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拯救理想主义：刘慈欣作品中的崇高美学 

　　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获得雨果奖，这是亚洲人首次在这个科幻界的“诺贝尔奖”上有所斩获。大刘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然而来自文学圈的专业评论甚少。近日，科幻作家飞氘和文学评论家刘芳坤就刘慈欣和科幻文学进行对话，探讨大刘作品中的美学内涵，以及科幻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意义。

　　飞氘认为，雨果奖授予中国作家确实是一次历史性突破。但把雨果奖称为科幻界的“诺贝尔奖”则不太贴切。由于雨果奖的大众属性，大刘获奖，“像是一个西方人写了一部有点‘老派’的、金庸式的武侠小说，得到了中国人的赞许一样”。如果能够同时获得专业性更强“星云奖”，就能代表在科幻界取得了最高的荣誉。他认为，随着三体后两部英文版的陆续问世，刘慈欣双奖加身只是个时间问题。

　　两位对谈者都注意到了刘慈欣作品中的崇高叙事。从先锋文学开始，去崇高化渐渐成为一种脾性。因此，在理想主义和宏大叙事遭到抛弃的所谓“后现代”社会里，刘慈欣那股古典主义色彩的作品才显得异常醒目和可贵。

　　以下为对谈全文。

　　刘芳坤：飞氘好！今天很高兴和你谈谈我们山西作家刘慈欣及其作品，他最近刚刚获得了雨果奖。

　　飞氘：这无疑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文学界最振奋人心的消息。现在不少媒体称雨果奖是科幻界的“诺贝尔奖”，个人认为，这个说法其实不是很贴切。除了雨果奖，英文科幻界还有另一个与之齐名的奖项——星云奖，这是个专业性更强的奖，而雨果奖的评选规则更具有大众性。

　　刘芳坤：是的，据介绍雨果奖为世界科幻大会的会员投票，这是有别于我们通常理解的由专业评论家组成评委的“专业奖”，也有别于和时尚紧密相联系的“媒体奖”，现如今关于“体制内”评奖更是受到了各种诟病。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将文学活动划分生产、传播、消费三个环节，在他看来，只有当作品真正到达读者那里“消费”，才是实现了它的价值。照我的理解，雨果奖就是读者大众起到更大的作用，这点又恰恰与我们国内的刘慈欣接受情况相同，你看大刘拥有广大的读者，特别是一些社会精英阶层的阅读对作品的传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埃斯卡皮也很重视“文人圈子”对作品的筛选机制，关于刘慈欣的作品的专业评论还是少了些。

　　飞氘：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能够双奖加身，就代表在科幻界取得了最高的荣誉。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今年也曾入围星云奖，虽然没能最终摘得桂冠，但最后摘得雨果奖，仍是巨大的历史性突破。我看到一份资料，说雨果奖自1953年设立以来，共有300人获“最佳长篇奖”（Best Novel）提名，其中295人是白人，另外3人为非裔美国人，1个阿拉伯裔美国人，1个中国人，也就是刘慈欣。事实上，这也是这一奖项第一次授予非英语原创的科幻作品，这个荣誉由中国作家，或者说山西作家获得，意义不凡。我相信，随着三体后两部英文版的陆续问世，刘慈欣双奖加身只是个时间问题。

　　刘芳坤：那我们就继续从“雨果奖”说起吧，我知道你除了小说创作之外，还从事科幻文学的研究，那么从一位专业人士角度来看，大刘获奖的意义何在？

　　飞氘：这是一件期待已久、也相信它一定会发生的事。一个国家，在保持长时段的稳定发展，在经济增长、物质水平不断进步、教育水平逐步提高的基础上，经过几代人的学习、积累、突破，就一定会在文化、体育等领域中那些之前一直被认为非常薄弱的地带做出突破性的成绩，因此，我觉得刘慈欣的获奖，和姚明、李娜、刘翔、莫言等人在赢得世界性的尊重和认可，在本质上是一回事。

