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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COVID-19在全球的蔓延，引发了一个普遍的疑问：传染病是否和环境变化有关？——“是的。”由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全球健康研究所（One Health Institute）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发表在《皇家学会学报B卷》（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类对野生动植物的开发——捕猎、贸易、栖息地破坏和城市化开垦，促进了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密切接触，从而提高了病毒溢出（virus spillover）的风险。许多类似的行为也导致了野生动植物数量的减少和灭绝的风险。
该研究为评估动物引发的病毒溢出风险提供了新证据，并突出展示了野生动物种群的减少如何使动物病毒传播给人类。
克里斯汀·克鲁德尔·约翰森（Christine Kreuder Johnson）指出：“源自动物的病毒溢出，是我们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环境的干预行为的直接后果。这导致动物将它们的病毒与我们共享。人类的活动在威胁到物种生存的同时，也加剧了病毒溢出的风险。这样的恶性累积，最终造成了我们如今混乱的局面。”她是论文的主要作者，并担任美国国际开发署预测（USAID PREDICT）项目主任，以及全球健康研究所疾病动态中心（EpiCenter for Disease Dynamics）主任（PREDICT 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兽医医学的一个研究项目）。
为了开展研究，科学家们收集建立了包含142种已知病毒的大型数据库，这些病毒均源于动物，并传播到了人类和潜在动物宿主身上。科学家们通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 of Threathened Species），调查了这些物种的丰富度、灭绝风险和物种数量减少的根本原因。
数据清晰地展现了风险溢出趋势，这一趋势也完美反映了历史长河中人类与动物的互动过程。
生活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寺庙的恒河猴（Rhesus macques）。图片来源：Christine Kreuder Johnson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研究发现，驯养的动物，包括家畜在内，与人类共享的病毒数量最多——其携带的人畜共患病毒是野生哺乳动物身上的8倍。这可能是多个世纪以来，人类与这些物种频繁密切接触的结果。
野生动物中，那些丰度增加、良好地适应了人类主导下的环境的野生动物，与人类共享更多的病毒数量。这其中包括一些啮齿动物、蝙蝠和灵长类动物，它们和人类共居，在我们的家附近，或农场和田地周围，使它们成为让人类有机会不断接触到病毒的高危传染性物种。
而处在另一极端情况中的则是生存受威胁和濒危的物种。这些动物种群数量的减少，与人类的猎杀、野生动物贸易以及日渐破坏的栖息地质量相关。与出于其他原因（非人为因素）导致数量减少的受威胁物种相比，人为导致的受威胁物种携带的人畜共患病毒数，据估有两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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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类为了使受威胁和濒危的物种数量得以恢复，这些动物往往更有可能受到人类的高度管理和直接监控，导致了与人类更多的接触机会。研究指出，蝙蝠被反复列为多种病原体的“高风险”宿主，包括SARS、尼帕病毒（Nipah virus）、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和埃博拉病毒（ebolaviruses）。
约翰森说道：“我们需要非常地谨慎地面对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干预行为，以及让人类与野生动物有接触机会的活动。显然，我们并不想要这种大规模流行病。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与野生动物安全共存，因为它们从不缺少为我们‘准备’的病毒。”
作者：Kat Kerlin
翻译：阿金
审校/编辑：李光昭
引进来源: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本文来自：中国数字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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