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科幻等同于科普，是对科幻的致命伤害 

　　最早听闻江晓原这个名字，一是他令人目眩的众多头衔：科学史研究者、大学教授、科幻电影评论家、专栏作家、“年度十大好书”评委以及令一般公众闻之脸红心跳的“性学家”这层身份；一是他闻名于读书人圈子的惊人收藏，以4万多册图书、9000多部电影构建了一个小型“图书电影馆”。他常常自嘲“不务正业”，而在很多人眼中，他都是一个“有趣”之人。

　　直到和江教授约在一间咖啡馆，有关他的一切江湖传闻连同无稽想象才戛然而止。代之而来的，是他喜饮蓝山咖啡的雅好以及谈吐之中的闲适和从容。一直到采访结束，记者都在纳罕：怎么饱受“行政化”之诟病的中国高校体制，竟容忍了这样一条“漏网之鱼”、这样一朵闲云、这样一只野鹤。

　　“文革”十年看了十年书

　　晶报：您是1955年生人，“文革”开始时您已经11岁了。初中毕业后您在纺织厂做过电工，这可不可以看做您从事科学史研究的起点呢？

　　江晓原：（笑）我在“文革”中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父母都是一般的机关干部，没受到什么冲击。“文革”中，小孩子就瞎玩，我连高中也没念，初中毕业后17岁就进了工厂，在一个纺织厂当了六年电工。一直到恢复高考我才考上大学离开。我在“文革”中没受过苦，而且有特殊的渠道能搞到很多书来看，在那个时候我的同龄人几乎都是不看书的。

　　“文革”开始直到高考前，我差不多读了十年书，说起来，我算是建立起了一个小小的网络，网络里的人交换书，彼此之间保持单线联系，就像一个“特务组织”。后来这个网络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发现不需要再搞到新书，只需要“倒买倒卖”就行了。也就是说，我跟你联系上了，拿到你的书，把你的书看完后再借给他，同时，我还可以把他借给我的书借给你看，于是我在你和他面前都能搞到书。我为此专门制作了一个表，记录谁的书借给了谁，完全就像搞“投机倒把”的人一样（笑）。

　　在工厂里当电工又不一样，电工在纺织厂里是最受信任的工人，你不会被机器束缚，因为你是管机器的人，几乎八小时什么事都不用干，因为只有机器出了故障才需要你去解决，它不出故障的时候你没事。不久我就开始带徒弟了，很多情况下我不用亲自去解决问题，徒弟搞不定才给我打电话。工作的八小时，我一直在读书。要不然恢复高考后我怎么考得上呢，你想我高中都没念过（笑）。

　　晶报：总感觉您的兴趣还是在文科领域，当初怎么会选择报考天体物理学这样一个专业呢？

　　江晓原：我觉得自己如果继续当工人的话，肯定会是一个很好的高级技师。因为我当电工所用到的知识，都是自学的，无师自通。另外我也去上夜校，那个时候夜校是不收钱的，你只要去登记就可以上了。在夜校那里听课，学着搞自动控制。所以等到要考大学的时候，我的物理试卷拿到了满分。后来我进入南京大学天文系，4年期间都是班长。我到系办公室去，悄悄地查看我高考时的总分，那个时候总分是不对外公布的。我一看，我在这一届天文系19个同学中的排名还是挺靠前的，而在这19个人里面，只有我没念过高中。入学第一年，还是挺苦的，我还把高中的课本借来补课，否则就要跟不上了。到了第二年，我的成绩跟上了，又可以“不务正业”地搞些别的事情。后来我在上海天文台工作了15年，连续多次获得破格晋升，博士毕业六年后还当上了上海天文台最年轻的正教授。不得不承认，自己内心的趣味还是以文科为主。大体而言，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跟我的天性有关，当然我的毛病也是“不务正业”。

