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文宁

1911年10月10日，改变中国命运的武昌起义爆发，时任湖北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的命运，就此也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他被推到了历史前台，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首义是由革命党人发动的，但成功后坐上“头把交椅”的却是封建旧官僚。按照传统的解读，这意味着“革命胜利的成果，瞬间化为乌有”，因为黎元洪非革命党人，是典型“下山摘桃子”，不劳而获。然而拨开历史尘雾，黎元洪之所以成为都督，其历史成因并非人言“渔翁得利”，颇具几分传奇。

被“逼”为督的黎元洪

武昌举义，革命党人仓卒起事，占领省城，一时完胜。随之，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起义者面前，举谁为首？换言之，该由谁来领导和指挥大局？

翌日上午，按照文学社与共进会事先所确定的方针，经一夜激战的革命党人陆续赶到谘议局共商大计，有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浩、吴醒汉、徐达明、邢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高震霄、王文锦、陈磊等。蔡济民对大家说：“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这时有人插话：“我们不是已经推定了总理和总指挥吗？”此前，共进会和文学社在制定起义方案时，初步决定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按照共进会规定，总理即是起义的大都督。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原来推定的诸人，目下都不在武昌，缓不济急”。

与会者提议通知谘议局正副议长和驻会议员前来开会商讨，由谘议局秘书长石山俨派人分头去请。下午1时，召开联席会议，参加者有首义革命党人、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以及部分议员，还有绅商代表。其时，革命党人领导的军队已控制武昌全城，但主要领导均不在起义现场，各军领袖，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一时不得人选。

会上，先有人推举汤化龙出任都督。汤未表谢绝，议员胡瑞霖则代为婉辞，言称现在是军队起来革命，汤议长不便领导，最好在军队中推举有声望的人。汤化龙随即发言：“革命事业，兄弟素表赞成。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吁请一致响应，以助成伟举。再者瑞澂自逃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清廷闻信，必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一介书生，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胡瑞霖随后亦一番谦辞，表示钦佩革命军，如需用款，可代为筹办。关于都督人选，军队同志提议推举黎元洪，与黎同为黄陂籍的议员刘赓藻马上附和说：“黎统领尚在城中，如大家愿意找他，我可以介绍前往。”

面对大功初成，年轻的革命党人该如何应对，一时无措。听到汤化龙、胡瑞霖和刘赓藻等立宪派“赞成”革命，有心相助，为之一悦。在他们看来，谘议局乃“民意机关”，议员多为各县选出的名流，能与他们合作共事，革命可望早日获胜。至于黎元洪，深孚人望，且得军心，虽不是革命党人，但贯以温和形象出现，颇得好感。若由黎、汤分掌军民两政，岂不很好。

会议决定，谘议局由刘赓藻为代表，革命党人由蔡济民为代表，往迎黎元洪。他们先到黎元洪部属刘文吉参谋家，得知黎已被新军士兵从谢国超家寻出后拥至楚望台，于是又立马赶去。

黎元洪被迎至谘议局后，会议继续举行。与会者新增吴兆麟、邓玉麟、向讦谟等义军革命党人。蔡济民同吴兆麟交换意见后，正式提出推举黎统领任都督，汤议长负责民事。蔡济民说：“两公系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革命一定容易成功。”大家拍手赞成。孰料，黎元洪却撂挑子，言称：“此事体大，务须谨慎，我不胜都督之任，请你们另举贤能吧。”遂暂退会场，众人听罢哗然。

会议继续论辩，“首义三武”之一的张振武大为不满，直言“黎如此不识抬举，干脆另外找人”，邓玉麟则力主耐心等待。立宪派汤化龙等人以及革命党人吴兆麟都婉言劝说黎元洪接受，而蔡济民、张振武等更是态度强硬，逼其“就范”。蔡甚至拔出手枪厉声道：“事已至此，黎公再不允就，我等只有自杀，以谢同志，而慰死难诸先烈。”他的话音刚落，革命党人朱树烈便抽刀断指，以血谏黎出任都督。一时气氛相当紧张，但黎元洪还是默不作声。汤化龙等建议先将黎安置在楼上议长室，从长计议。

