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像一个共鸣紊乱的鼓，每敲一下心脏，血流涌过的节奏都会在脖颈、耳后、胸前、胃和腹部响起来。这些从四面八方泄露出去的心跳声，盖过了浴室凌乱的水声，盖过了稀疏的汽车鸣笛声，盖过了远处的建筑工地上大型器械嘈杂的运转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和这张也许不会睡第二次的床上，我做了一个梦。

      那是高一期末考试的考场，整个年级的考生按照学生号随机分配，我坐在窗口写政治试卷，你隔着一个空座位坐在我旁边。外面下着雨，你把雨伞挂在了窗子的挂钩上，水滴顺着窗户流到窗台。离考试结束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大家纷纷提前交卷，我在草稿纸上不紧不慢地画画。你也收拾东西去交卷，我抬头看了你一眼，心想，如果你以后认识了我，一定不会记得这是见我的第一面。我又继续埋头画画，忽然左肩被轻碰了一下，你交了卷以后又折回来，脸上挂着“同学，帮个忙”的表情，视线指向那把伞。我恍然大悟地站起来把伞拿下来递给你，你说了声谢谢。我坐下来，推开窗子，夏天带着雨水气味的微风透进来，我看到试卷上有几个被伞上掉下来的水滴晕开来的钢笔字。我换了支圆珠笔，又描了一遍。也许你会记得我的，我曾递过一把弄脏我的政治试卷的、深蓝色格子花纹的伞。

      我醒来了，点亮手机屏幕看时间，原来只过去5分钟而已。浴室里的水停了，我看到你穿戴整齐地走出来。我说，太小气了啊你，就不能只围个浴巾出来吗？你冲我做个鬼脸。

      “我刚才做了个梦。梦到你了。”

      “梦了什么？”

      “我梦到你和我在高中的同一个考场考试，你还坐我旁边。特别真实，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是那个时候遇到你的，还是大学才遇到你的？”

      “我不记得了啊，我高中天天就打游戏，考试也不放心上，座位旁边就是一圈白富美我也不会留意啊。”

      “啊呸……你哪儿来的运气能遇着一圈白富美，碰到我一个就知足吧你。嗯……那你觉得现在我们这样……这个结局，意外吗？”

      “……我不知道怎么讲啊。”

      “问你什么你都说不知道怎么讲……真替你语文老师着急……”我无奈地把头偏到一边，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其实，我可能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关于可能性，关于命运的秘密。

      在来这个城市的火车上，我和你聊着天打发时间。

      “我有好几个前男友你知道吧？”

      “好几个……有没有凑齐十二星座？”

      “哎，一半都没凑齐而且还有俩重复的，实在是不给力啊老师！我还是奋斗一下争取凑齐十二生肖你看如何？”

      “志向远大赞一个！十二星座和十二生肖还能排列组合一下，一共有多少种可能性？”

      “别……我高中最怕排列组合了，要不是数学不好我大学可能学理了，要不是大学没学理呀，我现在哪至于只写软科幻……”我左手托腮，看着车窗外。 

      “咦，你刚刚的话题不是前男友吗？”

      “哦哦，对。我是想说，我发现啊，这都是命。”我顿了顿，“是一早就定好的。”

      我呢，有好几个前男友，短的三个月，长的三年。我要说的这个故事，是关于相处时间最短，却纠结了最久的那一个人。

      “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我和他只有相遇的缘分，却只到此为止了。后来我看到一个句子，‘有生之年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好文艺吧？可是真的说中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高一的体育课上，我们两个班在操场上跑圈。他迎面而来，一身长袖长裤的运动服，头发随着步伐在风中起落。谁知道是不是运动量带来的心跳加快，总之我眼泛桃花抬手一指，跟身边的女同学说，哎，这个男生不错啊。谁知那以后的好多好多年里，每次听到以“两列火车相向而行……”开头的应用题或者“所谓一见钟情就是见色起意”的句子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永远16岁的少年。