　　具体说到大刘，他这次赢得雨果奖，虽然说过程充满曲折——具体情况，各大媒体都已经报道的很详尽了——但就结果而言，可谓当之无愧。而这不仅仅是刘慈欣一个人的荣誉，《三体》第一部的译者刘宇昆也贡献很大。这位熟练掌握汉语的美籍华裔，自己本就是“双奖加身”的优秀作家，他和刘慈欣的合作成就了中国科幻史上的辉煌一页，这本身也是极富象征意义的，它证明了科幻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中国人，或者说以现代汉语形态承载的对未来和宇宙的想象、思考、愿景或忧虑，都可能为全人类所共享。

　　刘芳坤：刘宇昆的翻译让我想起了众多“跨语际”文学的话题，包括鲁迅翻译裴多菲，林纾翻译《茶花女》，这些话题是很尖锐的，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再创作”，《三体》的美国版本无疑经过了这种“跨语际实践”。比如大刘自己也曾毫不避讳地谈到，因为女权的问题，小说做了多处修改。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讲，我们似乎更为关注：和之前的获奖作品比较，大刘的作品在主题和艺术上有何“特殊”之处？

　　飞氘：一方面，可以说大刘的“特殊”就在于他的“不特殊”。大刘是个纯正的科幻迷，是在大量阅读世界科幻经典基础上成长起来的“60后”作家。他多次提及自己念念不忘的英国科幻大师阿瑟·克拉克，声称自己的写作是对《2001：太空漫游》的“拙劣的模仿”。通过对宇宙、星空、未来等宏大命题的探索，大刘确实把风味醇厚的西方现代科幻小说的美学精神植入了中国当代文学中，这不但能够引发中国读者对星空的兴趣，让我们能超越困顿的日常生活，抬头去群星中寻找那超越现实的价值——那种像水晶般坚硬而透明的宇宙空灵之美，同时，更用这样的故事回馈给了西方世界。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大刘获奖，像是一个西方人写了一部有点“老派”的、金庸式的武侠小说，得到了中国人的赞许一样。

　　刘芳坤：你打的这个比方很有意思，但大刘的作品不仅在于中西科幻艺术“引桥”的意义，有很多小说也是蛮情怀党的，比如在《赡养上帝》里面，他讲到人类因为忽然遭遇到了天外来客的各种境遇，因为这些来客都是老年人。他们是曾经的造物主，今天需要人类赡养，这样就闹出了一个村庄各种的怨言，在小说最后作者不忘记疾呼：“人啊，该考虑养老的事了。”大刘的创作已经走出了“纯科幻”阶段，此类小说让我联想到的是，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大刘的“社会实验”阶段，让我联想到的是中国新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启蒙精神。

　　飞氘：这就是另一方面，大刘也确有特殊之处，那就是他的故事又浸透着中国汁液。再比如《乡村教师》《中国太阳》等作品，里面的人物都是最平凡的中国基层社会的小人物，当他们和光年尺度上的命题联系在一起时，就制造了一种奇特的张力。这些故事常让我想起另一位山西的艺术家贾樟柯，他镜头下的中国与刘慈欣的世界有着一部分重合。我记得刘慈欣曾在闲聊时说，贾樟柯呈现的某些景观，就是大刘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世界。有意思的是，《三峡好人》里出现了一个有点突兀的建筑物如火箭般升空的镜头，这有点科幻色彩，和主人公韩三明的人生构成了某种呼应。再打个比方，如果韩三明走到了火箭里面，飞向星空，那就有点像大刘式的张力了。

　　刘芳坤：你的比喻倒是提醒了我：关于山西文学的地域性求存问题，身处黄土高原的艺术家们，却没有被群山阻碍，反而“飞出群山”的文学隐喻，确实充满魔幻般的魅力。王德威先生给山西的作家写评论就注意到了这点，他惊讶大刘的成就：“这位仁兄异军突起，居然在这个娘子关发电厂工余之暇开始了他在科幻上的创作。”多年前给李锐写的评论就叫《吕梁山色有无间》，开篇即是描绘吕梁地脉。我有个大胆的设想，就是把目前已经是“国际刘”再放回于我们山西的文脉当中去考察。这样的话，他的《乡村教师》《中国太阳》一定能够读出山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精髓。所以，我更关注你谈到大刘作品的美学风貌有点“老派”，能简单描述一下你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历史现状的认识嘛？

