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著名摄影家钱嗣杰

钱嗣杰：我做主席摄影师

拜访毛泽东主席的专职摄影师钱老先生，还得益于同《世界知识》杂志的老绘图专家韩梦九先生的一次偶然的晤谈。韩老先生原先在总参工作，与总政对敌工作部派往朝鲜从事战俘工作的的陈绍坤、黄继阳等诸多老人相熟。当得知我对这些高龄老人素有兴趣的时候，他当即带我去见陈黄二老。就是在聚会中，老人们给我推荐了当初在朝鲜战场从事拍摄任务的钱嗣杰先生。并说，钱老后来做了毛主席、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摄影师，是个敦厚善良、远比他们“有故事的人”。正是带着这份惊奇，我怀着几分莽撞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钱老位于北京西站附近的新华社员工宿舍。

文：胡孝文 丁洁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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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嗣杰1928年生于黑龙江省黑河，18岁时参加东北民主联军任摄影员，从此与光影世界结缘。在经历了辽沈、平津的烽火以及开国的烟云后，他1951年到1953年又投身朝鲜前线，成为报道停战谈判的中外记者团中唯一的摄影记者，著名的开城谈判照片就是他拍摄的。1954年，他到了万隆，因提前乘邮轮前往而侥幸躲过“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成为参加这场外交斗争的唯一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周恩来总理的所有照片都出自他之手。此外，他还是第一个实现航拍西藏的摄影记者，也是第一位踏上非洲大陆的中国摄影人。尽管成绩斐然，但成为毛泽东主席的专职摄影师，却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中南海“面试”

走进中南海的1964年，是他的本命年，36岁，也是他最为痛苦的一年。当年6月因父亲去世，他急匆匆从非洲刚果回国奔丧，一想到三岁时母亲病故，参军后与父亲聚少离多，钱嗣杰就陷入极度的悲伤中。处理好父亲的后事之后，他有一天突然接到了新华社电话，说社长吴冷西要找他。一去，才知道新华社要调他进中南海做毛主席的专职记者。 “到中南海工作，不是一般的新闻任务，而是政治任务”。吴冷西说。所谓政治任务，就是“除了秘密活动不对外宣布之外，主席每天的活动都要见报，必须把照片拍好，技术上要有绝对地把握”。“假如你钱嗣杰工作出了问题，不是你检讨，是我吴冷西得检讨”。

就在新华社的电话第五天左右，中央办公厅就催着小钱赶紧上班。钱嗣杰记得，他到中南海“面试”的那天，是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带着去的，地点是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这是主席在中南海的居住地，当时，毛主席正坐在椅子上看报。“主席当时正在看书，我们走进去，汪东兴就介绍说，‘钱嗣杰，新华社派来的，负责跟您活动’。说实话，我当时很紧张，衣裳都湿透了。主席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欢迎，欢迎’，还跟我握握手，说‘坐， 都坐那儿’，接着便跟我聊起了家常，问我从哪儿回来。当得知我姓‘钱’时，他‘呀’ 了一声，说 ‘你有钱，我是无产阶级。’一句玩笑话，我心里立马放松下来。应该说，近半个小时的‘面试’， 我感到了主席的幽默和平易亲切。”

在见到主席的次日，钱嗣杰搬进了中南海，正式成为继侯波、吕厚民之后的第三任主席的专职摄影师。钱老回忆，当时，中央只有主席、总理、少奇同志有专职摄影师，他和总理的摄影师杜修贤、少奇的摄影师孟庆彪，还有摄影暗房的工作人员兰芳一起，在中办警卫局摄影组办公。

“我们是 24小时值班，一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说有活动，从宣武门的家里马上骑车赶过去。所以，即使我回到家，也要检查电话有没有放好，就怕打电话来没接到。到哪里去，也要告诉去向，就怕他们有事情找不到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完成好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那个年代，中南海的摄影记者是固定的，不像现在只要是报道中央新闻的，都可以去。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不仅要拍摄一些正式的会见场景，还要善于捕捉领袖生活的瞬间，学会抓拍，我随时都背着‘莱卡’和‘禄莱’两部德国制造的相机，丝毫不敢懈怠，现在的记者都是先进的大镜头，而且专门给拍照机会。”

