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难得自己动手修好了一样东西。先用锤子试一试，再换扳手敲一敲，我终于让抽水马桶重新工作，对此我感到十分满意。“瞧，不是只有黑猩猩才会使用工具呢，”我沾沾自喜地想道。
人类曾被认为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唯一一个会使用工具、会谋杀同类、能够传递文明的物种。但这些理应具有决定性的特征，现在已在其他物种中发现。终究，我们并不是那么独特。不过，人类依然在不少地方与众不同，其中有一个尤为重要，那就是人类理解象征意义的能力。隐喻、明喻、寓言，种种修辞手法在我们身上施加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为象征意义而屠杀，甚至赴死，但我们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正是从象征中诞生，那就是艺术。
近年来，科学家们对符号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做了卓越的深入研究，他们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耶鲁大学等一流大学。他们的一项重大发现是，大脑对于区分隐喻和字面意义并不在行。科学家向我们展示，符号、隐喻以及它们引发的道德观念，实际上是大脑中笨拙而杂乱的过程的产物。
符号是复杂事物的简化替代物，一块长方形的布，画上星星和长条，就能代表美国的全部历史和价值观。为了说明这种替代为什么十分有用，让我们从最基本的语言，从不涉及多少象征性内容的交流入手。假设你被某种恐怖的东西吓到了，拼命尖叫。听者并不能判断这毛骨悚然的“啊啊啊啊！”究竟意味着迎面扑来的一颗彗星、右翼暗杀小队还是一只科摩多巨蜥，它仅仅意味着事情不太对头。在通用的尖叫声中，信号本身就是意义，这种现在时的情绪性表达是动物间交流的主要内容。
相比之下，象征性的语言带来了巨大的进化优势，即使是其他生物尚处萌芽期的符号使用也是如此。比如，当黑长尾猴发现天敌时，它们不只是发出通用的尖叫声，而是使用有区别的发音，也就是不同的前词汇(proto-words），有的表示“啊啊！捕食者在地上，快爬上树”，另一个则表示“啊啊！捕食者在天上，快从树上爬下来”。进化出能区分这种不同之处的认知能力极为有用：谁会想在猛禽盘旋而下时不幸猜错同伴的意思、窜上树顶呢？
语言将一条信息与它表示的意义相撬开，当我们的原始祖先对这种字面与意义的分离越来越在行时，个体与社会水平上的优势产生了。我们得以再现过去的情感，表现未来可能的情感，以及情感之外的其他内容。我们进化出了一种将字面信息和背后的意义与意图相分离的方法，独特而引人注目：说谎。我们还发明了美学符号；肖维岩洞30000年历史的壁画马终究不是真的马。
早期的符号使用帮助我们建立了强有力的人际关系与合作规则，同时，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得更为复杂，也更有竞争力。最近，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Ara Norenzayan和俄勒冈大学的Azim Shariff做了一项研究，表明在186个受调查的社会中，典型的社会团体越大，这个文化就越有可能创造一个监督并裁决人类道德的神。神，也许是强化社会规则的终极符号。
那么，我们的大脑是怎样进化以处理这样复杂的符号体系的呢？ 事实上，大脑在处理象征性内容时非常笨拙。有人说过，进化不是一位发明家，而是一个修补匠，用手头已有的零件凑合着应付现状。打个比方，鱿鱼虽然游得不如许多鱼类快，但考虑到它是由较原始的软体动物进化而来的，它已经游得挺快了；同理，人类大脑虽然在处理符号和隐喻时不太优雅，但考虑到它是由只能处理字面意义的大脑进化而来的，它已经做得不错了。疼痛和恶心是两种对生存至关重要的感觉，要揭示大脑的信息处理过程有多么笨拙，讨论疼痛和恶心最合适不过。
考虑如下场景：你不小心踢疼了脚趾，脚趾上的痛觉感受器向脊髓传送信号，再向上到达大脑，激活若干脑区，其中一些会告诉你有关疼痛位置、强度和性质的信息：疼的是左脚脚趾还是右耳？脚趾是踢到了还是被拖车压到了？这是最基本的痛觉处理过程，在所有哺乳动物中都存在。
