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沈恺宇
一踢开门,死尸和动物的气味扑面而来。
一位每天路过这栋屋子的男人给我们打了匿名报警电话。他发现一扇玻璃窗破了许久都没人修理,觉得有点担心,于是前去拍门,却无人应答。他想再试试拍屋子的后门,经过厨房的时候,从窗帘的缝隙瞥见了墙上的血迹。
屋里被洗劫一空,只在一楼地毯上留下了沉重的家具被拖拽的痕迹。厨房里的女尸大约五十来岁,喉咙被割断,死了至少有一个星期。
我的头盔正在把收集到的声音和影像归档,可它无法记录那种动物的气味。标准的程序应该是用口头陈述来代替,可我却一声不吭。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把它算作残存自尊心的一点小抗议吧。过一会儿,他们就会记录下我们的脑电波和心跳,谁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反正就是一切可以作为呈堂证供的东西。“西格尔警探,有证据表明当被告开火时,你的阴茎有勃起的现象。你认为那是恰当的反应吗?”
二楼一片狼藉。卧室里到处都是衣服。书房的地板上散布着书籍、光盘、报纸和底朝天的抽屉,都是医学方面的东西。角落里,一摞摆放整齐的光盘期刊显得有点突兀,光盘封套上印着期刊的名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自然》《临床生物化学》及《实验胚胎学》。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张镶了框的证书,是2023年颁发给弗里达·安·迈克伦伯格的哲学博士文凭。书桌上有几块灰尘很少的地方,形状像显示器和键盘。我注意到墙上有一处带指示灯的电源插座,开关开着但指示灯却没亮。书房里的照明灯打不开,屋里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回到一楼,我在楼梯后找到一扇门,可能是通向地下室的。看到它被锁上,我有点举棋不定。踢开大门闯进房子是别无选择,可要破坏眼前的这扇门,我就欠缺点法律依据了。毕竟我还没有彻底搜查整栋房子寻找钥匙,也没有立即进入地下室的明确理由。
不过,多一扇被踢坏的门又有什么区别呢?警察就连没在门垫上把靴底擦干净都会遭到控告。即便你跪着进屋,手上挥舞着一叠搜查令,把他们从折磨和死亡中拯救出来,但只要一个市民存心想找你麻烦,总会有理由的。
这里没有起脚踢门的空间,我只好把门锁砸坏。门后的气味让我觉得窒息,其实这股味道本身并不难闻,只不过实在太过浓郁,太强烈了,让人无法忍受。我在楼上看到了那么多医学书籍,想象着地下室里一定满是豚鼠、大老鼠和小白鼠,但这味儿却不是关在笼中的啮齿类动物散发出来的。
我打开头盔上的电筒,快步走下狭窄的水泥楼梯。头顶上显现出一根粗大的方形管道。这是空调的送风管吗?这样就能说明问题了,通常屋子里的味道不会这么厉害,但地下室空调的电源被切断之后就另当别论了。
电筒发出的光线照出一排装饰着小玩意儿和盆栽植物的架子,还有一台电视机。墙上挂着几张风景画。水泥地上铺着一捆稻草,上面蜷缩着一只美洲豹。尽管它十分艰难地喘着气,但身体其他部分依旧强壮有力。
光线落在一团纠结缠绕的红棕色毛发上,我似乎看到它正撕咬着一个人类的头颅。我继续靠近,担心这头正在进食的猛兽会不会因为被打扰,转而向我发动攻击。我携带的武器应该能把它打成一团肉酱,也许那样会比生擒活捉少许多麻烦和官面文章。我把光线重新对准它的头部,这才意识到刚才看错了,它并不是在撕咬什么。它把头部隐藏了起来,那个人头只不过是——
我又看错了。人头根本就是同美洲豹的躯体连接在了一起。长着皮毛和斑点的人类脖子,融入美洲豹的双肩之中。
我一边想着如果一走神,它的利爪会对自己造成怎样的伤害,一边在它身边蹲了下来。那是一个女子的头颅,明显处于熟睡之中,眉头紧皱。我把一只手伸到她的鼻孔下,随着美洲豹不断起伏的宽阔胸膛,感觉到鼻孔中喷出的一股股气流。而这种感觉,比起人类皮肤到豹皮的完美过渡,更让我觉得真实。
我查看了地下室其余的地方。一角有个坑,凹陷的地面上嵌着一个抽水马桶。我用脚踩了一下旁边的踏板,水流从隐藏的水箱里冲出来。还有一台立式冰箱,里面流出的水在周围地面上形成了一片小水洼。我打开冰箱,托架上放着三十五个小药瓶。每个药瓶上都显示着模糊的红字——“已变质”,这是一种由温度控制的染料。
我回到豹女身边。她真的睡着了吗?还是在装睡?或是生病了?又或是处于昏迷之中?我用力拍打着她的脸颊,触到的皮肤有点烫手,不过我不知道她的体温应该多高。我抓住她一侧的肩膀摇了一下,比刚才轻柔了一些,生怕接触到美洲豹的部分把她弄醒会比较危险。还是毫无反应。
我站起身,强忍着叹息的冲动(心理医生会抓住所有你发出的声音,比如胜利的欢呼。我会因为这类不谨慎的举动而被盘问好几个小时),呼叫了一辆救护车。
我本该料到这件事不会就此结束的。我用身体挡在楼梯口,不让那些急救员从地下室里逃出来,其中的一个还吐了一地。除非我保证和他们一起送豹女到医院,否则他们拒绝把她放上担架。不包括尾巴的话,她也就两米来长,然而体重却超过一百五十公斤,三人一起才把她抬上了狭窄的楼梯。
离开屋子前,我们用一块毯子把她从头到尾裹了起来。我费了好大劲才让毯子下面的她不会原形毕露。一小撮人聚集在屋外,都是些喜欢窥探别人隐私的家伙。这时,法医小组赶到现场,不过我已经把全部情况通过无线电向他们通报过了。