      而我们第一次说话就发生在第二天。他站在另一个班的门口，我冒失地问，你们班班长是谁？他愣了一下，解释说自己其实不是这个班的，我说我知道。

      “我说我知道，”扶额，“不打自招了，谁会跑去某个班门口拉人问另一个班的班长是谁呢，除非她是冲着那个人来的，根本没班长什么事儿。”

      “嗯哼。”你点点头示意我继续。

      两个人，三年，四五十个共同好友，六七个相同的老师，却一直是“我知道你你知道我但我们不认识”的关系。高中毕业以后算是认识了，也不熟，就说过几句话还都是在网上。长时间地看着他的QQ头像，有时候是黑白的，常常是彩色的，总是沉默的，却乐此不疲。我们就像森林里两条疏陋的小径，重重阻隔，断断续续，沿着各自的方向向前。在认识他的第四年，这两条路终于被推到一起——或者说，曾有被推到一起的可能。

      我英语还不错，从初中开始大大小小的英语考试就是裸考，偶尔去上的英语班也都以华丽的“自我提升”为目的，围绕着关于口语词汇之类不痛不痒的主题。“大学英语六级”这种听上去就很不上档次的考试，完全没有报名上补习班的理由。然而我竟然交了钱报了名领了一堆直到课程结束也没写几个字的六级资料，用大部分上课时间发呆，小声聊天以及研究同桌的手机。

      我的同桌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他的高中同学，换句话说，就是那“四五十个共同好友”之一。他说他六级考得不怎么样，准备报个班，问我要不要一起上课，我心想这不是“名为学习实为有规律地见面聚一聚”么，就果断答应了。

      结课后大约半年，六级班的那个同桌打了个电话给我，竟然还是关于英语课的。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上新东方的GRE”。在那之前，我还是个听说过“6G”和“10G”却对这两个词缺乏理解的土鳖少女。出国留学这么洋气的事情，在高中同学的精英阶层里流行开来之后，才慢慢渗透进我这种成绩平平的中庸一族的生命里。原来“6G”和“10G”不是考了6次10次的意思，而是指每年6月和10月的GRE考试。可是句子的重点不是我似懂非懂的GRE，而是那个“一起”。这意味着，我和他以及他的朋友们，能离开家乡，在北京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做一个月的同班同学。

      “一个月的同学哎。”我强调了一下，“这个人在我隔壁班待了一年，后在文理分科又在我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班待了两年，最合理的偷窥理由是去走廊尽头上厕所。被那么多堵墙分开的两个人，终于要走进同一间屋子了。那个时候我想，太不容易了啊，这件事足足花了四年。

      而最终这一切成了泡影，大部分我曾真心期待过的东西最后都成了泡影。

      我说，何止四年，错过之后，一辈子都没戏了。

      你问我为什么错过，我说，当时年轻嘛，太贪心。

      有个朋友转过一个句子给我看，大意是那些口中说着自己要得不多的人，其实要得已经很多了。不知道只是我更坦白还是我真的更贪婪，我从来都没说过“我要得不多”，我什么都想要。

      “我是不是铺垫太多了？”我问你，怕你觉得冗长啰嗦没重点，“其实事情就这么简单：我又要实习，又要好好上课，还要和他们一起。结果最后一条失算了。”

      我绝不是个勤快的人，却也没有松懈过。上英语课浪费时间不是我的作风，我顺理成章地从学生变成实习生。从校园代理，到暑期助教，再到宣传策划，三天两头地往新东方跑，所以本地要开第一届GRE班的消息我也比其他人知道得早。留在这里，就能坐前排听校长亲自上课，去北京，就坐在黑鸦鸦的500人中间，通过小电视直播看黑板。我想了想选择了前者，因为我以为他们也能选择前者。于是我自作主张地退掉了我在北京的听课证，一张学号三百多，我反复确认过和他们的座位不远的听课证。

