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用另一种语言思考时道德观也产生了惊人的变化
JulieSedivy｜2016年9月14日
图片来源：MATT KENYON Getty Images
我们是谁是由什么决定的？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审美品味？我们的记忆？如果一定要说，我的答案是如果我的某一部分居于我的核心，这一表达我是谁的本质部分，无疑就是我的道德中心，是我内心深处的是非意识。
然而，如其他说不止一种语言的人一样，我经常感到我在使用不同语言时个性稍异——用英语时更自信，用法语时更放松，而用捷克语时更感伤。与个性有差异类似，我的“道德罗盘”是否也随着当时使用的语言不同而有着迥异的指向呢？
研究道德决断的心理学家们都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些近期的研究集中探讨了人们在使用非母语时如何思考道德规范——比如说，这很有可能发生在联合国的一组代表使用一种通用语来达成决议的情况。研究发现当人们面临道德困境时，他们在通过外语和母语思考后的回应确实都不同。
2014年发表的由Albert Costa主导的论文中显示，志愿者们被要求面临一场被称为“电车难题”的道德困境：想象一辆失控的电车正冲向站在轨道上的一组五个人，他们无法移动。你正在一个开关旁，能控制电车驶向不同的轨道，从而救下五个人，但这会造成站在另一条轨道上的一个人死亡。你会拉那个开关吗？
大多数人赞成拉开关。但如果停止电车的唯一方法是将一个体型大的陌生人从人行桥推到轨道上呢？人们赞成得就会十分勉强，即使在两种情况下，都是牺牲一人救了五人。但Costa和他的同事发现，将这个困境用志愿者所习得的外语表述时，他们选择将牺牲的人推下桥的意愿明显上升了，从用母语的低于20%上升至用外语的大约50%。（实验者包括了西班牙语为母语、英语为外语的人和英语为母语、西班牙语为外语的人；两组实验都呈现了相同的结果，说明这是使用外语的效果，而非由于使用了某种诸如英语或西班牙语这样特定的语言。）
Janet Geipel和她的同事们用了一种十分不同的实验设置，他们也发现使用外语改变了他们实验参与者的道德决断。在他们的研究中，志愿者阅读一些看似不伤害他人的行为的描述，但很多人认为这些行为应受到道德谴责——比如，兄弟姐妹间纯自愿的安全性交，或者某人烹煮食用自己被车撞死的狗。与用母语读故事的人相比，那些用外语（英语或意大利语）读故事的人认为这些行为没那么不道德。
为何我们用母语还是外语对判断道德会如此重要呢？一种解释是，此类决断涉及两种独立且互相矛盾的思维模式——一种是快速的本能“感觉”，另一种是实用主义般的深思熟虑。当我们用外语时，我们很容易无意识地沉浸在较深思熟虑的模式中，因为我们使用非母语的过程给我们的认知系统发出了准备处理复杂问题的信号。这也许看似矛盾，但与之前关于阅读字体难以识别的数学问题使人们不太容易犯粗心的错误的发现一致（虽然这些结果被证明难以重复）。
另一种解释是，母语和外语之所以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是因为相对于那些在更学术环境中习得的语言，我们童年时期的语言往往伴随着更强烈的感情变化。因此，在外语环境下处理道德决断不太持有我们用童年时期就习得的语言所产生的情感反应。
大量强有力的证据显示记忆将语言与该语言习得时的经历及互动关联在一起。比如，双语者更可能通过某次事件发生时使用的语言作为提示而回想起那次经历。我们童年时期的语言都是在情感强烈的环境中习得——毕竟谁的童年不是在种种喜爱、愤怒、惊奇及惩罚中度过的呢？——这都沉淀为深刻的感受。相比较而言，人生后期习得的语言，尤其是那些通过课堂里受约束的互动或从电脑屏幕和耳机柔和地传递而来的语言，就只能苍白地进入我们的大脑而不具备其在母语者那里呈现的情感。
Catherine Harris 和她的同事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母语能引发的本能反应。他们让后天才学习英语的以土耳其语为母语的人士听两种语言的单词和短语，并利用皮肤的电导率测量情绪的激发（肾上腺素激增时电导率上升）；有些单词和短语是中性的（桌子），而有些是粗话（屎）或者表示谴责（真可耻！）。参与者的皮肤反应显示相对于中性的词句而言，他们的情绪激发在粗话面前有明显加强，尤其当这些词句以他们的母语土耳其语表述时。但使用不同语言最大的差别来自于谴责的话语：志愿者对以英语表述的短语反应非常平和，但在以土耳其语表述时反应极为强烈，一些参与者表示他们“听到”这些谴责的话语以近亲的声音呈现。如果语言能作为我们早期对于违规和惩罚的有效记忆的容器，那么这种情感的结合也许会左右我们使用母语时的道德决断就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了。
发表于《认知》杂志上近期的一项研究让平衡进一步倾向第二种解释。该项新研究包含了良好意图导致不良后果的情况（某人施舍一个无家可归者一件新外套，但却令这个可怜人被误认为偷了外套而遭人痛打）或者动机不纯却带来好结果的情况（一对夫妻为了获得州政府给予的资金而领养了残疾儿童）。用外语而非母语来阅读这些情景使得参与者在进行道德决断时更注重结果，而不是关注意图。这些结论和用外语使人们更深思熟虑的观点相矛盾，因为其他研究都表明谨慎思考使人们更多地考虑造成人们行为的意图，而非更少地。
不过结果确实与人们用外语时情感反应被削弱的想法一致——对意图高尚的事件少了同情心，对违法动机的事件少了愤怒感——这都降低了意图的影响。一些研究结论支持了这种解释，那就是负责情绪反应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脑损伤患者表现出了一种相似的反应模式，他们看重结果而不在意意图。
那么使用多语种者的“真实”道德观是什么呢？是我的道德记忆，也就是那种充满感情色彩的情感互动的反应教会我什么是“好的”？亦或这就是当我能摆脱这样无意识的约束时可以应用的推理？或者也许，这部分研究只是简单地说明了不论我们说多少种语言，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真相是什么：我们的道德观是结合了最初塑造我们思想的力量以及我们逃离它们的方式。
翻译：焦亦卉
审稿：季韬
原文地址：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morality-changes-in-a-foreign-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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