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只生在世界上，也长在宇宙中 

    文/飞氘 科幻作家

　　四年前的夏天，我在复旦大学参加“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时，《三体3》还未出版，与会的文学界大腕们对“科幻”还非常茫然。我在发言中向他们郑重介绍了韩松和刘慈欣的作品，并把科幻比作当代文学中一支寂寞的伏兵，在少有人关心的荒野上默默地埋伏着，也许某一天时机到来时，会斜刺里杀出几员猛将，从此改天换地。

　　在那之后，科幻界发生了不少令人欣喜的变化，大刘更成为当代文化界异军突起的一件大杀器。这位“三体之父”，市场经济启动以来最有品牌价值的中国科幻作家，如今和他的创造物一起，成为和红楼梦、转基因、中医、韩国超人气偶像团体等一样的话题雷区———稍微说点什么，几乎都会遭到狂热者们的炮轰———这也可见其受欢迎的热度之高。对一个受人拥戴的艺术家来说，最被期待的莫过于持续不断地展现自己的创造力。不过，大刘至今还没有推出新长篇。于是，在粉丝翘首以盼之际推出的两本短篇集《时间移民》和《2018》，虽然收录的多是旧作，看来就颇有一种“三体”番外或前传的意味了。

　　宏大的杰作往往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有自己的成长轨迹。很多年前，年轻的刘慈欣在阿瑟·克拉克作品的感召下仰望星空，从那时起，他就以惊人的偏执和热情，持之以恒地写着同一个故事：令人敬畏的星空中，在不可抗争的天灾或冷漠的神级外星文明面前，尘芥般的人类将被碾压，种种“道德律令”委实无谓，惟有发展技术拼死抗争，或可求得一线生机。不论是《朝闻道》中对人类基础物理学的封锁，还是《梦之海》中的“毁灭你与你何干”，甚至《赡养人类》中用来杀人的纳米钢丝，都能找到“三体”的影子，而《吞食者》干脆就是一场小规模的“黑暗森林”战争的预演。对于这个几千年来习惯面朝黄土背朝天、圣贤不语怪力乱神、奉现实主义为文学正宗的民族而言，这些故事确乎有些不寻常。

　　当然，这也并非始自大刘，在汉语的世界里它至少已经讲了一百多年。早在上世纪初，梁启超就在自己主办的《新小说》上刊载了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这立刻引起了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的仿效，他不但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还在序言中热情歌颂了人类的智力进步，表达了对摆脱自然奴役的渴望，进而遥想未来太空殖民、星际战争的爆发，最后祝愿黄种同胞的复兴。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进化论是“公理”，中国人乃至全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不停地前进，否则，“文明”就将天经地义地征服“野蛮”。从这个层面上说，大刘笔下流露出的对进化使命的自觉和焦虑以及对科学的崇拜，其实正是鸦片战争之后现代中国核心命题的再表达。也难怪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会在北京大学做一场名为《从鲁迅到刘慈欣》的演讲，这看似耸人听闻的题目其实有案可查。说起来，正是被鲁迅看重的《月界旅行》，后来连同它的续作一起，在1904年又被商务印书馆翻译成《环游月球》出版，主人公们在讨论日、地、月的运动时说这是“三体问题”，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个天体物理学难题在中文世界中的最早出现，虽然它只是一闪而过，却出人意料地在一个世纪后成就了一部中国巨作，如此看似偶然、又仿若必然的历史轨道令人浮想联翩。

　　不过，刘慈欣的本事，可不仅在于对宇宙残酷性震撼人心的描绘，以及对真理求索不遗余力的颂扬，更在于能够将那些光年尺度上的事件和他脚下那个国度联系在一起，构成一种奇特的张力。比如一边是宇宙大塌缩一边却是长江洪灾燃眉之急的《塌缩》，比如把宇宙大爆炸、上帝之眼(或者用物理学家的说法“拉普拉斯妖”)和中国读者熟悉的反腐串连起来的《镜子》，又比如让中国的农民工和霍金在太空对话的《中国太阳》，再比如外星文明舰队和贫瘠黄土地叠映在一起的《乡村教师》。奇怪的是，尽管身为计算机专家的大刘曾写了一个写诗软件，以“秒成”的生产方式嘲弄了某些后现代主义诗歌的“算法”，却对古典诗歌怀有敬意。在《诗云》中，他把连四维空间都进入不了的人类文明的价值寄放在了伟大的唐代诗歌上。正是这些中国气派的故事传递了地道的经典科幻之美，又戳中了当代国人的神经。这个远在山西的朴实的工程师，用天才的想象乐此不疲地让整个太阳系一次次被毁灭，不断地推倒并重建着我们对“何为有意义的生活”的理解。在他看来，“人类在思想史上没有对整个文明的灭顶之灾做过理论上的准备，有人开始想这个问题总是一件好事”。

