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发生在美国的一桩大型枪击案震惊全球，人们开始追问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惨剧的发生？是基因还是社会环境？本文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关键词：基因；环境；犯罪
科学家们准备分析一位年轻人的基因组，他最近在美国的一次大型枪击案中杀害了近30人。以往，生物学一直被用来分析犯罪，但收效甚微。事实上，基因分析不太可能帮助理解恶性犯罪。相反，它有可能会冤枉那些携带相似生物特征的人，并且忽视犯罪的心理和社会学原因。
目前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仍在为发生在康涅狄格州纽敦市的大型枪击案中的受害者们默哀，他们包括Adam Lanza的母亲，20名学校儿童，6名员工以及Adam Lanza自己。而政客们则在讨论该事件以及近期其它暴力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该事件激起了不少美国人的愤怒，他们希望能够有更严格的武器管理条例，因为现在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容易买到了。讽刺而又可悲的是，目前在我们的社会中，那些杀人工具只增不减。
美国宪法允许公民拥有自己的武器，作为一个住在武器管理更为严格（同时枪击案也更为少见）的德国和荷兰的局外人，我不想去评价这一长久以来的传统。不过尽管政客和说客们正在激烈辩论这些法律问题，更多的人仍对这些残忍的事件感到困惑。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要得到一个解释，然而这解释可能是令人费解的。是不是邪恶、疾病和疯狂就需要在这类事件中得以宣泄？就在几周前，专栏的共同作者Jalees Rehman（在Armchair Psychiatry and Violence一文中，链接：http://www.scilogs.com/next_regeneration/armchair-psychiatry-and-violence/ ）就媒体间流行的一些解释作了评价，这些解释中甚至包括Lanza的发型师在社交网站上的评论。现在一位医疗专业人员提供了自己的意见，发表在Nature最新一期的社论（链接：http://www.nature.com/news/no-easy-answer-1.12157 ）中。
“危险”分子的生物学特征
康涅狄格州的法医正在等待Lanza基因组的分析结果，该研究将由位于法明顿的康涅狄格州大学的基因学专家进行。科学家或医生寻找犯罪行为的生物学解释并不奇怪。有些人可能听过那次臭名昭著的试验：意大利犯罪学家Cesare Lombroso（1835-1909）根据不同的生理特征，如眉毛或耳朵的形状，头型甚至走路方式来辨别人们（尤其是那些“天生的罪犯”）的性格特征。该方法在国际范围内启发了不少研究人员，但是最终被抛弃，因为不管是他的观测还是预测结果都没有得到证实。
另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不幸的铁路工人Phineas Gage（1823-1860），他在工作中遇到了一次爆炸，导致一根巨大的铁条穿过了他的大脑额叶。近些年来，尤其是神经学家Antonio Damasio以及其他支持情绪或犯罪行为的神经理论的学者屡屡举出这个例子，将发生事故前的Gage描述成一个值得赞赏的人，而事故后的他则是一个毫不在乎社会规范的精神变态，一个骗子，一个危险的人。
“危险”大脑的恢复
多亏了心理学家与科学史学家Malcom Macmillan的历史研究工作（The Phineas Gage Information Page，链接：http://www.uakron.edu/gage/ ），我们知道了以上的描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Gage有犯罪行为或者是个危险分子。正相反，根据他母亲的回忆，他仍然能够维系与家人的和睦关系，逗乐侄子侄女，并展现出对宠物以及其他动物的喜爱，尤其是狗和马。我对更近期的一些案例的分析也支持了这一想法，那就是那些受到严重大脑损伤的人即使在没有接受治疗的情况下也能也有正常的社交生活，只要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和有组织的环境中（链接；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0252712000027 ）。Macmillan创造了这一社会恢复假设。
他不是精神病：不同于畅销书以及专业教材里面的常见描述，没有证据表明Phineas Gage在事故后有任何反社会或者犯罪行为。左图：他的医生John Harlow（1868年）所描述的他所受的伤。右图：最近发现的Phineas和那根铁管的合照的一部分（版权：）
