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电影的醒世警言 

　　随着《饥饿游戏》等电影的火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反乌托邦”。这个看起来有些消极灰暗的词语背后到底有怎样的含义？反乌托邦主义和反乌托邦电影渐渐势起的原因又在何处？

　　反乌托邦的概念和发展 

　　如果说乌托邦是理想中的完美世界，是人类对自己美好前景的全面憧憬。那么“反乌托邦”则是与其正相对立的一面，它是设想中的人间地狱，是人类全方位的噩梦。

　　反乌托邦的历史和乌托邦一样久远。在圣经中，反乌托邦的源始形式就已经出现。如果说《启示录》中天国的形象是乌托邦的典型景象，那么《耶利米书》中对以色列的苦难悲叹就是一种典型的反乌托邦形象。

　　而“现代乌托邦”概念来源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他在1516年所著的《乌托邦》描绘了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与古典乌托邦的浪漫主义不同，现代乌托邦主要建立在科学、理性和进步原则之上，是乌托邦精神与现代精神相融合的产物。

　　当进入20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似乎越来越远地偏离了普通人的预期。“世界不久就在他们的眼前爆发了导致一千二百万人死亡的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接着引发希特勒的崛起、死亡集中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原子弹的爆炸……乌有之乡中啷当作响的怪物们以更难以捉摸的形态威胁着整个生物圈: 气候时序的瓦解、新型病菌、纳米科技、人工头脑、基因工程”。（摘自隆纳·莱特.《进步简史》，172-173）

　　诸多直接关涉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导致当代社会的结构体制越来越受到人们普遍的质疑与批判。人们开始深刻检讨建构现代社会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背离预想的危机，并剖析了“现代乌托邦”方案的片面性，形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中强劲的反思潮流。“反乌托邦”就是对于现代性的怀疑，是对科学、理性和进步原则一定让世界更美好的质疑。

　　反乌托邦的思想解读 

　　在反乌托邦思想家看来,上文中所提到的现代性及其构成要素是现代乌托邦的动力之源,同时它们也是制造现代地狱的罪魁祸首。

　　反乌托邦和乌托邦都建立在同样的原则之上，只不过它们对这些原则的态度截然相反。反乌托邦思想家不能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并不是等级制度、私有财产和宗教的顽固拥护者。反乌托邦思想家也并不是要否定科学、理性和进步这些原则本身，他们担心的是对这些原则的过分迷信，正如列宁担心“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成了谬误”一样，他们担心的是人们对这些原则的迷信以及对这些原则不恰当的实践和运用。

　　反乌托邦主义者对现代性诸原则的批判，和现代哲学的发展也是一致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认为，被颂扬了几个世纪的理性其实已成为思想之最顽固的敌人,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才有可能重新开始思想。从这方面来说，反乌托邦思想和当代哲学潮流有一致性。

　　好莱坞的反乌托邦电影 

　　好莱坞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对人类未来世界最令人信服的描绘者。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以及获取最大化的票房收益，好莱坞片厂在拍摄电影时，分别传达了观众的希望和焦虑，梦想与梦魇，欲望和恐惧。

　　好莱坞电影为观众制造美梦的努力不曾间断，但20世纪以来，它们的反乌托邦想象也越来越丰富。反乌托邦电影的年产量越来越多，在所有电影中所占的比例也有上升趋势。所有的反乌托邦电影都向观众展现“近未来还不如过去、甚至比过去差很多”的画面，传达着在世界各个角落浮现出来并日益增长的绝望感。

　　反乌托邦电影可能是保守的，也可能是激进的，或者两者都有。保守的电影创作者会通过描述反乌托邦社会从而鼓励观众指认与当下社会发展趋势的相似之处，但常常只是隐晦地表达对现代性的担忧。

　　激进的电影创作者则会用反乌托邦电影攻击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盲目崇拜，在用恐怖的反乌托邦图景刺激观众神经的同时，也鼓励观众警惕并反抗这种反乌托邦的趋势。因此可以将好莱坞的反乌托邦电影分为“带有批判性”和“不带有批判性”两种类型。

　　“带有批判性”的反乌托邦电影 

　　“带有批判性”的反乌托邦电影试图总结全球范围内我们面临的共性问题，并将它们反映在近未来的后现代社会或者恶化的现代社会中。它质疑现代性的负面作用，并暗示如果当前的危险趋势持续下去，它的毁灭性影响将牵涉到每一个个体。这种类型的电影还向我们展示人类可能采取的抗争行动，从而鼓励反抗与超越反乌托邦社会，通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世界。