　　这一次次对读者的“惊吓”，引导我们把历史的指针回拨到1902年，当时，正被大乘佛教和进化论所吸引的梁启超，被挚友谭嗣同的杀身成仁以及日本士兵“祈战死”的精神所撼动，翻译了天文学家弗拉马里翁的小说《世界末日记》，他希望那220万年后太阳冷却、人类文明凋零的故事能够让国人明白死亡是进化之母，并在宇宙之无量广大和一己之身之渺小的对比中，克服“有我之见”，放下诸般贪恋，生出对众生的慈悲，以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行普渡众生之业，促进中国乃至人类的进步。这条“从梁启超到刘慈欣”的脉络，同样让人感慨：就像那篇工程师思维推演出来的酣畅淋漓的《山》所提醒的，我们太容易以为自己那一点点苦乐忧病就是世界的全部，而忘记了“宅”溺其中的天地，不过是浩渺宇宙中的一个小小时空泡。因此，这个生存在空心行星内部的文明如何一步步认知世界、走向地表最后去探索星空的故事，也同时可能成为每一个读者突破茧缚、涤荡灵魂的契机。

　　因此我一直觉得，大刘是像托尔斯泰那样的精力异常充沛而又富有人格感召力的作家———据说他每天坚持跑步，早晚各五公里———他根本不必纠结于某些所谓的文学技法，仅仅用最古典的“陈旧”方式，全凭一腔布道者般的情怀和理科生的逻辑思维来演义一出出人类在宇宙中艰难前行的悲壮大戏，把一种看似过时、实则淳朴的“崇高”美学注入这个时代。这种“崇高”的格调曾是20世纪中国、尤其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主导精神，却一度因其畸变而引发了反弹并丧失了合法性。社会现实的苦厄和困顿、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都使得对现实中国进行崇高庄重的叙事显得单薄而无力，结果便是另一种极端：认同感的危机、经济发展和消费主义至上、理想空虚……鲁迅曾说过，“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我以为，包括大刘在内的许多作家，仍然对未来充满热情，为这个猥琐泛滥成灾的时代，注入了一点崇高的、理想主义的大精神。

　　当然，这工作并不容易，这毕竟是个传统文学在衰落的时代。我曾不止一次听大刘说过，“三体”热并没有带动他的其他作品跟着热，这对于整个科幻文化的发展来说，不是什么好现象。所幸，据说“三体”电影的项目已经启动了，大刘也在参与自己小说改编的其他电影项目，这些非常消耗精力的工作，可能也是他迟迟没有新作问世的原因之一。诸如此类的消息让许多狂热粉丝顿足捶胸，这可以理解：某些中国电影人已经消耗了太多观众的信任，对于拍摄科幻片他们到底有多少认真也是值得观察。但我仍然以为这是好事。如今堪称如日中天的大刘，再随便写个什么长篇，都可能会引爆眼球，但从推动整个中国科幻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却并不如他去参与推动一部正经的中国科幻电影更有价值。记得《环太平洋》上映时，曾有国内媒体批判其贬损中国，给中国年青一代植入西方价值观。确实，经过好莱坞多年的洗礼，世界人民的眼球早已习惯美国大兵对抗外星人拯救地球的光辉形象，但如果看到解放军与外星人在街头巷战、公安干警与异形斗智斗勇，就算中国观众也会觉得很不适应吧？但未来终究是全人类的事，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的大国，不能永远靠市场份额来“赎买”中国人在大银幕上“未来世界”的入场券，我们终将要打造自己的未来叙事，这不仅仅是一个电影产业发展的问题，可能更要放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上去思考。早晚有一天，我们要看到罗辑、史强、程心在人类对抗三体人入侵的悲壮史诗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终将在超大银幕上见证中国军人、太空舰队政委章北海在绝对零度的幽深太空中扣下扳机，就在那一刻，人类的未来已经决定。

　　有意思的是，就在科幻的第一大国美国，也同时出现了一位“小刘”，这位名为刘宇坤的美籍华裔科幻作家，不但获得了英语科幻界的一再认可，也通过翻译搭建起了“三体之桥”，让更多的西方人也能感受中国人对未来的热情和勇气。正是这些人的努力，让中国科幻事业有了兴旺之兆。人生在世，能遇到如此努力而优秀的前辈和同道，实为大幸。 （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