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生病了本来就很难受，如果再遭遇“看病难”就更是雪上加霜。然而，“看病难”在我国却是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多年来，民众呼声不绝于耳，政府、社会各界多方出招，这一“世纪难题”始终得不到根本的解决。“看病难”俨然已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大痼疾。

今年两会期间，“看病难”不出意外再次成为热议话题。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以百姓利益为依归的改革目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时表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优先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明确表示，政府将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占主导地位。代表委员们也纷纷为此建言献策。“看病难”牵动万家心。本期特别策划，我们就来关注这一“世纪难题”，试着从我们的角度，为“看病难”问题的解决开出几个“药方”。请看本期特别策划——

看病难，还要难多久

策　　划： 本刊编辑部

执　　行： 杨丽伟

指导专家： 山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张伟

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教授 田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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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是一位子宫肌瘤患者。在《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与医生的距离》一文中，她写道：“每次，我都早早出门去医院排队挂号。医院还不错，离上班还有半个多小时门诊开始挂号，但大厅里早已人满为患，队伍长蛇般蜿蜿蜒蜒。放眼看去，哪都是排长队的人流：挂号、填写病历、看病、划价、交款、拿药。等挂上号到了医生的诊室前，好家伙，已经大约有20多个人在排队等候。实习生和护士都很敬业，提前到岗为患者和医生服务。门一开，焦急的人们潮水般一拥而上，护士想拦都拦不住，20多号人把只有七八平方的小屋围了个水泄不通。护士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功夫病历就排了一大摞。等医生到岗后，屋里的人已经是个个满头大汗……八点到的医院，十一点多了才拿到药出医院大门，真正让医生问病史、检查、诊断的时间每人不过五六分钟，幸好还没做检查什么的。真应了我们家乡人说的那句话：起五更，赶晚集。”

而阮爱兴，是一位两会代表，也是广西东兴市江平镇巫头村村支书。提起看病问题，他有一肚子话要说，“现在全村乡亲都参加了新农合，大家打心眼里高兴。但看病，特别是看大病，还是难。村里只有一个卫生所，只有一个60多岁的‘赤脚医生’。乡亲们平常有个头疼脑热，只能找她拿点常用药。因为年纪大，眼神不好，病情稍微严重，需要打个吊针啥的，医生就不敢治了。去年4月，儿子接种疫苗，只能去镇卫生院。院里就两个儿科医生，忙得满头大汗，等着打针的孩子队都排到走廊里了。我们前后等了将近2个小时才轮上。小病要出村，如果摊上大病，还得往更远跑。前年10月，我从楼梯摔下，右脚腕骨折。镇卫生院医疗技术、设备有限，只好到50公里外的防城港市中医院治疗，妻子得全程照顾我。市里没亲戚，两人吃、住都成问题。”

不管是小英，还是阮爱兴，他们的遭遇都暴露出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看病难！村里看病难，城里看病难，老百姓看病难，领导干部也有看病难。当“看病难”成为一个社会热词的时候，你有没有认真想过，看病难，为什么难？

看病难，难在哪

单纯地讲，“看病难”可分为两种。

第一是“绝对性”看病难，是由于医疗资源绝对不足无法满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看病难”，往往发生在我国中西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的偏远农村地区。当地医疗机构技术力量薄弱，难以满足医疗需求。如医务人员业务差，检查设备差，设施简陋，诊断不清，治疗效果差等，患者求医不方便。

第二是“相对性”看病难，是指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于居民需求的不足，造成患者去大医院看专家“难”。突出表现为许多人看小伤、小病也涌到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挂号、取药、候诊排长队存在“难等”之难。

总体说来，造成看病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 有调查显示，在一般的大医院中，每家医院拥有的副主任医师数量至少几十人，有的医院超过百人；在区级医院，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专家通常只有三五人，有些社区医院1个副主任医师都没有；而在一些偏远地区，不要说副主任医师，能有1个医生都算不错了。

