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文
一个世纪的历史 半个世纪的空白
中国人的幻想作品,仅就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言,至少可以而且应该追溯到《西游记》、《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作品。这些作品并非西方作品的模拟之作,那时中西方的幻想作品还各自走着自己的道路。
关于西方幻想作品的源头,有人已经追溯到了古罗马,当然近现代的“鼻祖”也有不止一个候选人,比如开普勒、玛丽·雪莱等等。通常我们将具有相当科学技术内容的幻想作品称为“科幻”。
清末,在西方现代科幻作品的影响之下,中国也出现了一大批追随西方的幻想作品,主要是幻想科技发达的未来社会如何美好,其中很大一部分可归入乌托邦传统。严格意义上的科幻作品,则基本上追随以儒勒·凡尔纳为标志的科学主义传统——赞美科学技术,呼唤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未来持完全乐观的态度。
值得注意,现代科幻在中国发端的这个时间,恰好是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 G. Wells)开启科幻悲观传统的年代(19世纪90年代)。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同为科幻,在世界两端的作品中,对于科学的态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在西方是颂歌唱罢,开始反思;在中国是初堕情网,如醉如痴。更不幸的是,即使是单纯幼稚的痴醉情歌,在中国也很快无暇再唱了。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半个多世纪中,科幻创作在中国几乎完全中断,成为长期的空白。
也许科幻创作必须有相对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这当然很难提供严格的学术论证,但从现象上来看确实如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终于开始走上繁荣富强之路,科幻创作也终于在中国复苏。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圈子有所谓“四大金刚”之说,即郑文光、萧建亨、叶永烈、童恩正,其中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据说发行量达300万册,这看来将成为中国科幻文学在可见的将来无法打破的纪录——此后最成功的刘慈欣《三体》系列仍比它小一个数量级。当然,《小灵通漫游未来》仍然是儒勒·凡尔纳类型的乐观主义、科学主义的作品。
不过,从那时开始,西方的许多主流科幻作品陆续被翻译引进国内,这极大地打开了中国科幻作家的眼界,他们不再被儒勒·凡尔纳的藩篱所限制,在知道科幻创作的“国际潮流”早已经转换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当然会促使他们“与国际接轨”,开始转变科幻创作中的思想纲领——尽管具体到某一个作家,他未必完全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接轨”之路也有曲折。20世纪80年代末,刚刚在国内复苏的科幻遭到一场意外打击。某些对意识形态有着过度敏感的人,“敏锐地”意识到科幻将对某些我们曾经长期习以为常的陈旧观念形成冲击,在阴暗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决定再捍卫一次这些可能曾经被他们珍视的观念。他们的努力并非毫无成效——他们成功地让科幻在中国再次沉寂了数年,而他们最大的“成功”,也许就是促使叶永烈“金盆洗手”,从此结束科幻创作,转而撰写政治人物的传记,成就了另一段创作传奇。
20世纪90年代之后,科幻创作在中国大陆再次活跃起来,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能够实施打压了,社会毕竟在进步。
悲观的未来,反思的主流
早期的科幻小说,比如儒勒·凡尔纳在19世纪后期创作的那些作品,对于未来抱有充分的信心。不过,被奉为西方科幻小说鼻祖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年)中,就没有什么光明的未来。就是凡尔纳晚年的作品,也被认为“开始趋向阴暗”。对于未来世界的信心,很快就被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人类的未来不再是美好的了。比如威尔斯的著名小说《时间机器》(1895年)中,公元802701年的未来世界,文明人智力早已退化,被当做养肥了的畜生随时遭到猎杀。他的另一部著名小说《星际战争》(1898年)中,地球文明几乎被入侵的火星人征服。
在近几十年大量幻想未来世界的西方小说和电影里,未来世界根本没有光明。这些作品的主题总是资源耗竭、惊天浩劫、科学狂人、专制社会等等。这些作品中的科学技术,不是被科学狂人或坏人利用,就是其自身给人类带来灾祸。
在我们以前习惯的概念中,一直将科学想象成一个绝对美好的东西,从来不愿意考虑它的负面价值或负面影响,也不愿意考虑它被滥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事实上,一个绝对美好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滥用的,无论怎样使用它都只会带来更多更美好的后果。由此产生的一个信念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永远是越快越好,这当然会导向对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
如果我们不再将科幻视为传统“科普”中的低幼读物,而是视为一种对科学技术进行深刻反思的途径,而且这种反思几乎是任何其他文学类型无力承担的,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西方科幻作品中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悲观传统。事实上,这种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已经形成了某种不成文的“创作纲领”,每个进入这一领域的创作者都会很快意识到,目前在该领域中只有这个纲领是最有生命力的。这也就能够合理地解释,当代中国的科幻创作者为何一旦与国际接轨,也就普遍接受了这个纲领。
刘慈欣、王晋康、韩松被公认为目前国内最优秀的三位科幻作家。王晋康和韩松大量作品中反思科学技术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刘慈欣虽然并不赞同当代科幻反思科学技术的主流思潮,但由于他在作品中对人性“严刑拷打”,揭露了人性最深处的黑暗,他作品中越来越强烈的悲观情绪,事实上已经和反科学主义的主流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了。
远离科普,走向高端
不过,虽然中国科幻作家普遍完成了和国际科幻潮流的接轨,却仍然未能将中国科幻带入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据刘慈欣告诉我,在他的《三体》系列之前很长时间里,中国原创科幻作品最成功的销量没有超出过8000册。虽然他的《三体》系列将销量提升了两个数量级,但在他看来,情况仍然无法乐观:“连郭敬明的书也只卖出二十万本,科幻小说在市场上就更难有大的突破了”。也就是说,科幻无论它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多么热闹,目前它在中国仍然是小众的。
如果难免小众的命运,科幻可以认命;但是小众了至少应该高端吧?如果小众了却仍在低端,那未免太悲惨了吧?而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恰恰是,科幻在我们这里被视为科普的一种低幼形式,许多科幻作品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许多人至今还把科幻和科普混为一谈。如果科幻再不主动和科普划清界限,就会一直被看做低端的文学形式。
我曾提出“科幻的三重境界”之说,最低境界是科学(科普),第二重境界是文学,最高境界是哲学。而反思科学,几乎就是进入哲学境界的不二法门。如果科幻还和科普捆绑在一起,那它就永远只能沉沦在最低境界之中。
所以中国科幻要想走向繁荣,我的长期药方是:远离科普,走向高端。
当然,也有更速效的药方——拍一部思想深刻、票房大卖、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科幻大片。其实小制作的科幻影片,国内这两年也拍过几部,但多是不入流之作,好像连院线上映资格都没有,那是无济于事的。听说已经有几拨人在往国产科幻大片方向努力了,让我们乐观其成。
江晓原
1955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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