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球目光都聚焦到风雨飘摇的乌克兰，正当危机愈演愈烈之际，近日俄罗斯检察院又欲起诉戈尔巴乔夫，裁决他在苏联解体事件中是否犯有叛国罪：当年全民公决时，绝大多数苏联公民希望维持国家统一，但一些政党高官的活动导致了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接受采访时回应，如果检察院严肃对待此事，他愿意配合检察院的工作。一时间，这些事件又唤起了各界对冷战的回忆。在苏联轰然解体的那一刻，有人欢喜，有人惊恐，也有人迷惑、愤怒。当时站在历史前台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疑成为了众人赞扬、畏惧、质询、谩骂的对象。

然而，政治领导人在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为何成功了，为何失败了，又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道得明的。虽然没有操控一切的能力，但政治领导人的心理特质、思维方式、行为特点给了外界不少线索。透过这些线索，可以还原出领导人的“人格肖像”，重新解读苏联解体的原委。

在红旗下成长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当晚19时38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6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以镰刀和锤子组成的国旗徐徐下降，苏联宣告终结；19时45分，一面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升上克里姆林宫，新生的俄罗斯在叶利钦的领导下继续改革之路。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政治路线不尽相同，前者一心要维护苏联的统一，追求快速的经济改革；后者为各独联体国家的独立而奔走，引入“休克疗法”。但两人的成长经历惊人相似。家庭背景、社会环境、成长经历塑造了他们的心理特质和政治观念，也间接影响了某些潜意识和偏好，最终反映在政治行动中。

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出生于苏联南部边疆的村庄，那里居住着具有开拓精神的苏联劳动人民。他父亲也是普通农民，却“带点知识分子的味道”，天天坚持看书看报，并与儿子戈尔巴乔夫讨论感兴趣的话题。戈尔巴乔夫渴求知识，也酷爱表演，喜欢别人关注的目光。祖父是个体农民，抵制集体化运动；相反，外祖父积极参加集体化运动，是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但两人都没能逃脱“大清洗”。前者被定为“右派托洛斯基反革命组织的积极成员”，并被判刑；后者以“怠工者”罪名被发配到西伯利亚。这段经历在戈尔巴乔夫年幼的心灵上留下了伤痕。

出生于同一年的叶利钦也来自普通农民家庭，家乡位于军事工业重镇——乌拉尔山区。父亲是位能工巧匠，但性格暴躁，常常对不听话的孩子拳脚相加。由于生活贫苦，叶利钦必须做农活补贴家用，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妹。艰苦的环境让他异常坚毅。此外，他胆大好强，喜欢冒险，在和小伙伴玩手榴弹时出现意外，失去了左手的两根手指。祖父于1930年被发配到偏远的小村落，最后死在那里。父亲也曾被监禁数月。叶利钦不愿提起家人在集体农庄和“大清洗”中的遭遇，那种恐惧让他难以忘怀，也埋下了叛逆的种子。

在相似的家庭背景和政治际遇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体会到了底层人民的艰苦生活，并对苏联的现存制度存有深刻的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目睹了苏联社会的弊病，他们渴望创造怎样的“新世界”？而变革的冲动最终又如何使他们两人成为了苏联的掘墓人？

为权力而斗争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青少年经历塑造了他们最初的政治人格。这又引发出更多的疑惑：政治人格怎样影响了政治行为呢？怎样窥探他们的人格发展，进而理解他们的政治倾向？或者说，政治人格和政治行动的相关性体现在哪里？在此，回顾苏联解体前几年的局势，不难透过权力斗争发现蛛丝马迹。

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就暴露出许多缺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没能正确挑选助手。他的第一副手加利乔夫和总理雷日科夫都是来自他故乡的老同事。1986年建立农工委员会时，负责人格拉霍夫斯基也是同乡。戈尔巴乔夫任人唯亲，也是因为他过于自信：他过于自信地将党机关引上改革之路；他也坚信自己能靠民选轻易得到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到了1989年，他相信自己的声望已在叶利钦之上，能够阻止他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和俄罗斯总统。事实证明，他的自信是没有依据的。戈尔巴乔夫还是个虚荣心很盛的领导人。1989年底，苏联人民都因经济形势恶化、粮食供应减少而对他反感，他却没有及时改变工作方式。1990年，苏联解体即将成为现实，他又成了自己曾坚决反对的只维护自身权力的官僚。他对特权有极强的欲望，在莫斯科、黑海之畔的几幢别墅折射出他沙皇式的生活。

相较之下，在苏联解体前，叶利钦暴露的缺点少，掩饰得也更巧妙。他经常接近三四十岁的工作人员，敢于启用年轻干部。他小心谨慎地扩张自己的权力，周旋于戈尔巴乔夫和各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之间。当媒体公开化政策开始生效后，叶利钦尝试驾驭这股力量。