然而，在大脑的额叶皮质中，有着更奇特、更晚才进化出现的区域，在这里，疼痛的意义能得到评估。或许这是个坏消息：你踢疼的脚趾预兆着某种罕见疾病的开端；或许是个好消息：你可以去表演火上行走了，因为灼热的煤块只是让脚趾有些抽痛。很大一部分的评估过程发生在叫做前扣带（anterior cingulate）的额叶皮质区域，这个区域积极参与到“错误检测”过程中，能够发觉预期与实际发生的事件间的不符之处。毫无疑问，无中生有的疼痛代表着没有疼痛的预期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看一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Naomi Eisenberger的工作。你躺在脑扫描仪里玩一个虚拟投掷游戏，在电脑屏幕上和两个人在另一个房间里扔一只虚拟球。（现实中并没有另外两个人，只有电脑程序。）在对照组，你玩到一半时被告知电脑出了点小差错，你暂时离线了。你看着那两个人互相抛接那只虚拟的球。而在实验组，你和另两个人玩得正欢，他们却忽然开始无视你，只是相互扔球。嘿，他们怎么不再想和我一起玩了？简直像是初中时的噩梦重现。此时，脑扫描仪显示前扣带神经元活动十分活跃。
换句话说，被拒绝会让你的心很痛。你也许会说：“好吧，可是这种‘痛’和踢疼脚趾是两回事呀。”但对前扣带来说，二者是一样的，抽象的社会性疼痛和字面意义上的疼痛影响着同样的前扣带神经元。
让我们随着伦敦大学学院的Tania Singer与 Chris Frith再深入一步。你在脑扫描仪里，手指与电极相连，并遭到了轻微的电击。一系列常见的脑区都被激活了，包括前扣带。接着，你目睹你的挚爱之人遭到同样的电击。判断“我的手指还是脚趾在疼”的那些脑区保持沉默，这不关它们的事，但你的前扣带活跃起来，看来，“感受到别人的痛苦”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你好像真的感受到了疼痛。进化在修修补补的过程中，对人类做了一件非同凡响的事，将前扣带解释疼痛的功能与移情的能力紧紧捆绑在一起。
我们不是唯一一个能够移情的物种，比方说，假如一只黑猩猩被另一只不正当地攻击、痛打，同伴们会更多地帮被打者清洁身体。我们也不是唯一一个拥有前扣带的物种。但研究表明，人类的前扣带比其他任何物种的都要复杂，并且与大脑皮层中负责抽象和联想的区域连接得更紧密，这些区域让你注意到广阔世界上的种种痛苦，而不是大脚趾的疼痛。
而且，我们能以与其他任何物种都不同的方式，体验到他人的痛苦。我们将其在空间上延伸，去帮助另一个大陆上的难民孩子；在时间上延伸，感受到已成遗址的庞贝古城当年的恐怖感（小时候，我入迷地读《人鼠之间》里的一部分时，总禁不住哭得一塌糊涂）。甚至对荧屏上传达的符号，我们也能体会到移情带来的痛苦。“哦不，可怜的纳美人！”当《阿凡达》中的生命之树被摧毁时，我们这样喊道，因为前扣带很难记住“这只是修辞”，它的作用方式让你疼痛，就像心真的被撕碎了一样。
接下来，让我们考虑另一个领域，在这里，大脑不靠谱的符号处理方式大大强化了一种人类特质：道德。
还是在脑扫描仪里，由于科学家极具蛊惑力的请求，你尝了尝某种腐败的食物，某种陈腐、恶臭而又令人反感的东西。这激活了额叶中的另一个部分，叫做脑岛（insula）。脑岛可以处理来自味觉和嗅觉的恶心感，向面部肌肉发出神经信号以使你反射性地吐出那恶心的食物，向消化道肌肉发出信号引起呕吐。所有哺乳动物都有能处理味觉中恶心的脑岛，毕竟，没有动物想摄入毒物。
但我们能让这个过程发挥更加抽象的作用，在动物中独一无二。想象你在吃一些恶心的东西，想象咀嚼并吞下满嘴不停挣扎的蜈蚣，抹掉随口水沾到嘴唇上的小细腿。脑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发出常规的恶心信号。接着，想一想某件你做过的可怕的事，某件极为耻辱的事。脑岛活跃了，它已被整合入对道德厌恶感这种人类特质的处理过程之中了。
人类的脑岛同时参与处理道德上和味觉上的恶心，这是不是很令人惊讶？考虑到人的某些行为可以让我们感觉胃里不太舒服、嘴里有不好的味道，这并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当我得知一起校园枪击事件，“胃里感到恶心”不只是某种象征性表示悲痛的修辞手法，我甚至有呕吐感。脑岛不仅能促使胃部清空其中有毒的食物，它还能促使胃部“清空”那起噩梦般事件的事实。信号和信号意义之间的距离缩小了。
