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生婆子

　　早年间儿，妇女们生孩子很少去医院，因为北京的医院很少，而且价儿倍儿贵。

　　这些个收生婆子在自个的家门口吊块儿招牌，用竹竿挑着“吉祥姥姥”、“如意姥姥”等字儿，牌下系着红布条儿。当然，真要赶上难产，甭管写上什么也都“歇菜”了。

　　1928年，在北平东城内务部街第一卫生事务所的临时教室里，30位“接生姥姥”（接生婆），年龄从40岁到70岁不等，与一位协和医科大学的公共卫生教授展开了对峙。前者是熟谙北京规矩的老派“三姑六婆”，后者是满嘴蹦着英文词儿的洋教授，白墙上挂着全彩的产妇生理解剖图，第一届“接生婆讲习班”的课堂现场产生了超现实的效果。

　　在传统社区内颇有些影响力的“接生姥姥”加入“接生婆讲习班”有点儿不得已，教课的虽是协和公共卫生系和协和护校的老师，但第一卫生事务所是政府机构性质的，当时这个所隶属京师警察厅。解剖、生理和西式的卫生观念对于“接生姥姥”们来说，异常陌生，她们中的大多数并不识字，没有接触过古代生育的基本读本《达生篇》，她们对于生育的知识和接生手段来自自身的生育体验和从业经验。

　　妇幼保健是协和大学“卫生示范区”计划的重要内容，这个计划旨在将西医引入社区，在北京市民中推广。据统计，在1930年前，每年北京约有2万多孕妇在生产之前接受检查，但大部分接受的是未经培训的接生婆的检查，接受西式医护人士检查的不足百分之七八。按照现代医学管理的尺度标准，这种旧式的产婆，完全不懂医学常识，也不懂卫生为何物。于是造成了很多产后病症（来源《第一助产学校年刊》1930年）。

　　讲习的内容包括产科生理学解剖大意、细菌学大意、消毒学及方法概要、脐带处理方法、产前及产后护理概要、婴儿护理法、产科用具与药物用法，培训时间2个月。从1928年到1930年，讲习所试图将360个“接生姥姥”变为新式助产士，真正坚持上课并合格的有150人。1930年后，这个培训任务由卫生事务所转给专司妇幼保健的卫生部机构——北平保婴事务所，培训的地点也转到东城区钱粮胡同2号。

　　考核结束之后，合格的“接生姥姥”们揣着结业证书，拎着装有脸盆、刷子、胰子、剪刀、拥有药品及敷料等物件的接生筐，长舒一口气，迈出卫生事务所的门槛，回到她们挂有“快马轻车，某氏收洗”牌子的家中，但她们很快发现结业并不代表着她们可以离开事务所独立营业。对于已经培训合格的“姥姥”们，事务所要求她们每月提交接生业务报告，并向在事务所的指定地点购买脐带敷料、消毒药品。每月的药品的消耗量会与接生人数对照比较，从而检查她们是否按照规定接生。

　　经过培训的“接生姥姥”们由此被纳入卫生行政体系，再也回不到“三姑六婆”的自由日子。传统“接生姥姥”的工作分为三部分，第一是“认门”，也就是在临产前三四个星期，去产妇家认门，并且对产妇进行简单的健康检查。第二是接生。接生确实是“接生姥姥”工作的一个内容，而且并非主要内容，在“接生”中出现的略微失误可以通过第三部分“洗三”来弥补。老舍在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也谈到弥补接生小失误的更为隆重的“洗三”。

　　对于传统的北京社区来说，“接生姥姥”起到的更多的是仪式性的作用，而非医疗作用。在新生儿出生的第三天，她们凭借在社区内的声望，以及慈祥稳重的仪态和辞令主持“洗三”仪式，通过敬神、为新生儿洗澡、预言、说吉祥话、祛病，将新生儿引入家庭生活。一个新生儿只有在经过了“洗三”的仪式后才正式成为家庭的成员。

　　保婴事务所另外引发了一本名为《受过训练的姥姥应该守的规矩》的刊物，和接生用具一起放在给姥姥们的接生筐里。规矩要求姥姥们在产前认门的时候劝产妇到指定地点接受西医的规范产检。指定地点包括，交道口南麒麟碑胡同第一助产附设产院、东城钱粮胡同保婴事务所，东城本司胡同第一卫生事务所附设诊治所，西城北音胡同国立医学院妇产科。

　　“接生姥姥”的任务转变了，她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接生，而是将产妇引入西式医疗体系。来自北京特别市公署卫生局1938年的资料显示，1930～1933年接受培训的“接生姥姥”到1936年仍然在市内正式营业的有95人。

　　对于经过西式医院检查，逐渐认同西式接生标准的产妇来说，“接生姥姥”的形象逐渐远离了老舍笔下的颇有社会地位的“老白姥姥”（老舍生于1899年），走向卫生不讲究、技术不过关的妇女健康迫害者。

　　北京档案馆的资料中有这么一则，1935年，齐化门内北水关147号的杨姓住户，有产妇出现难产。杨的邻居去保婴事务所请求接生，事务所委派监视员张淑惠前往调查。张淑惠的报告是“该产妇年33岁，产系头胎，胎膜已破，惟距生产时间尚早，当劝其住院生产，免生危险，彼时有住齐内南菜豆胡同三十号产婆印关氏在旁，出言阻挡，谓胎头已见，不宜迁动，致产家不肯住院，后产妇难产，复来本院请求住院，但此时胎儿已无胎心，成为死产，而产妇阴部又为产婆印关氏损伤甚重，阴道已溃烂生脓，有体温发烧，腹痛等症状。”

　　在经过科学系统训练的“接生姥姥”为舆论所指的同时，1935年前后，未经科学系统训练的“接生姥姥”逐渐被认为是非法，成为卫生稽查班的侦缉对象。1935年内三区卫生稽查班何道珩进行了一次对无照“接生姥姥”侦查。内三区北新桥石雀胡同一位王姓居民报告，东西北汪嘉胡同慧照寺7号庙内，住着一个景姓的妇女，其行踪有点儿像“姥姥”。何道珩根据线索，摸到景氏妇人门口，假装要请人接生，试探虚实。景氏很吃惊，她说自己不是产婆，门口也没有挂接生牌。

　　至于对于北京来说最为重要的人生两个仪式之一的“洗三”仪式（另一重要仪式为人死后的“接三”仪式），也因为主持人缺席而慢慢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