　　飞氘：从晚清至今的一个多世纪里，不论是以儿童文学一员的面貌参与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是在改革开放后以文学“边缘”或亚文化的自觉去审视社会转型中的众生相并表达对中国崛起的期待，中国科幻始终都是中国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作为现代化赛跑中的追赶者，中国的科幻写作者们一次次把目光投向虚拟时空，试图以对“科学”“理性”的宣扬来促进民族精神的革新，同时又渴望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从宇宙的宏观视角去审视人类文明，他们和翻译凡尔纳的青年鲁迅一样，颂扬着人类向大自然的抗争，也和撰写《大同书》、梦想着星际旅行的康有为一样，面临现实的苦闷时，转向深邃的星空中寻找安慰。这些用小说来表达的对中国现代进程的热情辩护、冷峻批判、沉痛反省、顽强抗争、尽情宣泄，本身也成为历史实践的一部分，传递着现代中国在走向世界与寻找自我之间的艰难，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进程也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科幻的兴衰变迁、成就与症结，构成了它的“中国”底色。

　　刘芳坤：你谈的这个问题很关键，就是科幻文学与民族国家、与我们通常谈到的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你谈到的晚清很典型，梁启超的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实际上构成了整个文学甚至民族“现代化”的某种隐喻。另外，我最近接触到了“文革”末期以来的不少文学作品，其中就有叶永烈的《石油蛋白》这种“新时期文学报春花”，它的意义在于表达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化认知，具有划时代的思想解放意义。

　　飞氘：不过，和科幻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深厚根基相比，中国科幻虽也耕耘了一百多年，但经历了几次大的生发和沉寂，期间的各个时代虽也不乏代表性的力作，比如你说的“新时期”，就曾在1978年里出现了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等重要作品。但直到《三体》三部曲问世，以及大刘获雨果奖这一象征性的文学事件出现，我们才终于有底气地说在这片贫瘠的土壤上结出了一颗雄奇的硕果。它是一百多年来西方科幻与本土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几代中国科幻作家对科学和人类未来的信念，对宇宙未知之谜探索精神的积淀。

　　刘芳坤：那么，我们还是应该重点关注：大刘文学作品的“中国性”在于何处？

　　飞氘：我觉得，大刘小说的最大魅力在于一种冷酷到底的理性和一种粒子风暴般扑面而来的澎湃激情的交融，以及笔下人物的命运抉择。那些无畏追求真理的故事都是中国故事，它们展示的既是宇宙“真理”本身的“美”，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对科学的浪漫想象与对未来的自我期许——一种自强不息的古典豪迈与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嫁接。比如《三体》里的中国太空军这个军种，以及政委章北海这个人物的独特魅力，就很令人感怀。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为了对付四百年后入侵地球的三体舰队，章北海冬眠了两百年后苏醒，此时地球上各大国都已衰落，代之崛起的是作为政治实体的三大太空舰队，作者没有交代彼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但读者仍能感受到中国革命精神与力量跨世纪的薪火传承。章北海向新时代的亚洲舰队司令官报道时说：“中国太空军司令员常伟思将军托我向您问好。”后来神舟十号发射的那天，我把这句话配上了女航天员王亚平站在国旗下敬礼的照片发在网上，许多网友激动不已。我认为，大刘的厉害之一在于开启了一条通道，使当代中国长久被困于革命历史叙事的国族认同感终于可以投射进未来的空间。

