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曾深受伤害。我们需要的是再生,而不是重生,我们被重构的可能性包括希望有一个没有性别的异形世界的乌托邦梦想。
——唐娜·哈拉维《赛博格宣言》
《科幻主题之女性主义》
Ency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 3rd Edition
科幻小说虽然是由男人长久统治着的文学类型,却与女性主义格外关系密切。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苏西·麦琪·查娜斯的《步向世界尽头》(1974)和《母域》(1978)、乔安娜·拉斯的《女身男人》(1975)和玛姬·皮尔西的《时间边缘的女人》(1976)等颇具争议的图书的出版,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清晰起来。
女性主义对科幻领域的冲击不仅体现在科幻文本自身上,还体现在进行科幻批评和科幻史研究时所采用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发展上,以及科幻社群内部的相关交流和争论上。
虽然科幻能开拓思维,具有潜在的颠覆性,且总是在提出问题,但是在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之前,这些优势却很少被用来讨论男/女关系、性别角色或“女人的地位”等话题。金斯利·艾米斯便曾在《地狱新地图》(1960)中指出:“承认科幻作家显然对现有的性别状况感到满意或许违背常识,但是事实的确如此”。当然,他指的是男性科幻作家们。
例外的情况凤毛麟角——诸如菲利普·怀利的《失踪》(1951)、约翰·温德姆的《蚂蚁的智慧》(1956)和西奥多·斯特金的《维纳斯+X》(1960)。这些人尝试想象父权制度的代替品,只是为了“证明”:生活如果失去男人对女人的“自然而然”的统治,会变得多么令人作呕,多么令人难以忍受。
十年后,身兼作家和学者的乔安娜·拉斯在《科幻中的女性形象》(1970)中,以明确的女性主义视角发表了类似的看法。拉斯指责那些在想象和“社会推想”上不合格的科幻作品。她认为科幻小说中之所以缺乏令人信服的女性角色,是因为对文化状况和落后思想的不假思索的认同。这和拉斯所相信的科幻理应讲述的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科幻作家不该使用套路,更不该囫囵吞下它们。”。
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涉足科幻领域的女性主义作家的一项主要关注内容,便是将女人写进科幻小说中的未来,创造活力四射的女性形象,而非过去的科幻小说里的那些顶着女性之名的站不住脚或无足轻重的夸张描写。厄休拉·K·勒古恩曾在《美国科幻及其他》(1975)中表示:
妇女运动让我们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了一个事实:科幻要么完全无视女人,要么便把她们描写成尖叫的布娃娃,随时随地遭受着怪物的强暴,或是因过度发育的智力器官而丧失了性能力的老处女型女科学家,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才华横溢的主人公身边忠诚的年轻妻子或情妇。
对女性作家(不论是否拥护女性主义)来说,科幻最明显的魅力或许是它所提供的创造一位女性主人公的可能性。现代小说或历史小说对真实性的要求无法限制科幻的宇宙。虽然在科幻史上几乎没有出现多少英勇的、真实的、甚至是原创的女性形象,但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受科幻吸引的女性作家们却依然认识到了这类作品的潜力。
虽然渴望描写(或读到)挥剑、驾驶飞船或仅仅过着不受男性暴力威胁的生活的女性或许会被视作逃避现实,但是相关的幻想也可被解读成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帕梅拉·萨金特便曾在给《前沿:妇女研究杂志》1977年秋季刊的一封信中写道:“限制科幻作家的只有人类的潜力,而不是人类的现状。科幻可以让男人和女人都知道,这项潜力可以达到何种境地。”
帕梅拉·萨金特(1948 ~ )美国科幻作家,女性主义者。萨金特以架空历史作品著称,所著系列小说《金星三部曲》与金·斯坦利·罗宾逊的《火星三部曲》类似,均探讨了行星地球化这一概念。为了纪念妇女在科幻历史上的贡献,她编纂了包括《Women of Wonder》系列在内的若干科幻作品集。2012年,萨金特因在科幻/奇幻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获得了科幻研究领域的终身成就奖——朝圣者奖。
奥克塔维亚·巴特勒、苏西·麦琪·查娜斯、勒古恩、冯达·麦金泰尔和乔安娜·拉斯等作家开始带头挑战人们对性别、两性角色、性取向和种族的传统理解。重要的是,同现实主义者的那些源自妇女解放运动的启迪民智的小说不同,女性主义科幻并不仅仅关注或揭示男权社会限制女性生活的方式,而是发出“事情可以有哪些不同”的疑问。如果存在着不建立在不平等两性(或种族)关系上的社会,那么,这些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它们会如何运作?科技会有何不同?