在这人生何去何从的当口，黎元洪必然有所抉择。为清廷殉节，似无必要，他绝非满清的愚忠臣子。如顺从革命则有机可趁，但时局未见最后分晓，多有风险，故他不能轻易答应。然而，紧迫的形势不容黎元洪等待，更不由他做主。革命党人双管齐下，“苦口婆心”加枪口威逼，黎元洪最终只能顺从，接受都督桂冠。

黎元洪其人其事

黎元洪（1864～1928年），湖北黄陂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参加过甲午海战，大难不死，后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麾下，因办事干练果敢，颇得赏识。1896年随张回鄂，辅佐编练湖北新军，不数年，其军事素质在东南各省中首屈一指，一时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齐名。黎元洪居功至伟，被张之洞委以重任，出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跻身鄂省军界高层，成为第二号人物。科班出身的黎元洪治军有方，所部参加1906年10月在河南彰德举行的军事演习中表现不俗，在与北军对垒中三战皆胜，一时声名远播，黎元洪因而获得“知兵之将”的美誉。

黎元洪在湖北军界的声望和能力无人能及，兵戈之际，实乃一时人选，故在联席会议上立宪派提议由他出任鄂军都督。而对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而言，当下时局，别无选择。武昌起义猝然爆发，革命领导或病，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避，如蒋翊武；或牺牲，如刘复基。革命军总司令部原有21名干部，起义时在武昌参加战斗的仅为蔡济民与吴醒汉二人。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则远在国外或港、沪，一时可谓“群龙无首”。黎元洪虽非同志知己，然则这样一位军事人才，革命党人当然极力希望为己所用。这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特殊情势，当是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重要原因。

推举黎元洪的深层动因

黎元洪这样一个直至起义爆发之时还“手刃”义军的高级军官，怎会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为何在谘议局11日的联席会上，革命党人和汤化龙等湖北上层士绅不约而同地推举黎元洪？这有其深层动因，不能仅以“偶然机遇”而言之。因为早在起义数月前，革命党人在议论起义后的都督人选时，就曾考虑过黎元洪。

在酝酿起义期间，文学社与共进会对都督一席是各有打算。共进会认为，刘公为同盟会会员，又系共进会发起人之一，且目前在鄂主盟，理应成为同盟会法定都督。虽刘公表示放弃，但在9月底的联合大会上，他再度被选任总理。然而，刘公平时“深居简出”，与外界交往不多，从魄力、胆识、资望看，出任都督非理想中人。文学社当然属意蒋翊武，但蒋为湖南籍，自认为湖北起义，都督一席当为本省人，应以“鄂人治鄂”。

其实，革命党人中不乏人才，如在清军中任高官的吴禄贞、蓝天蔚，自是深孚众望，只是当时都远在北方；而孙武、蔡济民等人，虽恐力有不逮，但亦为不可。只是文学社与共进会彼此之间关系微妙，可谓“未起革命，先有权力之争”，因此，从他们之中挑选任何一位，都有可能引起另一派的不满，极易造成内部分裂。无奈之下，革命党人只能在外部寻觅，黎元洪就此走入他们的视野，蒋翊武等人就曾在有关会议上提名他为未来的都督人选。一来黎作为军中名将，声名在外，可慑服清廷，借以号召天下，扬革命军声威；二来黎素得军心，可影响部属附和革命，扩大革命势力。黎元洪虽不是都督的最佳人选，但眼下怕没人比他更合适。总之，为了推翻清廷，取得革命成功，又何惜一个都督之名。