高素质医疗专业人才紧缺、人才“引进难、留住难”等问题，成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发展建设最突出的阻碍。数据显示，目前在西部地区，以千人为单位，不论是每千人农村人口拥有的卫生院的数量、还是每千人农村人口拥有的村医的数量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千人拥有的乡镇卫生院的编制人数或者是村卫生室的人数，西部地区大概是0.91和0.95，而全国的基数是1.18。这个数据说明了西部地区卫生人员的短缺情况非常严重。此外，基层卫生人员的层次也比较低，以宁夏为例，基层卫生人员中专以上学历不到40％。

“本科生只要愿意来，无论是临床、检验还是药剂，我们都要，想方设法给解决编制。可是招不来。5年制毕业生几乎没有来的。”两会期间，一位县级医院院长反映。

“想招到二本的医科毕业生都很难，人家一听你是县级医院，都不搭理你。”河南省沁阳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郎胜利说，目前医院能招来的只有四年制大专或者三本的医科毕业生。

而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曾对380名医学本科生做过就业愿意调查，结果显示，八成学生希望留在大城市。很多基层卫生局长和医院院长分析认为，基层医院待遇差、个人发展空间不足、生活环境不如大城市等综合因素，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

大众取向  大众追求大医院、名专家，无论小病、大病都到省城或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占用资源，挂号难、看病难、住院难随之出现了。在大医院里，按每个医生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也就是8×60分钟=480分钟），如果要看100个患者，这个医生不上厕所不休息，不到5分钟就必须看完1个患者。患者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和医生交流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当然是怨声载道。可看看社区医院呢，那里不用排队，没有拥挤，医生也有时间和患者多聊一会儿，多问问病情，但是很少人去那里。这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看病难。

检查需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而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更为重视。为了早期发现及诊断疾病，必须使用先进检查仪器；为了改善生活质量，必须选择创伤小并发症少的治疗方法，做检查的人多了，排队时间长了，人们感觉看病难了。

忽视疾病预防 人到60岁平均有3种慢性病。目前绝大部分慢性病是可预防的，如缺血性心脏病、中风、糖尿病、慢性肾病、癌症等。这些疾病的许多风险因素明确，如：吸烟、缺乏锻炼、不健康饮食等。国际上已证实，用非常少的投入，控制风险因素，可以成倍的降低这些慢性病患者入院及昂贵的手术治疗。可惜，在西方国家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持续下降的30年中，我国则持续上升，患病人数的增加也加剧了“看病难”。

“药方”一：形成“医联体”

今年两会期间，原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指出，要想解决看病难，最重要的是让基层医院真正强起来，和大医院形成上下联动、沟通，最好是一体化的构架，我们把它称之为“医联体”。现在大医院还是人满为患，去年全国诊疗人数已接近69亿人次，前年是62亿人次，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看病5次以上。基层的诊疗量在上升，但大医院诊疗量上升得更快。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扭转，我们要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特别是要应对慢性病这个健康的主要威胁，是不可能的。如果1个医生一天要看几十个患者，他怎么能做到慢性病的长期教育宣传？这只有在社区可以实现。

具体以北京为例，为缓解看病难，政府开出了新“药方”。其一，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局长封国生表示，北京推出了“医疗联合体”，希望由此把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分流到社区或二级医院来解决，这样就能够腾出专家资源，为那些确实需要看专家号的患者提供更多的服务。目前建立的“医联体”就是由大医院牵头，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为成员，完全能够把大医院的技术带到社区，同时也为社区的医疗技术人员提供培训。例如现在的北京朝阳医院医疗联盟，医生每周都有两三次到联盟所在的社区医疗中心出诊、查房、会诊等，今后还会根据病人的实际需要增加。另外，一些离退休的老医生已经固定在社区医疗中心发挥作用。