女性主义作家充分抓住了科幻的批评同时期的社会身份、道德观念和政治的潜力。对女性主义者来说,科幻提供了挑战男女有别的观念、实施探究性别阶级可以有哪些不同结构的勒古恩口中的“思想实验”的机会。这些实验可以是被故意夸大或翻转的性别阶级,其功能在于陌生化既有的两性之间的关系。
奥克塔维亚·巴特勒(上左)、苏西·麦琪·查娜斯(上中)、冯达·麦金泰尔(上右)、厄休拉·勒古恩(下左)和乔安娜·拉斯(下右)
现代女性主义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是性别身份和两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永恒不变的观念。该观念源自建立在生物学上的不可动摇的自然法则。人们可以通过发明鼓励/要求女性扮演不同角色的社会来挑战这些观念——想象妇女做着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化工作;重新思考传统的繁衍或抚养关系;呈现不同的婚姻、家庭或集体生活模型。
在乔安娜·拉斯在她的《近期的女性主义乌托邦》中所指出的20世纪70年代的乌托邦文本里,这些主题时常可见。
皮尔西的《时间边缘的女人》(1976)等作品重新想象出了一类低科技水平的平等主义社会,在这类社会中,养育孩子由男人和女人共同承担,人们的身份是由能力而非性别决定的。皮尔西的作品借鉴了舒拉米斯·费尔史东在《性的辩证法:女性主义革命》(1970)所勾勒的利用科技将妇女从繁衍的“奴役”中解放的观点,非凡地描绘出了一个统一的两性社会。
该类类型的许多其他作品都将目光投向了分离型社会,借其去想象妇女的不同身份。这些作品的主旨不是鼓吹分离主义政治观念,而是让女性角色接替男人,取得通常被赋予男人的身份。典型的例子包括萨丽·米勒·吉尔哈特的《流浪地》(1978)中的本质上被割裂了的两性关系(其中,女人住在亲近自然、回避科技的田园世界,男人则被困在城市里);查娜斯的《母域》(1978)中更加复杂的完全由女人组成的社会;拉斯的《女身男人》(1975)和提普垂的《休斯顿,休斯顿,你听到了吗?》(1976)。
玛丽昂·齐默·布拉德利的《破碎的锁链》(1976)中有遗世独立的只有女人的社会“自由的亚马逊人”,她们为住在黑暗大陆其他地区的受到压迫的女人们带来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如拉斯所言,这些作品中的社会通常是性开放的,而且接受同性关系。以上两点都是为了探索女性的不同性取向而出现的,不过,它们还有另一个目的:切断性/性取向与繁衍的关系。
更加接近当代的作品则尝试将分离主义运用在深入探索女性同政治、权力和性的关系中,其中最著名的是尼古拉·格里菲斯的《菊石》(1993)。在小说中,一种攻击特定性别的病毒杀光了吉普星上的所有男人。琼·丝隆采乌斯基的《入海之门》(1986)则带来了一个完全由女人组成的和平主义社会。其他只有女人的世界的有趣案例包括凯瑟琳·V·弗雷斯特的《珊瑚黎明》(1984)和唐娜·J·杨的《撤退:像过去那样!》(1979)。
Ron Walotsky为《入海之门》绘制的图书封面画(Arbor House, 1986)
探索性别隔离手段的文学作品则通常将女人摆放在管理公共事务的位置上,借此创造出妇女掌权的“身份翻转”。一个例子便是杰奇·卡尔的《利维坦之渊》(1979)。在一些情况里,身份的翻转直接让男人和女人的地位互换,而且经常被创作成直白的讽刺文学,诸如戈尔德·布兰滕伯格的《艾嘉丽亚的女儿们:对性的讽刺》(1985)和埃斯米·多德里奇的《新格列佛游记:又名小莱缪尔·格列佛的卡波伏塔历险记》(1992)。
厄休拉·勒古恩在《塞格里纪事》(1994,中文版发表于《科幻世界·译文版》2009年1月刊)中对男权社会做出了复杂的倒转,假设了一种严重的两性失衡,借此“创造了一个男人享有一切特权,而女人拥有所有权力的世界”。类似的两性失衡在伊丽莎白·沃纳伯格的《在母亲的土地上》(1992)中创造了一个只有女人能结婚,男人必须专注于生育的世界。