      我没想到的是他们没有回来上课，为了远离家乡的集体生活或者别的什么。一个选择是一枚刀刃，划开了南北，划开了他们和另一头孤零零的我。

      我坐在花坛边上打电话，身边是接近午夜还在绕着操场跑步的人。他们一圈一圈地跑过去，就像我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徒劳的为什么。

      我上初中的时候看巴乔的自传，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蔚蓝色的封面，而印象最深的，是这个扎着小辫子的忧郁男人一直在回忆那记不知道怎么就踢飞了的点球。他梦到在各种地点、各种场合重踢那个点球，每一次鞋尖掠过草地触到足球的那瞬间和足球划出的白色弧线都清晰得像是真的，真到似乎可以改写那个致命的失误。可他只能在梦里做这样的假设了，那个失误已经永远地凝固在泪水和欢呼同时迸发的球场和亿万台直播的电视屏幕里。

      我和巴乔并没有什么不同，为了让这个遗憾的故事看上去曾有喜剧收场的可能性，我在白日梦里写满了“如果”。

      如果我去北京上GRE班的话，就不会只是打打电话了。我还记得那天天气不错，我报的班还没有开始上课，在家闲着，如果是十年前的言情小说，该描写到我偏着头夹住听筒用食指搅着电话线玩儿的少女场景了，可事实上我只是右脸用力贴着手机屏幕，在阳台上跑来跑去地找信号。

      “如果我没有实习，那我应该就去北京了吧。上了课却不抓住实习的机会对我来说不可能，所以只有我不去上课，我才不会变成实习生吧。如果我不去上课……”

      你还记得为什么我会有机会去北京吗？是因为我们共同好友的那通电话。如果我不去上课，那个朋友就不会想起我，就不会有那个电话。”就这样，我推理出了一个回环的矛盾，推理出了一个“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我玩过一些角色扮演的电脑游戏，从千篇一律的开始走到分支的剧情，经过若干分支的剧情，再走向若干个结尾之一，有的功成名就，有的流浪街头，有的相聚，有的分离。而我的真实人生里的故事，竟像是一次逆行，从主角进入剧情开始，形形色色的开场也好，是是非非的抉择也好，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故事冲向那个“不可能”。

      后来，我好像谈过一些含糊不清的恋爱，有时候和我并排的是这个名字，有时候又是另一个。在原先的朋友眼里，只是几个陌生的庸常的名字。

      “对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有人叫我薛定谔！”我好笑又好气地提起这个茬，“大概谈过几次恋爱的人都会招惹这类问题吧，我一个小学同学有天在我的新鲜事下面问我，呃，问我是不是处……我想了想，22岁，有过男友，但一直异地，我答‘是’也不好，‘不是’也不好，就表示不置可否了。没想到从此以后他管我叫薛定谔了……”

      虽然无论过程如何，我都没能通过一个像上英语课一般冠冕堂皇的途径和他相识，可终究还是有点稀薄的缘分和不舍。之后我们轻率地在一起，潦草地见了几面，将缘分和不舍耗尽之后，还是分开了。我曾经质疑过“好事多磨”的科学性——为什么古老的智慧也会讲出这种明显是自我安慰的话？

      “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和他在KTV里唱歌。那天人不多，我拿着话筒唱《崇拜》。身边的女生指着屏幕里的画面说，啊，他哭了。那时我正看着他坐在小屏幕前面点歌的背影出神，他好像听到了那句“他哭了”而且以为那个“他”是说我，所以转头看了我。这是我和他唯一一次唱歌和最后一次对视。”

      “你真哭了？”你打断我。

      “怎么会呢。”我拧开瓶装绿茶的盖子，喝了一口，车窗外是荒芜的城郊，土地上插着好多歪歪扭扭的小树，“我可是有特异功能，切洋葱都不会流泪的人哦。”

      “哈，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那颗对的洋葱。”你说。

      “也是哦……”我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