　　晶报：能够打通职业和兴趣之间的壁垒，是出于一种机缘，还是有意为之呢？

　　江晓原：这个事情也要随缘，我一开始也不可能在一条主线之外规划这么多事情，比如搞科幻影评和研究，最初的机缘就是我喜欢上看电影。2003年“非典”时期，我碰到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作为影迷比我还要资深。我就跟他说，你试着做做跟科幻有关的论文吧，这个学生能力很强，一做就做得有模有样。这一举动把我们系里的教授都吓住了，后来，这个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也很顺利，他还读了博士后，留在我们学院当老师，还真有点电影的戏剧性。

　　科学史是“饭碗”，性学是“自留地”

　　晶报：您研究科学史中的占星学，这个领域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宣扬天人感应的谶纬之学，您从中发现了哪些思想史的资料？

　　江晓原：我主要是把这个领域当成文化史来研究，并不是说真的去探索超自然的力量，占星学在科学史上的意义在于促进了天文学的研究，这不仅在希腊，在印度、阿拉伯和中世纪的欧洲都是如此。

　　从几个角度具体地说，一者，古代占星术中所运用的天文学知识，被用作观测天体运行的工具，搞天文学史研究的人，必然会涉及这些东西，这是一方面的价值；二者，观测的过程必然留下大量的档案，中国人在这种事情上的意识比较强，看到什么特殊的天象都要记录下来。比如某一天天空出现了一个很亮的东西，一个职业星占学家可能就会这样记录：我在几月几号，在什么方位上看到了一个奇异的东西。

　　这种记录在今天看来，很可能成为科学的数据。比如，一个占星家记录下一颗彗星，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根据已经掌握了的彗星轨道规律，用天体力学倒推，那个日子里是不是有一颗彗星出现在那个天区上。如果有，那么我们可以初步确认说，当年古人记下来的，就是这颗彗星。那像这一类东西，就有纯粹的科学价值，当然也有文化史的价值，就是说，古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因为古人相信天人是感应的，相信人在地上做什么，天在上面看着，人做得不好，天要降下惩罚。我觉得自己的研究至少在这三个方面，都是有价值的。

　　晶报：您的研究贯穿着两条线索，一个是科学史，一个是性学，恰好对应了中国哲学中“天理”和“人欲”这两个层面。

　　江晓原：其实你说的两条线也未必确切。天文学史是主线，也是我的饭碗，我自己本科是念天体物理专业的，然后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过。你要说别的线，性学史当然也是一条线，一条“细一点的线”。至于性学，其实现在我只是在这个圈子里保持存在而已，有时候去写写东西，出席一些会。我们这种人的生活，用以前的比喻就是：你的正业就是你在人民公社种大田，那是你应该为国家去种的。然后你自己还可以种自留地，在自留地上种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庄稼，拿到农贸市场去卖。学者也有自留地，在学校里面，体制要求你做什么，你当然不能推辞。剩下的时间，你可以种学术上的自留地，性学这个东西其实也就是我的学术自留地，只不过种得比较早（笑）。

　　事实上，大概在十多年前，我又开始种另外一个自留地，也就是对科幻作品做科学史研究。因为以前做科学史研究的人，是从来不把科幻作品纳入研究范畴的，他们认为那是文学作品，不关他们什么事，所以他们不去研究，他们不会把一部小说纳入他们的研究范畴。但是，我把科幻创作当成了科学活动的一部分，我专门为此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那些科幻创作看成科学活动的一部分，既然它们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科幻作品当然也可以成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我已经发表过十几篇这样的文章了，通常都是发表在科学史的学术刊物上；此外，我在报刊杂志上写科幻影评，这是副产品。影评又不是学术成果，那就是自留地嘛。

　　一开始，对科幻作品进行科学史研究，也是自留地，只不过后来得到了“生产队”的认可，就成了大田的一部分。写影评比较自由一点，今年这本《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是我写科幻影评的结集，这又变成我的另一条线。其实这十多年来，我的这条线还能分出两条线，我有两个小团队，一个做科幻研究，另一个是做科学政治学研究——研究科学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内涵以及科学活动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科学也有政治学