有许多作品引入了生物决定论,暗示男性应当被隔离开,以保护社会免遭他们的攻击性本能的影响。这类作品包括帕梅拉·萨金特的《女人海岸》(1986)、雪莉·泰珀的《通往女人国度之门》(1988)、勒古恩的《孤独》(1994)和埃莉诺·阿纳森的瓦尔哈斯系列故事。在瓦尔哈斯系列故事中,一个毛绒绒的类人外星物种在成年以后会将不同性别的个体隔离开,从而形成仅限同性的爱情关系,同时,该种族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进行繁殖。面对异性混居的人类,它们的震惊和困惑几乎造成了一场战争。
这一题材的厌女主义作品(这类作品也被拉斯称作“性之战”)的代表包括托马斯·伯格的《女人的统治》(1973)和艾德蒙·库珀的《谁需要男人?》(1972,又名《性别大屠杀》)。
反乌托邦世界也是女性主义科幻的一条重要支脉。这类作品通过夸张的手段来批评两性关系中的多种元素。较常见的内容包括反乌托邦社会,或者足以抵消一个更加乌托邦化的社会的元素,诸如皮尔西的《时间边缘的女人》(1976)。
皮尔西的故事的讲述者身处的现代世界被描绘成反乌托邦式的,同妇女在马特波伊西特所享受的自由背道而驰。苏西·麦琪·查娜斯的《步向世界尽头》(1974)是一个极端的反乌托邦社会。该社会将女性物化到了极致,造就了一种动物般的奴隶制,同续集《母域》(1978)中的只有女人的社会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其他的作品则会想象女人被剥夺一切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社会,诸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1985)和苏赛特·哈登·埃尔金的《母语》(1984)。在后者中,女人们通过创造女性语言来组织反抗。
女性主义科幻所采用的另一常见手段是对传统性别身份的异化。这通常是通过描绘拥有不同性别结构或生物特征的外星社会来实现的。代表性的案例包括勒古恩的伊库盟系列,C·J·彻里的沙尼系列,还有埃莉诺·阿纳森的大多数作品,诸如《铁族的女人》(1991),《剑环》(1993)等哈瓦哈斯系列小说。
一些作品会探讨我们对性别的认知。这些作品会描绘只有单性别种族,借此挑战我们对性别的认知,诸如勒古恩的《黑暗的左手》(1969);会描绘没有性别的种族,诸如格温妮丝·琼斯的阿留申三部曲;也会探索拥有更多性别的种族,诸如梅丽莎·斯科特的《影人》(1995)。
直接探讨性别之间的(偶尔会很暴力的)政治斗争的作品较为少见。较为有力的案例有格温妮丝的阿留申三部曲、查娜斯的霍尔德法斯特系列、L·蒂梅尔·杜尚的《马尔克桑循环》和卡罗尔·艾姆什维勒的《男孩们》(2003)。
Alex Ebel为《黑暗的左手》绘制的图书封面画
虽然女性主义已经和科幻密切结合,从而使得活力四射的女性形象已经变得更加常见,但是人们却很难如20世纪70年代那般,在当代作品中界定出一批“代表性”的女性主义科幻作品。这部分是因为围绕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的多样化,同时也与人们对性别同种族、阶级、性取向和年龄的交集的关注有关。因此,即便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作家正在涌入业界,清楚地定义“女性主义”这一子类也依然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此外,虽然有许多科幻作家会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但是他们却并不一定会总是创作直白的女性主义作品。不过,确实有大量可以被称作“亲女性主义”的科幻作品。然而,对其中一些作品来说,科幻中的女性主义已经失去了尖锐的棱角。在作家兼科幻评论家格温妮丝·琼斯看来,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女性主义科幻的倒退,倒退为她所谓的“女性科幻”。这类作品以和解性的姿态表达对性别平等的认同,更加注重对那些并不真正挑战性别地位现状的女强人的幻想,而没有探究社会变化会产生何种政治/经济平等关系的难题。
