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兵不必套用西方模式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需要他们

近期发生的李双江之子的社会事件尚在继续发酵，国内公众对于我国的文艺兵的评价，可谓莫衷一是。本刊为此特地专访了对文艺兵制度素有研究的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

整理｜范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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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艺兵认识的三个阶段

公教授觉得自己对文艺兵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建国初期，“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关于这个时期的直接记忆不多，但间接了解很丰富。比如说，他听说过有八路军战士观看《白毛女》入戏太深而向演黄世仁的演员开枪。朝鲜战争的时候，“豫剧皇后”常香玉不惜巨资捐赠飞机给志愿军。在刚建国的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比较纯粹，老一代艺术家的余韵和影响仍在，结果产生出一大批深受人民爱戴的德艺双馨的部队艺术家。

第二个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后到新世纪初期。在改革开放初期，公方彬教授当兵没几个月，就走上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他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军队同时处于两个环境，一方面是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环境，另一方面是艰苦危险的战场环境。有人形容那个时代是“山上守卡子，山下数票子”，巨大的反差让军队文艺工作者的作用突显，军队文艺工作者走到了前台，不断到前线慰问演出，同时他们创造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比如说《十五的月亮》、《望星空》、《血染的风采》等歌曲，《高山下的花环》等电影。这个阶段是一代文艺工作者辛勤耕耘的时期，也是给人民留下美好记忆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近几年的文化艺术快餐时代。由于市场经济对人们的异化的副作用开始显现，人们开始遗忘精神而独钟金钱。于是演艺界有人为了出名不惜自爆绯闻，虽然军队文艺工作者比之社会上的明星，社会声誉普遍要高些，但是还是有个别军队文艺工作者产生了非常不好的负面新闻。军队文艺工作者应该进行普遍的道德自省，加强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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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文艺兵们青春靓丽，是军队中的一道风景。

部队明星们要加强自身修养

近年来，军队特招了部分著名的演员和歌手加入文工团。公教授认为，特招有别于一般的青年参军入伍，需要特招对象具备特别的资本，这些所谓资本虽然不一定要制订成文标准，但是必须要有基本的要求和规矩。特招一个文艺兵，应当具备三个条件：艺术水平出类拔萃，艺德俱佳，特招单位有空缺。正是由于某些文工团过于看重特招对象的名气，而不考察其他的因素，这才导致了社会上的巨大争议。

部队的明星们要加强自身修养，真正向社会表现出德艺双馨的形象，这样部队的明星才能做到名气越大，作用越大，宣传效果越好。现在某些军队明星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社会巨大的关注，除了他们本身就是明星外，更多的原因是社会公众赋予了军队明星太多的政治意义。比如说宋祖英升任海政文工团团长，李双江、梦鸽夫妇的孩子李某某的社会事件，都让公众议论纷纷。公众的评价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

公教授提出，军队的明星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改革开放前，很长时期演艺界不重视名气，谁重视名气，就可能被戴上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帽子。所以，那个时期，中国的文艺名人数量不太多，社会声誉也普遍比较好。今天不同了，明星除了个人努力外，还有包装公司的“出谋划策”，很多事情不是明星自己能决定的，很多是公司行为，就是为了炒作，就是为了出名。某些军队明星也不能免俗，更恶劣的是某些女演员打着“军校校花”的名义来炒作自己的不雅照和不雅新闻。对于这种打着“军队明星”招牌招摇的艺人，军队应该采取追究措施。

减员增效是必然趋势

公方彬教授说，文艺兵的数量，他不掌握确切数据，但是肯定不会有上万人。至于文艺兵的保有数量问题，应该从军委总部赋予的文工团的职能来考量，如果上面规定专业文艺团队一年内要走遍所有师团单位，那么文艺兵的人数肯定要大量增加，但是从长期看，文艺兵制度的改革是必然的，减员增效是必然趋势，只是有一个减多少和何时减的问题。至于人员去向问题，应当与其他转业军官类似，不能特殊对待。

但是，今天的中国军队目前仍然需要一定数量的文艺兵。在这方面中国不能也不必套用西方军队的模式。因为中国与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的国家发展和社会运行都不能套用西方模式。西方国家是小政府大社会，众多事务由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公共组织完成，政府基本上是采取花钱买服务，包括军队也是花钱请好莱坞制作军事题材的电影。他们所以这样做，甚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就是政府只充当“守夜人”、“敲钟人”的角色。中国的制度模式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掌握着主要的社会资源，跳出这一体系便不再有强力承担者。所以，目前为止中国军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软实力提升需要文艺团队。

公教授重点谈论了公众热议的我国文艺兵的高衔级的问题。他说文艺兵高衔级问题，基本上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特有现象。西方军队职业化水平很高，突出强调编制与军队职能的关联。比如西方军队普遍拥有军乐队，作战时军乐队可以在最前沿使用，可以有效提振士气。其他表演形式则因功效逊色于军乐团，所以就不编配。西方军队的合唱团员、乐队队员的军阶都很低，甚至指挥都是由低军衔军官和士官构成的。去年美军军乐团来中国，在人民大会堂与我军军乐团联合演出。看一下演出名单，二者最大区别是一方由士官组成，一方由大校上校组成。为什么他们没有高军衔的军官？因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队，高军衔一般有对应的指挥岗位，不能随便增设。这与文化和评价系统有关，在一个和尚尼姑都是处级的今天，让艺术家扛个士官军衔，无论个人和社会都无法接受。至于“文职将军”这种说法，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形容词，不过因为著名军队艺术家佩戴职务资历章而得到了强化。大众眼里的“文职将军”，其实是从事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工作的军官，当其专业技术等级达到三级以上（个别四级），同时又满足了其他一些指标，就会在佩戴标识中出现将官的部分内容。宋祖英就属于这种情况。

军队艺术家必须注重个人社会声誉

对于韩红、李双江的儿子出现负面新闻，公方彬教授认为，这些事件本身之所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是因为名人的光环效应，这和很多社会上的名人出现类似性质的新闻事件而被媒体狂轰滥炸一样。他说：“在网络时代，我们已经不可能再以管制来减少这些负面新闻的传播，惟一出路是文艺工作特别是有知名度高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自律，要珍惜声誉，避免把自己变成娱乐大众的载体，更要认识到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避免因不自律而给军队文艺界乃至整个军队抺黑。本质上，名人和模范都是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载体和风向标，既然处在这样的位置，就应当接受社会的规范和评价，稍一放纵都会带来于己于人不利的结果。”

公教授也希望网民能够客观地看待事件本身，要就事论事，不能无限放大，媒体也要加强自律，不能跟风炒作，造成鸡毛遍地的不良社会影响。有很多军队艺术家，比如很早就特招入伍的明星蔡国庆就形象颇佳，还有很多军队明星的社会评价也可圈可点。我们虽然要求“军队要走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前面”，但具体到某一部分人，则未都能做到，尤其与社会相通性最强的文艺界更是如此。严格说来，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可能为明星出问题创造条件。当我们所有人都不再有明星崇拜心理后，问题必可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