　　晶报：“科学政治学”的提法比较新颖，类似于“政治学的微观分析”，能不能为我们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江晓原：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什么叫做科学政治学。比如说，大概是在五六年前，我们这个自留地开始结出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成果，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为韩国著名生物科学家黄禹锡鸣冤。我们认为，黄禹锡实际上是西方同行打压东方人的过程中所挑选的一个牺牲品。实际上他是冤枉的，我们把这篇文章投到北京的学术刊物上，审了整整一年的稿，他们不敢发表。对方说你给一个大家公认的造假分子翻案等等，后来我把稿件撤回，给了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学报立刻就发了，新华文摘予以全文转载。在这个文章里，我们指出：在西方同行指责黄禹锡造假之后，使用和他同样的方法，把“桃子”都摘走了。最后，那些人都发表了文章，而且他们在文章中也承认这个方法是黄禹锡的。

　　韩国政府一开始把黄禹锡捧成民族英雄，后来一看西方同行说他造假，又立刻抛弃他，马上就把他所有的融资撤销了；再后来，韩国政府意识到：其实他们上当了；最后，韩国法院对他的罪行裁定，并未涉及学术造假。最后只有什么“侵吞政府研究经费、非法买卖卵子罪成立，被判2年徒刑，缓刑3年”，定了一个很轻的罪名，实际上是不执行的。

　　文章发表之后，不久西方的媒体上出现了更多的报道，证实了我们的推断。在这个个案里面，就涉及到科学政治学，实际上黄禹锡是一个土包子，没有任何欧美留学背景，但是他在干细胞和克隆技术研究方面走得非常前沿，已经跟西方人并驾齐驱了，西方人眼看着这么一个土包子也要来摘“桃子”，他们就不干了。就找他茬，来打击他，把他打晕之后，他们把桃子摘走了。黄禹锡是在一些民间力量的资助下东山再起的，这些民间财团背后也许也有半官方的背景。再比如，我们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讨论了国内关于转基因主粮的争议，也是一篇非常长的文章。这两天商务印书馆正在出一本集子，就叫《科学中的政治》，这两篇学术论文都被收进去了。

　　科幻研究和科学政治学研究，各有一些我的学生持续跟进。毕业以后，他们有的去支教，有的去做别的事，但是他们还愿意继续搞学问。

　　晶报：为什么外界对这一领域知之甚少，在西方有没有类似的研究？

　　江晓原：因为科学政治学基本上没有在大众文本上做过任何呈现，除了我曾经在转基因主粮这个话题上发表过一些观点。这一回商务印书馆出的那本集子，实际上是跨文本的：既有学术文本，也有大众文本。基本上可以这么说，这两小块自留地都是没有什么先例的，国外也没有人这样做过。国外同行往往将我称之为科学政治学的事情，纳入一个大的科学社会学的范畴，但是那个范畴很宽泛，没有人会研究黄禹锡这样的案例。学者认为黄禹锡是“臭狗屎”，沾都不愿意沾，又怎么去给他鸣冤呢？今天看来，我们的学报还是有一些魄力的。我告诉他们，说北京的杂志社审了整整一年的稿，我说我不耐烦了。当时学报的主编把别的文章换下来，立刻就发表了，然后新华文摘予以全文转载。

　　“科幻”不等于给小孩子看的“科普”

　　晶报：在《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这本书里，您为观看科幻电影找到了七个理由：想象科学技术的发展；了解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建立对科学家群体的警惕意识；思考科学技术极度发展的荒诞后果；展望科学技术无限应用之下的伦理困境；围观科幻独有故事情境中对人性的严刑逼供；欣赏人类脱离现实羁绊所能想象出来的奇异景观——这些理由好像大多是对科学主义的反思？