　　案例一：《饥饿游戏》 

　　故事背景设定在未来世界，原来的北美洲被战争摧毁，蛮荒世界里建立的新政权为镇压反叛，规定管辖下的12个地区每年都必须进贡少年男女，参加一档电视直播节目“饥饿游戏”，而主角必须在保住自己性命的同时反抗这种不合理的极权统治。

　　这部电影批判了极权统治和科技滥用，还有随之而来的人性异化。“饥饿游戏”的举办是首都为了惩处因为贫富差距过大、物资分配不均而曾发起暴动的各区，对于权力中心的首都来说是年度盛会，而对于被统治的12个地区来说则是羞辱和折磨。科技没有给12个地区的居民带来富足与快乐，反而成为监视、束缚和奴役他们的工具。“饥饿游戏”的竞技场也是高科技的产物，游戏设计者却滥用科技制造残忍恐怖的画面来取悦首都的居民。

　　案例二：《极乐空间》 

　　故事发生在2154年，世界已经产生极端的两极分化：非常富有的人生活在无污染的人造空间站——“极乐空间”，余下的穷人则在破败荒废的地球上苟延残喘。地球上的人们极度渴望逃离这个充满犯罪和贫穷的土地。意外成为半机械人，拥有超高战斗力和入侵极乐空间能力的主角麦克斯，成为地球人的救星。

　　导演尼尔·布洛姆坎普表示，他在《极乐空间》中致力于挖掘阶级划分、贫富差距等已延续几千年的问题在当前社会中的新趋势。比如，美国人口负荷过重意味着居民围绕生存空间和其他有限资源的争夺：富人想要保持自己的生存空间，而穷人想要摆脱困窘的现状并获得财富。这就是《极乐空间》主要讨论的问题。

　　“不带有批判性”的反乌托邦电影 

　　“不带有批判性”的反乌托邦电影则将现代社会放置在一个以世界体系摇摇欲坠为背景的近未来故事当中。它指出这个世界存在某些问题，但是并没有直接指出导致这些问题出现和加剧的罪魁祸首。这类电影往往将“反乌托邦”的力量归结于外来入侵者或者极端恐怖势力，带有古典主义的警戒和劝喻意味。

　　案例一：《洛杉矶之战》 

　　电影讲述了一个海军陆战排在洛杉矶街头与外星入侵者进行巷战的故事。对方是强大的外星军团，这些诞生自海洋的异形生物企图铲除人类，接管地球的水资源。洛杉矶将是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面对外星异形突袭侵略，海军陆战队突围反击挽救人类。

　　现代社会一直都有资源枯竭引发社会崩溃的担忧，各大国和各巨型企业之间为取得对有限资源的控制权而进行激烈的竞争与斗争也引发对于世界战争的忧虑。而在电影中，这种担忧与忧虑是通过外星生物的入侵和被抽干的海洋、被摧毁的城市来表现的。

　　案例二：《末日危途》 

　　电影讲述了人类在遭遇核战争的摧残后迎来末日的故事：一对幸存下来的父子在废墟里挣扎，由于其他幸存者都在忍受饥饿的困扰，人吃人的惨象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为了保护儿子，父亲一直推着超市里的手推车带着他向海的方向进发，以寻找生存的希望。

　　这是关于核战争引发全球灾难的末世想象，但始终没有对核战争爆发的根源进行反思，更没有将其归咎于现代社会里国家间进行的核竞赛和被利益驱动而发展的核工业，而是通过对人间地狱一般的末日世界进行细致刻画以刺激观众进行反思。在电影的最后，男孩被一个家庭收留，以救赎者形象出现的女人将男孩搂在怀里，又给人类和人性以重生的希望。

　　反乌托邦与乌托邦殊途同归 

　　其实，不管是“带有批判性”还是“不带有批判性”，反乌托邦电影都熔铸着人们对乌托邦理想和愿景，是人们期盼健全、合理的乌托邦社会的另类表达。

　　可以说，反乌托邦思想家以及反乌托邦电影创作者是人类文明的“守望者”。他们呼吁人们放缓盲目追逐“科学”、“理性”与“进步”的步伐，为人类更好的生存、更幸福的生活进行更细致审慎的安排与筹划。这正是反乌托邦的核心命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