关于人们调查犯罪行为可能是由一些生物学上的异常造成的案例有很多。在德国战后由“红军旅”（1970-1998）造成的恐怖时期，关于Ulrike Meinhof（1934-1976）的行为是否与她在1962年28岁时因疑似脑瘤接受的一次大脑手术有关的争议一直延绵不绝。显然，这次手术导致了严重的大脑损伤，在她于被关押的斯图加特的斯塔姆海姆监狱中自杀后的验尸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该监狱由年轻的联邦政府偷偷重建，专门用来打击左翼恐怖分子。（详细请见德国新闻媒体在 2002年对Meinhof大脑的报道：http://www.spiegel.de/panorama/raf-das-gehirn-des-terrors-a-222124.html ）《自然》杂志上的社论也给出了另一个我之前不是很了解的案例的报道，就是对“杜尔塞夫吸血鬼”大脑的科学研究，即1931年被执行死刑的连环杀手Peter Kürten。但报道中并没有给出他为何会成为连环杀手的答案。
从“危险”大脑到“危险”基因
所以说人们已经做过很多尝试，希望将犯罪与生物学特征相联系。事实上几乎所有影响科学发展的流行词，无论是基因、激素还是大脑，都有人希望通过对罪犯们的有关研究理解为何他们会犯下如此邪恶的罪行。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努力都是白费的。当然，这一过程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比如说最近发现的童年期创伤与一个MAOA酶有关的基因之间会有一种环境-基因互作效应，从而影响大脑中的一些神经递质。（我已经在我的德国博客中写过这个，请见：http://www.scilogs.de/menschen-bilder/gehirnstruktur-entschuldigt-m-rderin/ ，http://www.scilogs.de/menschen-bilder/krieger-gene-und-wie-man-verbrechern-das-f-rchten-lehrt/ ，http://www.scilogs.de/menschen-bilder/maoa-aggressionsgen/ ）
不过这里我说的“有趣”是指它们会激发更多深入的科学假设。通常统计学上的效应在个体案例中的作用实在是太小，不足以产生影响。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人们在被激怒时发生攻击性行为之类事件的微小概率，而不是基因决定论。在这里行为遗传学的范式失败了。当然基因对我们的生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们与我们的现实行为却相距甚远。此外，表观遗传学的新范例显示，基因的功能会受到外界环境以及人们经验的调控。
“贴标签”的风险
所以就算有人真的发现Adam Lanza的基因组有什么异常的话，这也不能解释他在2012年12月14日桑迪胡克小学犯下的罪行。这些研究最多能证明在统计学上他比其他人发生攻击性行为的可能性要稍微大些。正如《自然》的编辑们指出的，人们调查基因组“并不是因为它有用而是因为它是可以被研究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忽视对Lanza成长的家庭以及社会环境的调查。如果能有一个解释的话，我觉得这才是理解为何他会成为一个杀人魔的关键。在近期有关他罪行的报道中，ADHD（多动症）或者自闭症都被频繁提起，不过这最多只能体现出我们多么喜欢用医学标签来标记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而没有发现这些标签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另外，这样的讨论更容易冤枉无辜群众。即使基因会导致一些异常，但仍有不少携带这些变异基因的人并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相反的，很多并不携带变异基因的人却会犯罪。目前为止在任何生物学标记物上都是这样，不管是激素，大脑，染色体，随便你说什么。我们已经知道生物学特征和行为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并且在大多数我了解的研究中，比如上面给出的MAOA的例子，环境与经历的影响要比基因的影响大得多。
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够理解为何这样的大型枪击案会发生，并且能够阻止其发生，但我坚信，解决方案应该是从社会体系以及个人经历中发掘，而不是生物学上。
作者：Stephan Schleim
（译：杨玉洁；审校：朱佳莲）
原文链接[科学博客Scilogs]
http://www.scilogs.com/psychophilosophy/adam-lanza-or-the-genes-of-a-mass-murd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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