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著名科幻小说作家韩松的介绍,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在中国还很不发达。相比于国外科幻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为漫画或者影视作品,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情况,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乏善可陈。虽然也产生了刘慈欣的《三体》这样可以与世界一流科幻小说比肩的作品,但是科幻文学仍然是小众的。
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类型在一个文明古国很难落地开花,这背后的原因复杂。记者采访了科幻小说编辑、科幻或科普作家、学者以及读者,试图去触碰有关科幻文学的中国困境。
“文以载道”披上科学幻想的外衣
“边缘地位,不招人待见的地位,小儿科的地位。”这是科幻作家韩松对目前中国科幻文学在文坛中所处位置的一连串概括。他说:“官场、纯文学、言情、惊悚、武侠等其他几种文学类型,尤其是官场文学,在机场和火车站的书店里都能买到大把,但唯独看不到科幻文学。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的科幻小说吧。”这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的推测。作为研究领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学者,他认为目前国内的多数科幻文学作品还是离不开政治或者历史的藩篱,即便是被广泛称赞的《三体》,也仍然带有政治寓言的特色。作为评论家,房伟曾经参加过一些科幻作家的研讨会,但是“这些作品大体与英国作家奥威尔的《1984》类似”。
据了解,1948年,45岁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他短暂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小说,在给小说取名时他把1948的最后两个阿拉伯数字调换了一下位置,以《1984》作为小说的名字。《1984》是一部具有强烈的预言性质的幻想小说,但小说中除了电幕以外,与科学没有多少关系,它是一部政治小说。
2011年,管嫣红作为国内一线图书出版公司磨铁文化的编辑,参与编辑了著名科幻作家钱莉芳的作品《天命》,该作者和刘慈欣一样,也是银河奖特别奖获得者。
“这是我编辑的一部真正意义的科幻作品。”管嫣红这样提及这次工作经历。对比《三体》运用文学化的语言把一个深奥的数学模型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天命》则带有更多的历史元素。“钱莉芳的‘天’字系列有个特点,能把极其严谨的历史跟科幻结合起来写成通俗又好看的小说。”管嫣红说。
不过,李剑龙仍然认为太多国内的作品属于“伪科幻”,“只是披着科学幻想的外衣吧。”李剑龙说。读者胡文超持有类似的观点,要想把科幻小说写得好,必须具备比较完善的科学学识和眼界,甚至需要接近哲学的层面来观察和看待世界。这对作者是极大的考验,特别在中国。
“我们有太多文以载道的传统了,让文学乘着科学的翅膀,进行一次没有负担的飞翔,让想象力而不是教育人来成为写作的目的,这对中国作家太难了。”爱好科幻小说的读者胡梅(化名)这样说。
科幻小说需要关心未来的读者
李剑龙认为,除了由于缺少文学和科学双修的作者,中国科幻文学产业链短、提不起来的原因还有另外的社会原因。
“中国人太入世了。”李剑龙说。他认为和国外的读者相比,中国人更少关注未来,“我们很少去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身边人基本上每天讨论的问题往往是身边的老婆、老公以及柴米油盐,如果说得严重一点,就是太世俗了。我们头脑中缺少哲学问题,例如我们从哪里来。”
尽管已经取得了博士后的学历,身在杭州的李剑龙表示自己仍然还没有买房,而国外同类研究方向的博士,基本上不必考虑一些生活上的问题。这与我们的教育和科研体制有关。“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希望单纯地投入科研,就必须先处理好各种论文、考察以及职称的问题,把这些与科研关系或许不大的事情理清,才能投入科研。”李剑龙无奈地说。尽管他也是科普组织科学松鼠会的成员,有时会写一些科普类的文字,但是他仍然觉得如果像《神秘博士》或者《生活大爆炸》中的科学家那样生活,在中国几乎不可能,但“有时候过分入世也是被迫的”。