造成该问题的部分原因或许出在出版商眼中会吸引读者的图书类型上。虽然一些出版商会更加开明地对待女性主义和其他的赤裸政治作品,但是明确将自身同女性主义作品联系起来的出版公司却凤毛麟角。
在这方面,妇女出版社这家英国的出版公司的科幻部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莎拉·勒法努的领导下,该部门汇集了一批不同风格的相关著作,其中包括对拉斯、查娜斯、吉尔哈特等作家的一些经典女性主义著作的再版,其他的一些最初作为纯科幻小说出版的作品,诸如琼·丝隆采乌斯基的《入海之门》(1986),或作为主流文学出版的小说,诸如罗达·勒门的《夜晚之书》(1984)。妇女出版社还出版约瑟芬·萨克斯顿、塔尼斯·李和卡罗尔·艾姆什维勒等并不被视作女性主义作家的人的书,并再版了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她的国》,一部19世纪的乌托邦著作。该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也包括罗萨琳·洛芙(澳大利亚)、伊丽莎白·沃纳伯格(加拿大)和坎达斯·简·多塞(加拿大)等知名度较低的作家的著作。
水渠出版社这家致力于出版女性主义科幻的出版社的产品可被看作是对当代女性主义科幻作品的不错的精选。在过去十年间,该社出版了一些更加激进且明确的女性主义作品,包括琼斯的《生命》(2004)、杜尚的马尔克桑系列,以及安德莉亚·海尔斯顿、万达娜·辛格和尼西·肖等有色人种中的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
安德莉亚·海尔斯顿(左,非裔)、万达娜·辛格(中,印度裔)和尼西·肖(右,非裔)
女性主义对科幻领域的冲击还延伸到了科幻研究领域。科幻批评的女性主义方法如今已经变得十分常见,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专著、个人文集,以及数以百计的相关论文。早期的范例大多是对女性在科幻中被代表的方式的批判,其作者多为兼任作家的评论家。代表作品包括前文已经提到的拉斯的《科幻中的女性形象》、比弗利·弗兰德的《处女地带:科幻中的女人与性》(1972)、帕梅拉·萨金特为她的《神奇的女人:女性创作的关于女性的科幻小说》(1975)作的序、厄休拉·勒古恩的《美国科幻及其他》(1975)、玛丽·肯尼·巴达米的《科幻的女性主义批评》(1976),以及苏珊·伍德的《科幻中的女性》(1978)。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评论家的焦点开始转向女性和女性主义作家创作的科幻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对“她的故事”的还原。人们开始为C·L·摩尔等早期女性作家的作品建档,还开始在上至19世纪的乌托邦文学史(这类作品是妇女权利运动的产物的一部分)中找寻女性主义科幻的位置。与男性作家的乌托邦不同,这些小说总是在质疑现有性别状况,强调女性地位的重要性。玛丽·E·布拉德利·莱恩的《米佐拉》(1880)和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她的国》(1915)描绘了一类全有女性组成的社会,并展现了这类社会相比于男性统治的社会的优越性。亨利埃塔·达格代尔的《遥远时代的几小时》(1883)和凯瑟琳·海伦·斯宾塞的《未来的一周》(1987)这两部澳大利亚的作品则描绘了政治改革和妇女参政带来了未来乌托邦社会。孟加拉作家罗赫亚·谢卡瓦特·侯赛因的《苏丹娜之梦》(1905)是一个建立在适当的科学和技术之上激进的女性乌托邦。女性作品中的这一乌托邦传统在后续的数十年间已经被广泛遗忘,直到被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学者们重新挖掘出来。
BBC舞台剧《她的国》剧照
20世纪80年代,学术期刊开始发行女性科幻特辑,诸如《关于女性的科幻—女性创作的科幻》和《科幻中的女性》。女性主义批评的地位也随之逐渐稳固下来。