　　江晓原：以前国内的很多宣传读物上面，都保留着那种旧式的偏见，把科幻看成科普的一部分，觉得科幻的使命就是唤起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热爱，大讲未来的机器人、未来的新能源、未来的生活有多少美好……根本谈不上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因为我们一直这样看待科幻，所以我们国内的科幻一直都在低端水平。刘慈欣老说，我们的科幻是小众的。但是我说科幻要走向大众，往往是以低端和科普为代价的，不可能既小众又低端或既大众又高端。那又该怎么办？所以我们要远离科普，告别低端。我说科幻既然已经小众了，就把高端的路继续走下去，科幻本来就是给那些有思考能力的人看的，根本就不是给小孩子看的。

　　我还记得一件很好笑的事。一家少儿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国当代科幻名家选集，将刘慈欣的一部小说选入。这家出版社非要请我写书评，我一直推辞，可是他们一直坚持要我写。我说你们让我写书评，可别后悔，因为我从来不在书评里说假话，你们要让我写书评，我就得说真话。他们说我们欢迎啊。结果书评登出来，他一看就傻眼了。我在书评里说：这家出版社根本不应该出这种书，因为封面上赫然印着“某某少年儿童出版社”，我说刘慈欣的小说是有思想深度的，不适合少年儿童阅读。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就是大家都认为科幻等同于给小孩子看的科普，这对中国科幻的发展构成了致命伤害。

　　晶报：如何划分科幻和科普之间的界限呢，像凡尔纳和威尔斯的科幻作品难道也不适合小孩子阅读吗？

　　江晓原：凡尔纳和威尔斯两个人，构成一个时代的分界线。凡尔纳在那个时代，讴歌科学技术，坚信新的科学技术会让我们过得更加幸福。所以他的作品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受到特殊的对待。他的作品和科学主义信仰是合拍的。但是从威尔斯开始一直到今天，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科幻作品创作完全是在反科学主义的纲领下进行的，具体而言就是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你去读威尔斯的作品，都是带着反思色彩的。结果我们国内的很多人，脑子还停留在凡尔纳的时代。清末中国就出现过一大批模仿色彩明显的科幻小说，没有任何反思，没有任何思想。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后来，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小灵通访问未来世界，看见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人类的生活一片阳光灿烂……像这样的作品，就是适合小孩子看的科普作品。你说《2001太空漫游》适合小孩子看吗，小孩子能看懂吗，连大人都看不懂。

　　晶报：您认为国产科幻电影和西方科幻电影之间的差距在哪儿？

　　江晓原：刘慈欣说中国不缺钱、不缺技术、不缺情怀，他说唯一缺乏科幻精神。所以我觉得二者的差距主要是在观念上，团队和技术都可以用钱买到，思想和观念却用钱买不来。首先我要问，拍摄科幻电影的人对于科幻近一百多年来的发展有认识吗？要是他们的观念还停留在科幻就是科普，就是要通过科幻唤醒大家对科学技术的热爱上，那么我们和西方就是一百年以上的差距。其实，绝大多数中国的科幻作家，都完成了跟国际的接轨，他们都在走反思科学的道路，唯一不走的人是刘慈欣，刘慈欣并不赞成对科学的妖魔化。我对刘慈欣的作品一直评价很高。其实《三体》也是很悲观的。作为一个科学主义者，刘慈欣的作品为什么仍然是悲观的呢？因为我觉得，刘慈欣的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是殊途同归的，也就是说乂科学主义走的是反科学主义的道路，走向了悲观，刘慈欣走的是科学主义的道路，最终也走向了悲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刘慈欣是一个对人性悲观的人，他认为人性是黑暗的。我们不是说“观看科幻电影的七个理由之一是对人性严刑逼供”吗，刘慈欣在他的作品里也对人性严刑逼供，严刑逼供的结果还是悲观的，所以最终他还是走向了悲观。（文/魏鼎）

　　江晓原简介

　　1955年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博士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自幼好古成癖，特别迷恋古代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恢复高考后以第一志愿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2年毕业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了六年科学史研究生，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

　　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1994年中国科学院特批晋升研究员，次年成为博士导师。长期领导着国内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出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之首任系主任至今。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