在圣多米尼克医院的急诊室,医生们一个接一个地来窥探毯子下面的东西,随后逃之夭夭。有几个医生嘴里嘟囔着编造的借口,大多数则根本忽视我的存在。就在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我堵住了第五个—— 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她的脸色惨白,却依旧镇定自若。她在豹女的身上又捅又捏,还用手电筒照射豹女被强行撑开的眼睛。然后,穆里尔·贝蒂医生(从她的名牌上得知的)大声宣布:“她处于昏迷之中。”接着还想从我这里榨出一些事件的细节。我把一切都告诉她后,也提出了几个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有人要干这种事?想要基因拼接还是器官移植?”
“我怀疑都不是。她更像是一种奇美拉。”
我皱起眉头,“那不是神话里的某种——”
“是的,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生物工程学的专用名词,指的是人工混合两组基因不同的早期胚胎细胞,获得囊胚,进而孕育出的一个独立生物体。如果两组细胞来自同一物种,那成功的概率会非常高。不同物种的话,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就研制出了绵羊和山羊的奇美拉,不过在近五到十年里,我没见过任何这方面的新成果。我一直认为已经没人把它当一回事了,更不用说用人体来研究了。”她向下看了一眼面前的病人,神情中混杂着不安和着迷,“我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培育出如此截然不同的头部和躯干的。简单地把两种细胞混合在一起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东西是经过上千次尝试后所得的产物。我估计这是一种介于胎儿移植手术和奇美拉之间的新方法。其中肯定还用到了基因操纵技术,用来消除基因间的生化差异。”她发出一阵干涩的笑声,接着说道,“刚才我否定了你提出的两种猜测,其实它们都有可能是部分正确的。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难怪她一直处于昏迷之中!你提到的那个装满药瓶的冰箱——由于跨物种的原因,她体内有几种荷尔蒙无法正常分泌,可能要从外部摄入。我能安排一个人去看看那栋屋子,或许再检查一下死者的文件?我们需要知道那些药瓶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即使这些东西是她用现成的资源自制的,我们也能找出配方——前提是要弄到她和某个生物技术公司的定期预混剂的供应合同。比方说,如果能找到一张印有产品编号的发货单,那就是让这个病人能够存活下去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了。”
我同意了她的建议,陪着一个实验室技术员回到案发现场。但他在书房和地下室里没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和穆里尔·贝蒂通过电话之后,我开始挨个打电话给当地的生物技术公司,看看是否有人听过死者的名字和地址。有几个表示听说过迈克伦伯格博士,但却不是他们的客户。拨到第十五个电话时,终于有了一些眉目。一家名为“应用兽药研究”的公司曾经送货到迈克伦伯格的地址。恩威并施之下(诸如编造一个订单号好让他们开发票之类),我设法让他们承诺马上准备一批“应用兽药研究”制剂,并立即发往圣多米尼克医院。
盗贼有时会切断电源,或许是想要让没有备用电源的警报装置(这种已经非常少有了)陷入瘫痪。但屋里却找不到强行闯入的痕迹。被打碎的窗户下的玻璃碴没有动过的痕迹,一张沙发在地毯上留下过明显的压痕,而碎玻璃正好就掉在压痕上,那群愚蠢的家伙在搬走家具后才想起要打碎窗户伪装一下。再者,一般来说人们会丢掉旧账单,可迈克伦伯格却保存着过去五年里所有的可视电话费、水费、燃气费和电费单。因此,不难看出,有人得知了奇美拉的存在,并想置她于死地。他们想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却又因缺乏专业水准而显得不够精细,以至于无法让人信服。
我安排了几个人守着奇美拉。不管有没有危险,这似乎都是个好主意,至少可以阻止媒体发现她。
回到办公室,我在医学文献里搜索了一下迈克伦伯格,发现她的名字只在五六篇论文里出现过,还都是二十几年前的。虽然文章都和胚胎学相关(尽管满是“卵膜”和“细胞极体”这类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但还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却从未明确提到过奇美拉。
这些文章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圣安德鲁医院的人类早期发育实验室。突破几个秘书和助理的例行阻挡之后,我总算接通了亨利·范戈尔德医生的可视电话。他曾和迈克伦伯格合写过一篇文章。他看上去老态龙钟,听到迈克伦伯格去世的消息,只是伤感地长叹了一声,却没有露出任何惊讶或悲痛的神情。
“弗里达在32年还是33年的时候就离开了这里,从那以后,除了一次会议上的偶遇,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离开圣安德鲁之后,她去了哪里?”