对于上述说法，有人言称不实，然而在孙武的一份手稿《武昌革命真相》中亦有所记载。首义参加者胡祖舜也回忆说：“余忆首义之前，蒋翊武曾一度提议元洪为未来都督之人选问题；众议虽无任何决定，然亦无人反对。元洪之被拥为都督，非偶然也。”由此看来，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在武昌起义前，曾议及由黎元洪出任都督，这一点怕是没错。1928年黎元洪去世后，章太炎为其撰写《大总统黎公碑》，其中所言，武昌起义前“谋帅无适任者，以公善拊御，皆属意公”，当是盖棺定论，亦印证了这一说法。

当然，起义前所议推举黎元洪出任都督，是基于借助他的名望而号令天下之策略考虑，它只是一种选择而并非成议。绝大多数革命党人并不知情，“同志知者少，黎更茫茫然也”，这应是实情。所以在起义后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就有革命党人主张推戴汤化龙。

文学社与共进会领导人之所以“属意”黎元洪，除了存在着较深的派别歧见，亦反映出革命党人的幼稚和软弱。更有甚者，他们缺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能力和魄力，虽有推翻清廷的雄心壮志，但在权力面前还是有些胆怯，非常时刻，希望有一个“大人物”站出来一揽乾坤。因此，在考虑都督人选时，只注重“地方资望，为国内所推重”，而未深究其与革命的关系如何。

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素负威望，与鄂军另一位重要人物第八镇统制张彪相比，职务在其之下，然声誉则远过之，得军心而为人称颂。当时的报刊就载：“鄂军统制张彪不学无术，与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相较，逊黎多矣。”保路风潮期间，黎元洪以军界代表身份签名参加“湖北铁路协会”，并支持入京请愿，赢得湖北商民的拥护，更与汤化龙等立宪派人士颇有交谊。此外，革命党人以“排满革命”为宗旨，汉官一概被视为可争取者。凡此种种，促使黎元洪既成为年轻的革命党人挑选的对象，又是立宪派所竭力寻觅的政治代表。因缘际会，历史机遇就这样降临到黎元洪头上，他一跃成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11日的会议一直开到晚10时，与会者都很疲倦，遂决定次日继续。会议刚散，忽闻枪声，突有清兵来犯，把守谘议局的义军奋起抵抗，而黎元洪趁乱离去。后得知，清军残部企图劫走黎元洪。革命党人担心一旦黎走脱，对革命极为不利，随即派人将他从私宅中带回保护起来。见黎元洪不肯诚心归附，原本就反对推举他为都督的张振武表示，既然黎元洪不赞成革命，不如将其斩首示众，以扬革命之神威，并提议由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出任军政府都督。但吴本人坚持不可，谓官卑职小，难以承担都督重任，执意“仍以黎元洪为都督，派兵将其看守，事情由我们来做”。

黎元洪最初的表现是消极处之，但在经历了短暂的彷徨和不同人士的劝说后，态度开始转变，他终于答应“帮忙”。不过，在起义后的头几天，革命党人掌控的谋略处做了大量工作，黎元洪只是名义上的都督。

立宪派不甘革命党人掌握军政府实权，于是导演了一出“祭天大典”，借以抬高黎元洪的地位来与革命党人暗争。他们在军政府中大造舆论，说什么武昌起义乃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没有隆重的仪式，何以昭示光复大义。革命党人概以立宪派为团结对象，没往深处想，自然应允。从上海赶来武昌领导革命善后工作的湖北籍老同盟会会员居正也有意通过此举，使黎元洪彻底与清廷决裂，“安心为国谋”。

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于17日共同组织了祭天大典，黎元洪以行政长官和军事主帅的身份正式登台亮相，完成了从一名协统到一省都督的角色转换。此后，他在铁血共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荣登中华民国大总统，成为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举黎元洪为都督的方案，在武昌首义仓卒发动之际变为现实。革命党人来不及遴选新的领导者，亦无时间三思而后行，黎元洪就这样成了不二人选。当然，这一选择，既不是顺理成章的自然安排，亦绝非匆忙之间的草率之举，是为多种因素所致，可谓“时势造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