在有关该话题的一篇最早的详细研究《在世界机器的夹缝中:女性主义与科幻》中,莎拉·勒法努对女性主义科幻和“女性化的科幻”进行了区分。她认为后者虽然通过强调女性和女性主义相较于男性和大男子主义的价值来挑战既有的性别歧视,还对科幻的整体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却并不像更加激进的女性主义作品那样怀疑男/女的两性范式或质疑性别的建构。她宣称,女性主义观念之所以能够在面临读者的抗拒的情况下依然在科幻领域繁荣昌盛,是因为最优秀的科幻作品会“把抱有怀疑的理性态度当作潜台词”,是因为“女性主义建立在一项意义深远的怀疑论之上,即对父权世界的‘自然性’的怀疑,和对男性的优越性的信念的怀疑,而父权制度便建立在这份优越性上”。
莎拉·勒法努(1953 ~ ),英国编辑,妇女出版社高级编辑,曾获得轨迹奖最佳选集、最佳非虚构作品提名,业余时间研究陈式太极拳。个人主页:http://www.sarahlefanu.co.uk/
另一篇来自英国的研究论文——珍妮·沃马克的《外星人及其他》(1993)——提供了将女性主义科幻与后现代和文学理论对立起来的复杂解读;简·唐纳沃斯的《弗兰肯斯坦的女儿们:创作科幻的女性》(1997)用主题式的方法讨论了女性科幻,其中包括对女性科幻中的科学元素的颇具价值的分析。近期的研究工作则更多地采用更加历史性的方法,去观察性别、性和女性主义在早期科幻小说中起到的作用。
这类作品包括布赖恩·阿特伯里的《解码科幻中的性别》(2002)和贾斯汀·拉巴莱斯蒂尔的《科幻中的性之战》(2002)。1999年,致力于科幻等其他类型文学的女性主义期刊《女性观察》成立。在科幻领域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很少关注科幻作品。不过,许多信奉女性主义的科学评论家却对女性主义科幻做出了有趣的分析,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唐娜·哈拉维(她的《赛博格宣言》影响了皮尔西的《他,她,它》)、希拉里·罗斯、以及文学/科学评论家N·凯瑟琳·海勒斯。
唐娜·哈拉维《赛博格宣言》封面,译文地址: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4891105/
科幻的女性主义批评最早诞生在科幻社群内。在社群里,作家和科幻迷会撰写文章、评论和信件,来就女性主义话题展开辩论,此外,还时常会和其他科幻迷发生激烈的争吵。
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早期男性编辑和评论家曾经指出:女性和“性”不属于科幻。类似地,在许多人看来,就算人们确实在原则上相信性别平等,女性主义在科幻中也依然没有存在的空间。
发表在爱好者杂志《卡特鲁》上的“科幻中的女性”巡回研讨会档案(编辑为杰弗里·D·史密斯)出色地反映了当时的讨论的情景。参与讨论的人有苏西·麦琪·查娜斯、弗吉尼亚·基德、冯达·麦金泰尔、乔安娜·拉斯、凯特·威廉和切尔西亚·奎因·亚布罗,此外,还有萨缪尔·R·德拉尼和小詹姆斯·提普垂(此时,提普垂依然在使用伪造的男性身份)。人们来信就性、性别角色、文学、暴力、强奸和母性进行了辩论、反省和口诛笔伐,其中产生的显而易见的分歧并不仅仅产生于“男性”和女性作家之间,还产生于拉斯等激进派和威廉、基德等其他人之间。
女性主义爱好者杂志《卡特鲁》
《卡特鲁》杂志小规模地捕捉到了一种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模式,这种模式在当时的许多其他爱好者杂志和专业杂志上也得到了实践。
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乔安娜·拉斯、冯达·麦金泰尔和科幻迷作家苏珊·伍德在撰文、回应来信和评论上尤为活跃。她们希望能借此将科幻中的带有歧视色彩的女性形象同更广义的女性主义社会批评联系起来。对这些作家来说,科幻不仅反映了更广义的性别政治,其自身更是一片争夺文化表征的战场。
