，但什么都没有买。不过，蕾拉看中了几个书架并坚持要让泰丝买一套。

　　逛完之后，两人回到了蕾拉的家。蕾拉住在一幢两层楼的联排别墅里，房子由粉砖砌成，窗户上还加装了铁栏。她们在客厅展开沙发床，铺上毯子。蕾拉向泰丝道声晚安，便上了二楼。她一向早睡早起，而且年纪越大，这个习惯越明显。她说她天亮就会起床，会小心不吵醒泰丝，但只能尽量。

　　泰丝坐在沙发床上环顾四周。妈妈的客厅摆放着各式各样反差鲜明的装饰品，简直是人类学家的噩梦。带花纹的沙发长椅，挂在墙上的字画，来自新墨西哥州的阴森神像，来自摩洛哥的装饰性水烟袋，一个泰丝送的彩绘陶罐，还有一个埃米利奥送的写满阿拉伯文的手工葫芦。蕾拉的品味不错，但她什么都喜欢，从来都不考虑搭配的问题。各种颜色鲜艳、做工精细或者富有民族特色的东西都能抓住她的眼球。沙发床上雪白的床单是唯一正常的东西，看起来反而格格不入。

　　泰丝感到一阵阵的清醒，咖啡因起作用了。沙发床中间凸起一道杠，泰丝一躺下就硌得谎。今晚，她的失眠终于不再是因为心事。她拿出电脑，再次读起了坎迪斯律师发来的邮件，感到一阵阵荒唐。这个女人是所有事情的关键。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女人，到处都是，泰丝谁都认识，唯独不认识坎迪斯。

　　她开始打字。

　　丽奈特：

　　坎迪斯的律师明确拒绝了我。现在和她有关的一切要么封存在法庭记录里，要么藏在肯达尔集中营。我准备对最后一部分做点调整，其他照旧：先以蒙特罗斯的家庭开篇，然后综述，然后回到个案研究，只不过换一个个案。休斯敦生活着大批患者。下面几个是我能采访到的：

　　索菲·布兰特——园林设计师，从她丈夫那里感染上GDS，她丈夫是在炮友那里染上的（他们玩过换妻）。两人一同抚养三个GDS女儿和之前出生的一子一女。她在前院用灌木剪出了五个孩子的形象，让孩子们各自装饰自己的树人。

　　凯丽·费尔南德兹——律师，在肾移植手术中感染GDS。单身无子（她上了激素避孕环），她的专长是婚姻家庭法，接手过很多涉及抚养权的官司。现在她专攻GDS案件，对这方面的法律问题非常了解。

　　克里斯蒂娜·里卡兹——青少年，从男朋友那里感染GDS。怀上第二胎后，她的爸爸揍了她一顿，然后把她赶出了家门。现在她已经怀着第三胎了，她说她会把孩子全部生下来。现在住在姨母家里，一年前高中毕业，加入了一个药业技术项目。

　　多萝西娅·维拉奎兹——在圣安东尼奥骑摩托车遭遇车祸后陷入了昏迷，现在休斯敦接受长期护理。因为输血而感染GDS，已经在昏迷中生下了两个宝宝，她的家人认为这是个奇迹，是多萝西娅回到他们身边的一种方式。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已经决定抚养多萝西娅生下的所有小孩。她的哥哥是个非常耐心、热情和健谈的人，几乎有些不正常。

　　克洛伊·皮特——音乐学校的钢琴老师，同时也在几个后摇乐队担任键盘手。她和她的会计师女友斯蒂芬主动感染了GDS。现在各自生了一个孩子，准备以后做节育手术。

　　因泰莎·门多萨——我自己。也许我并没有感染GDS。但我受孕于一个匿名捐精者。大概五个月后孩子就要出生了，我还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生男生女是个历史悠久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已经不重要了。但GDS的出现让这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这个社会能给新生儿的本来就不多，现在它们更是出生就面临动荡。在这个GDS蔓延的世界，以一个非感染者的角度讲述为人父母的问题，一定能吸引大众的兴趣，我很乐意亲自谈谈这个。

　　案例还有很多，这还只是休斯敦的患者。你想要一个活生生的GDS的例子，随便选一个。这是人类面临的全新形势，我们的选择数不胜数。

　　泰 丝

　　第二天，泰丝在华盛顿机场用收费wifi把关于收尾部分的想法发给了丽奈特。在飞机上，泰丝发现她座位上的电源插座被人用口香糖给塞住了，在飞机抵达拉斯之前，她那台古董笔记本的电池就撑不住了。在转机的短暂时间，泰丝赶紧在机场找到了一个插座给笔记本充电。她打开手机，发现丽奈特已经给了回复。

　　这不是什么专栏特稿，《美国时刻》的专题文章不能加入作者的个人观点。我们刊载的是调查性报道，不是你的个人社评。另外，你什么时候见过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者用第一人称写新闻？

　　我当初把这份活给你，定下截稿日，是因为你说你能利用人们对蒙特罗斯案件的关注写一篇专稿。如果只是做新闻综述，我手下随便找一个人都能写。我不需要其他人的个案研究，我要你按照原本的大纲老老实实写一篇文章出来。必须采访到蒙特罗斯女士，如果不行，那你的文章就不用写了。

　　采访到了蒙特罗斯女士再联系我。

　　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