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的本质是青春锐气 

　　“科学催生了科幻，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其神秘感逐渐消失，这最终将杀死科幻。”身为科幻作家的刘慈欣，对科幻文学的前景却是颇为悲观的。这种悲观的情绪，也自始至终地笼罩在他的小说《三体》三部曲之中。

电影《三体》概念图

　　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幻文学远不算发达的国度，刘慈欣与他的《三体》分别被冠之以“大神”和“神作”的美名，还有媒体称赞刘慈欣“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水平”。但对于长期工作于娘子关火电站的高级工程师刘慈欣来说，还是“大刘”这个称谓更加亲切一些。随着电影《星际穿越》热映，主旨与之异曲同工的《三体》再度火热了起来，而新成立的游族影业即将投拍电影版《三体》的消息，更是将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刘慈欣推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

　　优秀的科幻文学如何才能转化成声光幻影？在电影史中几乎空白的中国科幻电影怎么拍才能不“雷”？科幻文学在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前景？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和忧虑，大刘有话要说。

　　《星际穿越》的主旨是爱而非科幻，所以它能名利双收 

　　记者：您在电影版《三体》中具体担任怎样的职责？ 

　　刘慈欣：名义上是监制，主要就是帮助主创团队将科幻小说的意象和结构转化成电影的视听语言。科幻电影我看过不少，但终归是个作家，对电影制作的流程了解有限，我只知道拍电影要比写小说复杂得多，只有情怀远远不够，而是既要有艺术创造力，又要有管理能力，所以具体的拍摄细节我不会妄加干涉。

　　记者：您认为将科幻文学转换成电影，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刘慈欣：最难之处在于表现原作的主旨。电影《三体》要面对的是普通观众，这些观众与科幻小说读者只有一小部分重合，因此能吸引科幻小说迷的题材和主旨，不一定能够打动构成更为复杂且数量更多的普通观众。几乎所有获得大众认可的科幻电影都具有相对主流的价值观，但小说《三体》的主旨却并不是那么大众化。

　　最近获得票房口碑双收的《星际穿越》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尽管它不像大多数好莱坞科幻片那样主要依靠特技吸引眼球，相反有着十分纯粹的科幻内核和科幻概念，但它的主旨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这可能是影片能吸引更多观众的主要原因。至于是否需要为了市场接受而改变电影版《三体》的主旨，还需要在创作的过程中继续探讨。

　　记者：很多媒体和观众都对国产科幻电影毫无信心，即便《三体》改编自您获得一致好评的小说原作，也未能幸免。请问您对于电影《三体》的预期是怎样的？ 

　　刘慈欣：我更愿意把《三体》看成是中国高成本科幻电影的开端或者说尝试，并不奢望它能像成熟的好莱坞科幻大片那样名利双收。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科幻电影缺位了太久，如果《三体》之前有几部国产科幻大片做铺垫的话，影片获得成功的几率会大很多。

　　尽管几乎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作品，但《三体》团队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年轻并且充满创造力。现在如日中天的美国科幻电影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最开始拍科幻电影的卢卡斯、斯皮尔伯格那批导演当时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根本挤不进好莱坞主流电影的圈子，而他们的科幻情怀也被很多投资者认为“太飘”。但结果呢？那些年轻人开启了好莱坞科幻片的大时代，并一直延续至今。事实上，充满青春锐气、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正契合了科幻作品的精神实质。

　　记者：那么在您心目中，科幻电影的标杆是什么？ 

　　刘慈欣：毫无疑问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2001太空漫游》，这是我最喜欢的科幻电影，没有之一。近期的影片中，《盗梦空间》和《地心引力》也很优秀。与主打高科技视听轰炸的影片相比，这类影片更加接近科幻的内核——优秀的科幻作品能够培养和加深人们对宇宙宏大深远的感觉，让人们对人类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对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产生一种好奇和追求的愿望，《2001太空漫游》做到了这一切。

　　科幻要建构的是真实感，而非真实 

　　记者：您认为电影版《2001太空漫游》是否成功还原了阿瑟·克拉克小说原作的主旨？ 

　　刘慈欣：这部电影是一次完美的还原与再创造。在科幻文学领域，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向，一种是用科幻来隐喻和反映现实，将科幻作为批判现实的工具；另一种就是像阿瑟·克拉克那样，只把现实当成发散想象力的平台——之所以要有现实这个平台，只是为了让读者获得一种依托感，至于从这个平台出发后，就可以天马行空了。《2001太空漫游》无疑是后一种作品，它的归宿不是现实，而是科幻，一切故事和人物都只限于科幻之中。我个人比较赞赏这种风格，而《三体》也是严格遵循这一方向创作的。

　　记者：这样的创作是否会使科幻文学陷入为科幻而科幻的虚无境地？ 

　　刘慈欣：我觉得不会。很多人认为科幻作品应当承载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命题，但我认为科幻作家只能从纯科幻的角度去建构作品，如果他（她）非要站在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和伦理学家的角度去建构作品，那么多半会遭遇失败。读者在阅读科幻小说时，常常会误以为作者是站在各种高度上去设定情节和人物的，但至少就我而言并非如此。科幻文学不是科学研究，我建构任何设定，首先考虑的一定是它的文学美感与震撼力，看它能否在读者的想象中掀起风暴，然后才会考察它的科学合理性。这种考察往往是很肤浅的，它不是要像科学家搞研究那样必须得出某种精确甚至正确的结论，而是要赋予作品一种真实感——是真实感，而不是确切的真实。

　　要说科幻文学最适合探讨的命题，我认为是文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我常常说，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三体》的女主人公叶文洁本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她在每个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都是正常人应该做的，可为什么会遭受那样的结局？如果在正常的时代，人们都会认为她是一个可爱的人，但在小说中，她为什么如此令人厌恶？我希望通过《三体》探讨的是这样一个命题：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在极端环境下，是否依然成立？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情节和人物基础之上的衍生命题，而不是主题先行。

　　记者：这种超越了现实的创作方式，在中国能得到多少读者的认同？ 

　　刘慈欣：中国科幻迷的平均年龄要远远低于西方世界。西方很多科幻文学的读者都已经四五十岁了，他们对科学往往持有一种戒心和警惕，但中国的读者大多对科学持肯定态度，科学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神圣的存在。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这种超越现实的创作方式其实更有生存空间。

　　记者：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您认为中国的科幻文学是否应该找寻本土特色？ 

　　刘慈欣：科幻作家潘海天曾说过，“火星上没有琉璃瓦”。科幻文学可能会有所谓的“中国特色”，但没必要刻意去彰显。我认为民族特色对于科幻文学而言并不算太重要，至少不是必须的，因为科幻文学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在于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有读者指出我的作品很有“中国特色”，但这并不是我刻意为之的，而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基层，作品自然会散发出中国基层社会的气息。其实，在作品中表现出“中国特色”并不难，要创作出超脱本土色彩、以超然视角俯瞰人类文明的作品才真的不容易，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和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都是这样的经典之作。 （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