其二，提高床位使用率。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表示，北京市今年将首次试点在市属大医院建立床位统一调配中心，以解决“现在医院以科为单位，科室之间的割裂使床位不能流动”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后将打破科室间的限制，将各科室床位由医院统一调配，从而提高床位使用率。这样一来，可更好地利用床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住院难的问题，同时为患者在住院过程中提供更好的服务。患者在住院之前或住院过程中，由这个服务中心为患者做一些服务，比如事先应该做的一些检查都先做好，总之给患者提供更多人性化方面的服务。

其三，推行就诊卡。对于许多患者反映的看病时每做一次检查或者化验，就要去排队交一次费，太麻烦的问题，封国生表示，“目前我们已经要求医院尽量整合服务。下一步还要把这个模式再进一步推广，把相似的或功能相近的科室尽量整合到一个楼层，避免患者来回跑。与此同时，北京市医管局与北京银行进行合作，推行“京医通”就诊卡，以期简化就诊流程。这个就诊卡具有储值功能，同时又具有挂号、就医等功能，患者可在门诊挂号、看病、常规检查、化验等环节完成后再划价付费。

“药方”二：让基层也有高素质医生

这几年基层医院能力有所加强，但人才队伍还是欠缺。医学专业大学生都愿意去大医院做专科医生，而不愿意去基层医院做全科医生。对此，一直关注基层医改和医学人才的培养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校长孙涛认为，老百姓的医疗保障水平在逐年提高，基层卫生机构建设的投入也在逐渐加大，但是老百姓无论大病、小病依然不愿意前往基层医疗机构就诊，除了基层卫生机构质量不到位、功能不完善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基层医疗卫生缺乏高素质、高层次的医生。

孙涛认为，让医科生下基层，除了高校定向培养这一环节外，更为重要的是学生走出校园的就业政策引导和配套措施完善，解决医科生的后顾之忧。以职业晋升为例，现行政策规定，在一个乡镇卫生院要解决晋升问题，就需要按照县卫生院的标准来要求，比如说发表两篇论文。但是，这样的要求，对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农村的村医来说，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提出，要为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建立一个全新的机制。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人事制度。如果大家都认为只有专科医生是一流的，三流医生才去做全科，那就无法调动积极性。二是医保非常重要。不同层级的机构有不同的财政制度渠道。如果能把医保力量发挥出来，就能克服很多行政障碍。如果医保能按基层、二级、三级医院这样一个总包体系去报销，自然会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因为对服务体系来说，它充分利用以后，成本一定是下降的，效率肯定是更高的。

“药方”三：重预防少得病

针对看病难问题，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指出，患病人数太多也是看病难的主要原因是，减少患者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生病，预防的最好办法是健康教育。他说，我们应该让每个家庭都学习了解健康知识，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钟南山院士也提出，通过社区医生对每户家庭的关注，能及时发现疾病苗头，早防早诊早治，这样百姓就会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小病就不会酿成大病。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曾益新也肯定了早期预防的重要性。过去的疾病谱主要是单因素（病毒或细菌）引起的传染病，现在的主要杀手则是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代谢性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疾病，这些疾病的发病因素很复杂，过程也比较漫长。如果早期发现，早期处理，不仅效果好，花钱也很少。一个早期肿瘤，三五万元可以根治；到了晚期，三五百万元也不一定能治愈。曾院士也指出，家庭医师能随时关注社区内家庭成员的一些变化，甚至定期到家里来访问检查，有不良的苗头就可以及时发现。这也体现了“预防为主”的理念，真正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从治疗转到预防上来。

编后

事实上，对于“看病难”，政府一直在努力寻求解决。我国政府从2009年开始面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包括健康档案管理在内的9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截至到2011年，分别有48.7％的城镇居民和38.1％的农村居民拥有了健康档案，3553.8万高血压患者、918.9万糖尿病患者和170.6万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纳入慢性病规范管理，为8449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开展了健康检查。另外还实施了乙肝疫苗补种、农村妇女免费宫颈癌、乳腺癌检查等重大公共卫生服务，这些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都免费向群众提供，对于缓解群众“看病难”也有重要作用。当然，从现实情况来看，仅仅做到这些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推进务实的解决措施。我们相信，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努力下，“看病难”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只是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