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学者的赤子心

华人学界翘楚在纽约

几位老学者虽然都加入了美国籍，但他们对祖国的深情始终如一。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不但在知识上受益非浅，尤其被他们的赤子之心所感动，鞭策我一定要做好总领馆工作，不辱使命。

作者：张宏喜（中国驻纽约第八任总领事）

栏目：热点.记忆

我于1999年8月至2003年8月担任我国驻纽约第八任总领事。纽约可不是寻常地方，这里是世界大都会，人才荟萃，集中了众多华侨华人学者，其中有几位年高德昭、成就赫然、名斐中外的大学者，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教育家顾毓琇

其中年龄最高者为顾毓琇先生，出生于1902年12月24日，我到任时已经96岁了，名衔一大堆：教育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等。曾当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音乐学院首任院长、中央大学校长等等，抗战时在重庆与周恩来结识，周称“顾毓琇是国民政府中难得的客卿（意即担任高职的国民党之外的社会名人）。”23岁发明“四次方程通解法”，26岁发明“顾氏变数”。到美国后获得多项学术成就和奖励，是公认的国际电器权威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最后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所以居住在槟城，属我馆领区。他是我国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的老师，江泽民访问纽约时曾到家里专访老先生，并题词相赠，朱镕基访纽约同样要见这位高师。

我到任后每半年至少要去看望老人家一次，每次去前要打电话请老先生把冰箱清理空，准备装我给他带的中国食品。别的礼物无需带，只带饺子等中国好吃的东西，老先生见了高兴得不得了。一见面，老先生就滔滔不绝地要讲上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从中国到美国、从美国到世界，谈吐清晰，思路缜密。好像他事前准备了许久，要把积累在心中的话统统倒给我。我总是静静地听，直到他停下来，再简要说些我想说的话。虽然我小他39岁，我们相谈甚为投机和欢快，老先生知道我毕竟不仅仅是代表个人，所以每次相见总是喜情满怀，溢于言表。我怕时间长了老人家太累，他却希望我多坐坐。告别时约定下次一定再来。第一次还见到他坐在轮椅上的夫人，后来她卧床不起，觉得仪容不整难以见客，所以我也就不再勉强。2002年9月9日老人家过世，我参加了他的追思会。

物理学家袁家骝

再一位就是袁家骝先生，1912年生，两次获得美国科技大奖，研究高能物理、高能加速器和粒子探测系统、无线电定向探测、调频雷达系统等。他第一个证明地球上空中子不是来自太空，而是初级宇宙线在大气中产生的次级粒子。1949年负责设计并建造了国际上第一个特殊高频系统。他就住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所以相见很方便。我们谈话多了一个话题：老乡。他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之子，小时候随母亲在河南老家住过。不过这不是一个愉快的话题，所以我也就三言两语带过，表明我是河南人而已。

我们重点谈的是他的夫人吴健雄，她素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其母校南京东南大学要建“吴健雄纪念馆”，请领馆促成此事，帮助将吴健雄的大批遗物运回国内，领馆给予了全力协助，分两次将上百箱遗物顺利运回。2002年5月31日纪念馆落成开馆。袁先生不顾90岁高龄回国，于2003年2月11日病故于北京协和医院。

物理学家杨振宁

国内家喻户晓的杨振宁，生于1922年，1957年与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曾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我第一次去拜会就是到他在石溪的家。我们多次见面，每次都相谈甚欢，我曾就朝鲜核问题请教于他，问朝鲜到底有无能力制造核弹，他说，这个技术已很容易，朝鲜可以做到。

2003年我任满回国前，到石溪去向杨先生辞行拜会。杨先生说总领事要走了，这次他要请客为我饯行。先到他家交谈许久，然后去饭店，我请杨先生坐我的车去饭店，他说他要自己开车，免得饭后还得送他回家。我说那你在前面开车我的车跟在后面吧。他说你就坐我的车呀，咱们在车上还可以多谈谈。就这样，我坐上了杨先生自己开的车。当时杨先生已经80岁了，开车时如同年轻人一般，给我的印象是科学们思想年轻，身体也年轻。我想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享受到80岁的杨振宁给他开车的待遇。所以那次向杨先生辞行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物理学家李政道

比以上三位年轻的是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与杨振宁同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根本不像超过70岁的人。我在纽约时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承担某些教学和科研任务，我到过他的办公室。他与其他著名学者一样，非常平易近人，待客热情。我们多次来往，互有宴请，相交相谈极为诚恳。我们熟悉深交后，他向我谈起与杨振宁分手的因由，我只能为之感到惋惜。