拉斯和麦金泰尔经常在公开场合就科幻作品中的性别歧视和女性主义展开热烈的辩论,有关场合包括半专业杂志《外星评论家》(1973-1974)和爱好者杂志《来自化学部门的笔记》,后者收录了麦金泰尔对上文提到的拉斯的《科幻中的女性形象》的回应。
这些意见的交换表明:科幻社群在讨论女性主义话题时,时常会变得情绪化,进行热烈的争论,有时甚至会爆发激烈的争吵。辩论时常会沦为人身攻击,完全偏离了拉斯的“性别歧视并非个人缺陷,而是体制上的压迫”的观点。据苏珊·伍德在《人的程序》中的回忆,“乔安娜、冯达和她们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们总是会被人们激动地骂作‘刻薄恶毒的女性主义婊子’”。
苏珊·伍德(1948 ~ 1980),加拿大文学评论家、作家、科幻迷兼编辑。伍德与其丈夫合作推出的业余科幻杂志《Energumen》曾获得了1973年雨果奖最佳业余杂志奖。她自己则在1976年的世界科幻大会上带头组织了科幻大会历史上的首个女性主义讨论会。该讨论会促成了WisCon——历史最悠久的女性主义科幻大会——的诞生。
伍德认为,她自己对科幻界越发直言不讳的批评影响到了她在社群内的地位:“在科幻大会上抱怨会讲下流笑话的研讨会并进行脱衣抗议是‘妇女解放疯子’们才会做的。这些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吹毛求疵,而且非常令人愤怒。”
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科幻迷中的女性主义者们开始对科幻的物理空间和话语空间产生影响。苏珊·伍德带头开始在科幻大会上组织女性活动,并在1974年的世界科幻大会(Discon II)上组织了首场“科幻中的女性”讨论会,还设置了名为“我们自己的房间”的仅限女性入内的活动场所。
在1977年的世界科幻大会上,珍妮·格莫尔的报告暗示称涉及女性主义的活动虽然变得更加频繁,却依然颇具争议,而且正在变成“越来越多的讥讽的目标,有时还会招致那些认为科幻圈不欢迎女性主义,或认为科幻圈并不存在性别歧视,因此也并不需要讨论女性主义的人的怒火和愤恨”。
于是,信奉女性主义的科幻迷们创造了与同好交流的空间,建立了属于女性的业余出版协会,创办了许多女性主义爱好者杂志,并主办了属于女性主义者的科幻大会——威斯康辛科幻大会(WisCon)。
最长寿也是最知名的女性主义爱好者杂志是《亚努斯/奥罗拉》,最初由珍妮丝·博格斯塔德和珍妮·格莫尔负责编辑。《亚努斯/奥罗拉》发表评论、论文,以及女性主义科幻迷之间的书信和活跃的交流。该杂志还以发掘早期女性作家的作品为目的,收录了重要的图书编目信息,最终形成了一份内含180位女性科幻/奇幻作家的名录,发表在杂志的1979年刊上。其他的女性主义或反性别歧视的爱好者出版物包括阿曼达·班基尔编辑的《女巫和变色龙》、珍妮丝·博格斯塔德编辑的女性主义科幻季刊《新月》、德尼斯·霍华德编辑的《女人和男人》和艾夫登·卡罗尔的《隐形爱好者》。
这些活动大都没能对更大范围内的科幻社群产生多少影响。许多科幻迷害怕他们的成果会被人遗忘。在《写给乔安娜·拉斯的公开信》中,珍妮·格莫尔认为,她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的科幻圈和科幻界的经历正在被那些选择性无视女性主义的影响、将整个十年视作“无趣”的男性们重写。
今天,我坐在完全由男性组成的‘70年代的科幻圈’讨论会的听众席上……没有听到任何有关这十年中的政治、改变和女性所扮演的角色的内容(除了人们偶尔会哄笑着说起如今和女性科幻迷约会已经变得多么容易以外)。
女性主义活动在科幻社群中的长期影响的最准确的晴雨表或许要数成功举办的女性科幻大会WisCon。大会虽然在它的早年遭到了批评,却自1977年以来一直在持续召开。WisCon的荣誉嘉宾名单读起来就像是一张女性科幻作家和科幻迷的名人花名册——按时间顺序,名单上的人有:凯瑟琳·麦克莱恩、冯达·麦金泰尔、苏珊·伍德、苏西·麦琪·查娜斯、琼安·文奇、奥克塔维亚·巴特勒、伊丽莎白·A·琳恩、丽萨·塔特尔、苏赛特·哈登·埃尔金、康妮·威利斯、萨缪尔·R·德拉尼、帕特·卡迪根、艾玛·布尔、帕特·墨菲、帕梅拉·萨金特、洛伊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凯伦·乔伊·福勒、尼古拉·格里菲斯、勒古恩、朱迪斯·梅丽尔、梅丽莎·斯科特、苏珊娜·斯特吉斯、雪莉·R·泰珀、南希·克雷斯、伊丽莎白·沃纳伯格纳洛·霍普金森、卡罗尔·艾姆什维勒、埃莉诺·阿纳森、格温妮丝·琼斯、凯特·威廉、劳瑞·马克思、杜尚、艾伦·克拉格斯、内迪·奥克拉弗和尼西·肖。