“好像是某个医药公司吧。她对此讳莫如深。我不敢确定她是否真的找到了下一份工作。”
“她为什么辞职呢?”
他耸了耸肩,“厌恶这里的工作条件。报酬低、资源有限、官僚主义,还有伦理委员会对她的限制。有些人能够学会应付这一切,有些则不能。”
“你对她离开这里之后的工作有所了解吗?她有什么特别的研究方向?”
“我甚至都不知道她还在从事研究工作。她好像再没发表过文章,我实在说不出她想干什么。”
打完电话之后,调取迈克伦伯格的纳税记录的要求被批准了(速度快得异乎寻常)。自打35年以来,她都是以“自由生物技术顾问”的个体名义来缴税的。不管这个头衔是什么意思,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她每年都有七位数的收入。清单上至少有一百多家公司向她支付过报酬。我拨打了第一家公司的电话,接通是自动答录机。已经晚上七点了,我打电话到圣多米尼克医院,得知奇美拉依旧处于昏迷状态,不过情况还算稳定。荷尔蒙混合制剂已经送到,穆里尔·贝蒂还从大学里找来了一位具有相关经验的兽医。于是我吞下了抗活化药,打道回家。
我打开家门,感到一阵失落——情绪还未完全平复。插进三把钥匙,再按上拇指纹——整个过程实在太平淡无奇、索然无味了,没有任何危险或挑战。抗活化药应该在五分钟内起效,但有些晚上,却要超过五个小时才能发挥作用。
玛丽昂正在看电视,她大喊道:“嗨,丹。”
我站在通向客厅的过道里,“嗨,今天过得怎么样?”她在儿童护理中心工作,我认为那才是一份高压力的工作。她耸耸肩,“和往常一样,你呢?”
电视画面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嘴里随即爆出一连串脏话,大多都是咒骂那个负责宣传的警官。尽管我还没办法证明,但我知道这都是他的错。“我今天过得怎样,你看看电视就知道了。”画面正在播放我的头盔所记录下的视频:地下室,还有发现奇美拉的过程。
玛丽昂说道:“哎呀,我正想问你是不是知道这个警察是谁。”
“你知道我明天要干嘛吗?会有无数人打电话来询问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或是提出所谓的有用建议,我则要努力给他们一些合理解释。”
“那个可怜的姑娘,她会好起来吗?”
“应该会吧。”
电视里还播放了穆里尔·贝蒂的推测——也是从我的视角记录下来的。接着,镜头切换到几个专家那里,他们正在就嵌合现象进行辩论。而主持人正在尽力把有关的八卦内容掺和到辩论中,包括希腊神话,还有《人魔岛》。
我说:“我饿了,吃饭吧。”
深夜一点半,我呜咽着惊醒过来,浑身颤抖。玛丽昂已经醒了,正努力让我冷静下来。最近一阵,我一直受这种延迟反应的困扰。几个月之前,在解决了一桩残忍的伤人案后,连续两个晚上,我都会有几个小时感到心慌意乱,甚至于语无伦次。
上班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所谓的“活化”状态。一种混合药物能够增强人体的各种生理和情绪反应,并抑制其他反应。这样能使我们的条件反射变得更加敏捷,并保持冷静和理性,据说还能提高判断力。(媒体宣称这种药物会让我们更具攻击性,不过那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当局要有意炮制一帮好战的警察呢?迅速决断和快速行动不正是愚蠢暴行的克星吗?)
下班之后,我们就需要消除“活化”。按道理,抗活化药应该能让我们回到服用药物之前的状态。(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难道我们会感觉从未服用过活化药,并且忘记这一天的工作吗?又或者,我们会记得看见和干过的事,却不记得有活化药的助力?)
这种时起时落的状态有时会让工作很顺利,有时却会把事情搞糟。
我想对玛丽昂描述自己对奇美拉的感受,想诉说自己的恐惧、厌恶、怜悯和愤怒。但我却说不出一个字,只发出了几声闷闷不乐的嘟囔。她也没说什么,只是搂着我,纤长的手指给我灼热的脸颊和胸膛带来了一阵凉意。
筋疲力尽的感觉终于袭来,我的心境进入了一种近似平和的状态。我挣扎着开始说话,发出耳语般的声音,“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
她转过头去,说道:“我累了,睡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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