李先生对他的夫人秦惠君感情极深，1996年11月29日秦女士因患肺癌过世。李先生按夫人生前愿望设立了“秦惠君李政道中国大学本科生利用假期见习进修基金”（简称“君政基金”），至今估计已为海峡两岸上千名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帮助。李先生没有再婚。他多才多艺，善于绘画，我至今还珍藏着他自己亲手给我绘画的贺年卡。

物理学家崔奇

我在纽约结识的第二个学界翘楚老乡是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奇。1939年他出生于河南宝丰县，我去过他的家乡，产于此地的宝丰酒是河南的名酒之一。这里多山，过去是个贫穷之乡，崔奇不识字的母亲一定坚持要他出去接受教育，12岁的他这才赴香港学习，后到美国留学，由于战乱他留在了美国，成为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研究的著名学者，现在是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双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我的这位学者老乡个子相当高，在我们河南人中颇为少见，而且他保留相当浓厚的河南口音，我们交谈起来自然十分亲切。2003年我要离任了，忙得不可开交，但我想无论如何我得去与崔先生当面告别。他在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担任教授，我去过纽约地区的许多名校，特别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等，更不要说就在纽约市区的纽约大学了，有的去过不止一次，因为那里有我国的许多留学生，我常常去看望他们，或应邀参加他们的举办的活动。耶鲁大学校长莱文还曾专门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大学的活动，为在耶鲁大学留学的第一个中国留美学生容闳画像揭幕。恰恰是普林斯顿大学我还没有去过，于是就特别对崔教授说我要到他那里向他告别。他说那也好，就在普林斯顿大学给我饯行。

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一看，屋子不大，大部分空间都被书籍占领，书架上、桌子上、连有的椅子上那那都是书，真如同掉进了书海里。记得在上述其他几位学者的办公室、会客室里也大体都是如此，但以崔教授的办公室为最，这也许是因为前几位已是全退或半退，而他还没有退休，仍在担任繁忙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他讲起话来还有个特点，就是要拿起一张白纸，边说边在纸上把他的意思用线条或图案来说明，好像与我交谈也是在进行教学或科研。我在纽约接触的大科学家个个都像崔教授那样热情、朴实、平易近人，言谈话语里处处是学问，即使有的学术专业问题我并不完全懂或根本不懂，但由于他们尽可能地使用我们常人能听懂的语言，崔教授还用符号和图表向我解释，所以我听起来趣味盎然。

说实在话，我与政界人士交谈是专注和费劲，与科学家交谈是轻松和欢乐，所以特别爱与崔教授他们交往。谈了一阵，崔教授说不能光在屋里说，得到外面走走看看。走到校园，哎呀，真是好地方，既像都市又像乡村，绿树成荫、草地似毯，恬静而清新，似乎空气里都弥漫着浓浓的学术气氛。楼房都不高，显得古老而庄重。“请看那座楼！”崔教授指着路对面一座楼说。我看过去，是一座白色木结构的两层小楼，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爱因斯坦在本校时的故居。”提起创立相对论的科学巨匠我肃然起敬，再仔细看了起来，真的是一座到处都能看到的很普通的小楼，似乎仍然有人在居住。由于爱因斯坦本人的要求，这所房子不作为纪念性的博物馆，但被注册为美国国家历史标志性建筑。

历史学家唐德刚

以上都是理工科方面的科学家，在文科方面，唐德刚是大名顶顶的历史学家，著有《晚清七十年》、《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张学良口述历史》等等。他于1920年8月23日生于安徽，我到任时已79岁。与他交谈其乐无穷，他的言谈话语充满了历史、幽默和情趣，百听不厌。遗憾的是，当我辞行要见他时，他已因病到旧金山女儿那里居住了，但他知道我要离任，与夫人吴昭文共同署名给我写了一封感人的告别信，说：“您给我们初见面的印象，就是亲切和蔼，毫无僚气。后来常常听说总领事作事负责认真。就凭这对人对事的作风，慢慢凝聚了侨界的向心力。如果举国上下都能像您那样，祖国统一，祗是时间问题而已。”这话不能看成是对我的赞扬，而是表达了海外老年华人学者对祖国早日统一的强烈渴望。唐先生不幸于2009年10月26日在旧金山仙逝，我闻讯悲痛不已。

几位老学者虽然都加入了美国籍，但他们对祖国的深情始终如一。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不但在知识上受益非浅，尤其被他们的赤子之心所感动，鞭策我一定要做好总领馆工作，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