钱嗣杰在主席身边一干就是六年，直到文革期间的1969年。“那是我压力最大的一段日子，也是我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钱老如是说。“主席的生活不规律，调研的时候多，一般情况下，他是不接见外宾的，一般的接待工作由外交部长和总理负责，但为了外交需要，主席也会见一些人，但没有具体时间表，主要是按照他的习惯来定。弄不好，有时其至是夜里或凌晨见人。所以，我们也是时刻准备着的。”

那个年代，主席的活动是绝对保密的，到什么地方，直到上了火车才知道。“他去哪里， 不告诉家人，既不写信，也没有电话，一般我也不打听，回来问了，人家也不说。在领导人身边都是有严格纪律的。”坐在一旁的钱嗣杰夫人陈惠嫣插话说。

追随主席“南巡”

作为专职摄影师，钱嗣杰曾—次次跟随主席“南巡”，对他印象深刻的，还是1965年3月，他随主席到达武汉、长沙、井冈山、杭州、上海，并见证了整个过程。

要上井冈山，是毛泽东在武汉突然提出的，他要求随行的汪东兴，“速请平化同志来一趟”。平化，就是张平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井冈山人，自小跟随毛泽东上山闹革命，参加过长征，对毛泽东有很深的感情。钱嗣杰回忆，当听说主席的召唤后，张平化赶忙带着夫人唐慕兰连夜从长沙赶到东湖去见毛泽东。两人一见面，毛泽东便用家乡口音直截了当地说：“我年纪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能不能抽点时间，带带路哟？”

得知72岁的主席要重上井冈山，张平化很激动。他告诉主席，主席要上山，他随时有时间，并说老赤卫队员都在念叨当年的毛委员呐。

得知主席要离开了，梅岭一号工作人员都想和主席留张合影，于是找汪东兴求情。 但他没有答应，于是他们转而求助主席的秘书徐业夫。钱嗣杰冋忆，徐业夫是安徽人，很好说话，他请示主席后，主席很高兴。“那天，梅岭一号门前的空地上站满了人，主席微笑着站在了中间，刚―站好，我就举着相机大喊，‘笑一笑’，于是‘咔嚓’一声，一张五六十人的合影就拍摄好了。”钱嗣杰说。

重上井冈山

当晚，主席专列就开到了长沙。原本很快从长沙动身，但一待就是22天！为什么？钱嗣杰说，“这里有一个插曲。当时，主席到了长沙以后，居住在长沙九所宾馆里，突然患起了重感冒。于是他天天爬山，不吃护士长吴旭君开的药，说‘饭是最好的中药’，说要用抵抗力战胜疾病。每次爬山时，我和主席的警卫周福明随伺在侧，每每看到主席精神状态好的时候，我就用相机抓拍他悠然自得的神情。等主席的感冒好了后，没想到张平化又阑尾炎发作了， 行程就这样一直拖了下来。直到5月21日，主席一行再从长沙出发，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路线重上井冈山。”

钱嗣杰记得，5月21日上午11时左右，12辆小车整齐地排在九所大院内。第一辆是身背无线电发报机的警卫人员的前导车，第二辆是主席苏制的灰色吉姆车，由驾驶技术娴熟的赵毅雍任司机，主席坐在后排，护士长吴旭君、警卫员王宇清随车。张平化、汪东兴等乘坐第二辆黑色的吉姆车。余后的车当中，还有—辆专门载有主席的书箱、床、衣被、窗帘和其他的生活用品。

上井冈山途中，钱嗣杰说，年逾古稀的主席容光焕发，丝毫看不到武汉时的沉郁心态，也没有因颠簸劳累而显现的倦态。在茶陵住下的当晚，主席被安排在县委办公室里，睡的只是他随车带来的一张很宽的木床板。这天晚上，主席还阅读了由茶陵县委临时送来的《茶陵州志》，清同治九年的版本。

在茶陵，一切都悄悄地进行，没有惊动任何人。据汪东兴日记回忆，还是被茶陵县委副书记李颖发现了。 主席下榻茶陵的当晚，他正在县委值班室。得知主席来到茶陵，竟然激动得一晚上没合上眼。 第二天一早在县委食堂吃早餐时，他见到张平化和汪东兴，就急迫地请他们向主席请求，要他和茶陵同志一起照张相。汪东兴说，等他请示主席后再说。