　　刘芳坤：乔治•马丁关于《三体》的一些说法我是非常同意的，比如这部作品其妙地结合了科学和哲学、政治与历史、阴谋论与宇宙学，细想这些因子里其实无不充满了“中国性”。另外，我也看重《三体》中的“文革”部分，在小说刚一开篇所烘染的叶文洁所处的历史场域，就很好体现了你所说的中国革命精神和力量。小说历史感的强化无疑标记着刘慈欣那代人的集体记忆，更重要的是民族和知识分子自身的认同问题。当然，科幻文学当中最富有魅力的，那些关于“未来”的部分，《三体》也的确提供了一部严整的未来逻辑体系。你认为这种“未来想象”的特点和贡献是什么？

　　飞氘：超越现实的卑琐吧。从先锋文学开始，去崇高化渐渐成为一种脾性。正因此，在理想主义和宏大叙事遭到抛弃的所谓“后现代”社会里，刘慈欣那股古典主义色彩的作品才显得异常醒目和可贵。

　　刘芳坤：“崇高”的确是刘慈欣作品最为重要的美学风格，“后现代”消费社会频临碎片化的思想状态容易产生拼贴、戏仿等“机械复制的艺术作品”。目前我们的文坛不仅有庸俗化的问题，同时存在缺乏向心力的“历史虚无主义”，而大刘作品的“未来想象”恰恰能够提供给理想主义的力量，这可能也是他能拥有众多读者，特别是金领理工男读者群体的原因。

　　飞氘：没错。

　　刘芳坤：另外，我想，文学作品应该具有一些共同的品质，比如它关涉到人文的关怀，甚至是人类在自我和精神世界中的解放，但我们在严肃文学作品当中，通常看到的是历史与现实的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当中，我们经常感觉到的是小说是中国之“史料”，小说里充满历史的面影和现实的阵痛，但小说不光可以是心灵史，小说更可以是预言，是理想。科幻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恰能够提供一些宏阔的补足，从这点来讲，大刘的启迪就不止在科幻文学圈子。你从事研究和创作多年，能谈谈你在创作科幻小说、研究严肃文学、评论科幻小说这些过程中的不同体验嘛？

　　飞氘：我觉得，它们在根本上是相通的，都是严肃面对世界的一种生存状态。你必须认真对待你的素材或者研究对象，苛求自己免于倦怠和松懈，用严谨的态度去做准备工作，同时又要保持激情和想象力，去看见一个世界。如果没有热情，它不会自己呈现。

　　刘芳坤：最后，你对“刘慈欣后”的中国科幻有何期待？

　　飞氘：说回到贾樟柯吧。数年前，我曾在一次活动现场向他提问。当时他谈到自己在准备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大概意思是：当前的社会特别看重“今天”，而“过去”和“未来”则是模糊的，此前他的电影都是关于当下的，现在想要回到历史的脉络，去重新审视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我就问他有没有打算将来拍一部关于“未来”的电影呢？毕竟，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不断以现代科学为依托来想象未来，我想知道他会不会考虑拍一部“科幻片”。贾樟柯当时的回答挺敷衍，大意是说人们对于历史、现实的思考，就蕴含这我们对于未来的期待。这个回答没什么特别的。我要说的重点是，在那个现场，听众们本来一直在认真倾听我的提问，但当“科幻片”三个字突然在空气中震荡时，立刻在人群中激发出一片笑声。这可能是因为在这样充满文艺气息的氛围中，“科幻”显得很违和，令毫无防备的人们感到突兀。说实话，我当时挺尴尬的，觉得自己像是那种在各种演讲现场提奇怪问题令周围人感到难堪的怪人。所以，要问我对“刘慈欣后”的中国科幻说有什么期待，那就是希望将来人们提及“科幻”二字时，不再彼此感到窘迫。（文/飞氘 刘芳坤）

　　访谈人物简介：

　　飞氘：青年科幻作家，清华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文学方向博士后。出版有小说集《纯真及其所编造的》《讲故事的机器人》《中国科幻大片》。曾获得第五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科幻图书奖、入围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现居北京。

　　刘芳坤：青年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在各类报刊发表文学评论二十余万字，部分文章入选《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80后”批评家年选》。现居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