多伦多大学的Chen-Bo Zhong和杨百翰大学的KatieLiljenquist告诉我们，如果你被迫反思自己在道德上的过错，之后你更有可能会去洗手。科学家还展示了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东西。他们请你反思自己的道德弱点；接着，你被置入一个情境中，有人向你求助，你可以选择帮或是不帮。你此时沉浸在对自己恶劣行为的反思之中，更有可能伸出援手。不过，如果你在此之前洗了手，那弥补自己过错的冲动就不见了，你“洗去”了罪过，除去了那个讨厌的污点。Pontius Pilate和Lady Macbeth或将在学术会议上就该成果作报告。
大脑用象征来辨别恶心和道德准则，这种方式甚至对政治偏向也有所影响。内布拉斯加大学的Kevin Smith等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显示，平均来说，保守党对恶心的忍耐阈值较自由党更低一些。面对照片上的排泄物或是扭动着蛆的敞开伤口，你的脑岛活动如果强烈得异乎寻常，那么你更有可能是保守党——只对社会问题而言，比如同性恋婚姻，如果你是异性恋的话。反之，如果你的脑岛在蛆面前保持淡定，你更有可能是个自由党人。在蒂尔堡大学的Yoel Inbar、康奈尔大学的David Pizarro和耶鲁大学的Paul Bloom的一项研究中，如果被试者所在的房间里有浸满污水的垃圾桶（提醒自己：千万别去这个实验室做研究），他们“相较异性恋男性，对同性恋男性显示出更少的关怀”，而在没有垃圾桶的对照组房间中，被试者对不同性取向的男性一视同仁。一个现实中的机智例子是2010年的纽约州州长选举，在共和党初选中，“茶叶党”候选人Carl Paladino寄出了散发着垃圾臭味的宣传传单。他的竞选宣传道：“奥尔巴尼（纽约州首府）有恶臭”。Paladino赢得了初选。（不过，他在后来的普选中一败涂地，大幅度败给了Andrew Cuomo。）
个人观念和社会文化塑造着我们依赖于符号的不靠谱大脑，大脑又塑造着我们的认知、情绪和信念。我们用符号将敌人妖魔化，来进行战争，比如卢旺达的胡图族人把图西族人描绘为蟑螂；纳粹的宣传海报中，犹太人是携带致病微生物的老鼠。许多文化向成员反复灌输排斥和厌恶异类的符号，方法就是强化从皮质到脑岛的特定通路，这些通路在其他物种中都是找不到的。它们可能会被纳粹的万字徽章，两个男性接吻的场景所激活，也可能因为想到人工流产，或是一个十岁的也门女孩被迫嫁给老人而被激活，具体因什么而激活因人而异。此时，我们胃部抽搐，内脏的不适感让我们确信事情不太对头，同时我们也确认了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同样的大脑机制利用符号， 让我们得以进行最具同情心、最为广泛和包容的活动，艺术往往在这一点上有最强大的力量。看到一位技艺高超的摄影记者的作品——照片上，一个家园被自然灾害毁掉了的孩子，我们会掏出钱包伸出援手。在1937年，我们不会把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看成一座由形体扭曲的动物构成的小动物园，而是看到西班牙内战中手无寸铁的巴斯克小镇被血洗，感受到满目苍夷之中的痛苦，想要反抗进行空袭的纳粹法西斯。今天，当看到像环保组织的熊猫标识这样的简单艺术符号，我们会被打动，去关心野生动物的命运。
我们制造隐喻的大脑在动物王国中独一无二，但显然这是把双刃剑。将妖魔化事物的那一侧钝化，把促进善行的那一侧磨锐吧。
本文作者Robert Sapolsky是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与神经学教授。他写了一系列作品，如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 Monkeyluv, 以及A Primate’s Memoir。
翻译/ 柯雨曦
审稿/ 冯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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