WisCon的参会者的数量和热情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段低谷期,此后,在1991年,随着小詹姆斯·提普垂奖宣告成立,重新扶摇直上。该奖项通常在WisCon的颁奖仪式上颁发。
近些年里,WisCon还是围绕“科幻中的种族问题”和“有色人种在科幻社群中的地位”这两项议题展开的“令人不愉快的交流”的前沿阵地——两项议题还出现在水渠出版社的“WisCon编年史”系列图书中,其中,以L·蒂梅尔·杜尚与艾琳·冈恩编辑的《有关女性主义、种族、革命和未来的煽动性文章》(2008)和尼西·肖编辑的《写作和种族身份》(2011)尤甚。
虽然科幻领域的女性主义者还在继续致力于钻研这些难啃的问题,还在推动女性的科幻创作,但是在科幻界,却依然有一部分人认为女性主义与科幻无关,认为相比于男性作者为主的核心科幻,女性的作品无关紧要。
对许多人(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来说,革命已经结束了,性别平等已经胜利实现了,而我们正生活在后女性主义时代。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拉斯在《如何压制女性的创作》中指出的不重视女性作品的若干方式却依然在令人不适地大行其道。不过,虽然年轻一代的女性主义科幻迷和作家们正在故调重弹,其论点和争论过程同20世纪70年代科幻圈对女性主义作品的态度拥有相同的特征,但是女性主义在科幻社群内的激进作风却正在经历某种意义上的复兴。
水渠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图书
女性主义在科幻领域的现代表达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线上,在网络上,许多女性主义科幻迷和作家都在维护讨论女性主义话题的博客,其中便包括水渠出版社的博客“沿渠漫步”(https://aqueductpress.blogspot.com/)。网站创造的广博宇宙促进了女性参与科幻/奇幻创作。关于女性主义的广播电台纷纷涌现,诸如“银河系之郊”这一播报推想小说动态的女性主义论坛。
女性主义话题虽然遭到了人们的抗拒,却依然会是科幻社群内的一项重要讨论内容。科幻自身也仍旧是进行与性别、社会关系和新形式的人类相关的思想实验的丰饶沃土。对21世纪的女性主义来说,这些话题依然占据着中心地位。(授权转载)
翻译:HeavenDuke
审校:零始真
编辑:HeavenDuke
最热文章
人工智能写科幻小说,和作家写科幻小说有什么不一样?
德国概念设计师Paul Siedler的场景创作,宏大气派。
《静音》是一部 Netflix 电影。尽管 Netflix 过去一年在原创电影上的表现并不如预期,但是《静音》仍让人颇为期待
最近,美国最大的经济研究机构——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全美超过一半的诺奖经济学得主都曾是该机构的成员)发布了一份报告,全面分析了 1990 到 2007 年的劳动力市场情况。\n
坏机器人制片公司最新的一部电影名为《霸主》(overlord),背景设置在二战时期,很可能是一部在半遮半掩中秘密制作的科洛弗电影系列。
我们都知道,到处都在重启;我们也知道,如果有钱,啥都能重启。所以,会不会被重启算不上是个问题,只能问什么时候会被重启。自然而然地,世界各地的各种重启现象衍生出了一个有趣的猜猜游戏:哪一部老作品会是下一个接受这种待遇的?\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