“中国没有读科幻的传统,因为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比较低,很多中国人更愿意相信迷信,而不是科学。学校教育也不崇尚教给孩子想象力。另外,科幻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而中国主要还是个农业大国。五千多年了,直到2012年,城镇人口才超过了农村人口。”韩松在去年接受采访时曾经这样说。而最近所谓的“气功大师”王林利用江湖杂耍骗人的行径被媒体披露出来,更加印证了韩松的这种说法。
启发想象力比传道授业更有必要
2012年,读客公司出版了包括阿西莫夫的“银河基地”系列在内的多部国外科幻经典作品,其他图书公司也因此加强了对科幻文学作品的重视。因此2012年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元年”,科幻小说的读者正在不温不火地持续增加。《三体》带动的科幻热潮,无疑是促成这样局面的一股重要力量。
读客小说负责科幻读物出版的编辑许珊珊认为科幻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特点是:“阅读感受上,一定要给读者带来‘惊奇感’,不同于我们现实生活的那种惊奇感,是一种基于某种逻辑、或者某种理论、或者科技、或者对人类社会的狂野想象带来的惊奇感。文本上,出了文笔之外,科幻写作需要严谨的逻辑,情节的推动最好是依靠对逻辑的演绎来完成。
逻辑和科技给读者带来惊奇感,这不仅仅需要深刻的思考,更重要的是飞翔的想象力。
李剑龙用《三体》举例,虽然这部小说的基本原理是符合科学事实的,但也有与物理学原理违背的地方,这就属于大胆的想象,“比如小说中写量子纠缠能传递信息,但是真实的物理学规律不可能实现这种信息的传递。”
许多科幻小说就是利用想象力去拓宽人对生命和宇宙的理解。国内知识问答网站知乎网上曾有人整理了从科幻作品里获取灵感而诞生的发明,Top10有:手机、潜水艇、直升机、地球同步卫星、平板电脑、信用卡、互联网、火箭、虚拟现实、蠕虫病毒。而曾经风靡一时的通讯工具“小灵通”这个名词,也是来源于科幻小说。以上种种,足见科幻小说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影响之深。
最好的作家一直在仰望星空
“对科学的幻想和对艺术的追求,让人类真正地解放,实现真正的自由。”读者胡梅这样表达她这些年对科幻小说的认识,因为这种题材的文艺形式,让科学和艺术拉起手来。
“1989年,我20出头大学刚毕业,在娘子关发电厂当一个计算机程序员。住着单身宿舍,也没有女朋友,晚上没事干,只干两件事:打牌,打麻将。有一天夜里,我输掉了一个月的工资,800块。这就是‘那个时刻’吧。我想我不能再这样了,必须干点事填满晚上的时间,就算不能挣钱,起码不赔。我就想到写科幻小说。”这是今天被读者亲切地称为“大刘”的刘慈欣回望自己当初创作《三体》时的初衷,比之于许多文学巨擘写作成名作时慷慨激昂的蓝图,那个在无聊中决定写作的刘慈欣显得太过平淡。但是,正是这种对星空的仰望,让他得以在庸常的生活中,构建了宏伟的星际叙事,为中国的科幻文学开山。
刘慈欣的微博和博客很少更新,他也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似乎有意识地躲避着信息碎片的席卷。但那个在打麻将输了一个月工资后决定写小说的大刘,一直在仰望着星空。
“中国文化人对不能弄虚作假的事情不感兴趣。”这是石康的一句点评,偏激而辛辣地表达了一己观点,虽然值得商榷,但是翻开我们的艺术家履历,的确很少有将科学也作为一种消遣和启发的艺术家。但是真正优秀的艺术家,需要这种关怀宇宙和放飞想象的能力。
“1902年,梁启超写出了《新中国未来记》,展望1962年的中国。鲁迅则把凡尔纳的科幻引入中国。还有一些文化名人也介绍了科幻。他们认为科幻能给中国人带来思维上的革新。进入21世纪后,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因素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随着信息化在大城市中普及,随着80后的成长,随着中国向创新型社会迈进,科幻更是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目前,很多外国人也把目光投向中国科幻,要从中国科幻中去发现中国的未来。”韩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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