钱嗣杰回忆，县委大院的人在他的指挥下，动作很快，不到几分钟就摆好了一排椅子。他们站在椅子后面，幸福地期待着主席从办公楼里走出来。十几分钟后，只见主席在张平化等人的簇拥下迈着大步走了出来，大家就起劲地鼓掌，毛主席也微笑着鼓起掌来。他走到凳子中间位置，转过身，微笑着环视每一张脸，然后坐下。为了拍好照片，钱嗣杰一连拍了两张。

成为秘密的滴水洞照片

滴水洞的照片是在1966年6月份拍摄的。由于主席的滴水洞之行是高度保密的，因此，钱嗣杰当年拍摄的那些照片一直被尘封起来，成了秘密。滴水洞是位于韶山的一座三面环山的秘密别墅，这是1959年回故乡时，由湖南省委修建的。

毛泽东在滴水洞的11天，新闻没有报道，后来报纸刊登消息时也隐去了地点，外国情报机关想尽各种办法，也未能知道主席去向，中央大员当中也只有周总理知道实情。钱嗣杰回忆，那时候，每天都有一架飞机准时将周恩来送来的文件运来。主席到了滴水洞除了看书、批阅文件之外，就是思考，谁也不见，也没有去拜谒距离此处不远的祖先的坟茔，更是很少与工作人员交谈，即使散步，也是寡言少语，神色凝重。偶尔到韶山水库游游泳，也没有了上次回韶山的兴致，仅游了50多分钟就上岸了。

因为主席情绪不高，周围的气氛也很冷清，因此钱嗣杰也没有给主席拍照多少，但有一张是主席非常放松的照片，那是在洗澡之后，主席靠在椅子上，头发也没有梳好，这间隙，摄影师的钱嗣杰赶紧按下了快门。

经典照片《毛主席畅游长江》

《毛主席畅游长江》是一张家喻户晓的经典照片。照片中，主席在水流湍急的江水中，怡然自得地伸开双臂，他的身后是四个参与保护的年轻人。照片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后，遂成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代名字。“文革”期间，这张照片被赋予了无穷的政治含义，广泛印刷。但当时照片不署名，因此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照片出自钱嗣杰之手。

钱嗣杰回忆，“这张照片是在1966年7月从滴水洞回到武汉不久拍摄的。主席是坐车到武昌大堤口码头的，然后乘快艇到江心，沿着扶梯下的水。在水里，主席当时很兴奋，只见他顺着水流，一会侧泳，一会仰泳，一会儿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做漂浮状……我则坐在后面一艘小木船上跟着拍照。当江面起风时，一同下水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的王任重几次请主席上船，主席总说时间不到，直到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才罢休。恰巧这一天武汉市为亚非作家会议举行横渡长江游泳比赛，身着浴衣站在快艇观望的主席一下子被一个小学生认了出来，人群便大声欢呼:‘是毛主席，是毛主席!’于是，整个长江大桥都沸腾了，立即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主席热情地向群众挥手致意，我趴在船头抓拍了这一瞬间。”这就是另一张“主席检阅长江游泳队”著名照片的由来。

这些照片的发表，等于是首次公开了主席自隐居滴水洞以来的行踪。如果说，长江游泳时，毛泽东还有笑意表露的话，那么，大量时间，毛泽东都处于表情严肃的状态中。钱嗣杰说，从北京回来后，北京连续开会，政治口号不断刷新，开始感受到了异样的气氛。

1966年8月18日，身着军装的毛泽东来到天安门会见百万红卫兵，钱嗣杰当时就在现场。他说，主席没有穿军装的习惯，那套军装是临时从中南海警卫一中队干部借来的，勉强合适，《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刊登了钱嗣杰所拍的主席军装照。第二次会见红卫兵时，工作人员已经给主席定制了一身军装，这是主席唯一的军装。主席就是穿着这身军装，又六次接见了红卫兵。

钱老叙说往事的能力惊人，那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画面如在眼前，我知道，回忆主席，那是他晚年的幸福时刻。说起六年来的苦乐酸甜、紧张忙碌，钱老笑笑，说都不算什么，相反，用他的话说， “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岁月”。对于主席发动“文革”造成的灾难， 钱老说：“主席晚年确实有失误，但人无完人，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失误。主席的一生还是伟大光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