人格的影响还体现在领导人的管理方式、领导风格上。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类型的领导人风格，借以说明行为倾向。比如说，有的领导人擅长和对手谈判，有的善于说服他人，有的又深谙管理之道。风格特质具体又反映在几个方面：领导人喜欢亲力亲为还是靠制度化程序完成工作；做决定时是积极主动还是被动反应；领导人对他的管理机构有没有足够的信心；他的具体目标包含哪些，等等。

戈尔巴乔夫的领导风格不甚高明。他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不停抱怨，疏离了可能和他亲近的盟友，也让他远离了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给外界的印象是，他看不惯因他的政策而得到提升的进步的自由派新人。这种不甚高明的行为方式也反应在民族议题上。戈尔巴乔夫在党的第28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承认他对苏联众多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无知的，还指责他的同事们也同样无知。等到他理解到民族问题的规模和本质时，苏联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戈尔巴乔夫对经济问题没有经验，虽然开创了私有制和合作制的经济成分，但没能把握住经济大局。他的经济顾问也坦诚地说：“改革的最初阶段没有预想到有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没预见到改革的巨大痛苦。总书记的目标不明确还体现在自相矛盾的倡议上，这些倡议随着改革的开展陆续提出。他认为要扩大地方自治权，关键是保证企业自负盈亏，但在固

定价格体系下又难以有效实行。”到1988年初，经济开始有所改善时，雷日科夫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发布了对几个新问题的决议，改变了过去已许诺的有关自主权的内容。实际上，经济又恢复到了集中管理。

叶利钦作风“铁腕”，但也务实。很多人说他是反对派，是破坏者，不具备创造性的能力。的确，叶利钦是个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实用主义者。在40余年里，他一直是社会主义体制中勤勤恳恳的工作者，遵守着按部就班的规则。他付出真诚努力，是想让制度变得更完善、更有效。面对国会反对派发动的政变，他利用多种手段平息叛乱：积极争取军队的支持，把自己扮成人民利益的表达者和捍卫者。一俟掌管大局，叶利钦也不需要另起炉灶，既有的管理体制就能顺利运转，甚至不需要磨合。叶利钦致力于改革，也清楚改革面临的各种风险和需要付出的代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曾评价戈尔巴乔夫：“在面临危机时，戈尔巴乔夫往往表现得手足无措，求助于可怜的折中办法”，“当危机日益明显后，他退缩了回去”。而叶利钦性格坚毅，富有勇气。两位领导人的风格差异可见一斑。

“事定犹须待阖棺”

遥想半个世纪前的苏联解体事件，外界总要不时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圈圈点点”。在“人格肖像”下，不妨从旁观者的角度评价两人的功过是非。

戈尔巴乔夫竭力保持中立地位，因此成为了过渡时期的领袖，他摧毁了斯大林体制，把苏联引向了民主的大门。他具有某种特殊的品质，甚至是某种天才：一是对体制弊端的清醒认识，坚信自己能在可靠党员的支持下进行革命性的改造；二是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为接近莫斯科的掌权者而在故乡度过苦闷的岁月，曲意奉承各个领导人。当大势已去，公开化和改革已经开启，他最终选择体面地辞职。戈尔巴乔夫具有传教士的激情和自信，并且懂得自我克制。但是新事物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他在关键时刻没能革新自己，没能给予国家、民族强有力的领导力。

叶利钦被视为民主、改革、各共和国独立、特别是俄罗斯主权的化身。他力阻戈尔巴乔夫甚至是大多数苏联人民的意愿，促成了苏联解体。他机智地操纵人民意见，有时又公然藐视人民意见。叶利钦正是危难中的俄罗斯民族所期待的领袖。经历了一系列天灾人祸的俄罗斯人民，在恶劣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培养了刻苦耐劳的性格。他们见识了沙皇、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对作风强势的叶利钦给予了相当的宽容和体谅。在危境中，他们把希望寄托给叶利钦，而叶利钦也许诺给他们自由民主的富裕生活。他上台后的几年，俄罗斯政局不稳，经济萎缩，他也几度病危，却能连选连任，牢牢掌握着国家大权，形成了所谓的叶利钦现象。

“如果不是他”

今天，当外界再度回首苏联解体事件，总不禁要问：如果当时总书记是别人，而不是戈尔巴乔夫，苏联会落到崩溃的地步吗？或者，如果没有叶利钦这样强劲的政治对手，各加盟　国会成功地实行独立吗？

不少政治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因为它无法承受与美国对峙的经济压力。按照这种理论，依据当时美苏的力量对比，苏联解体难以避免，领导人发挥不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历史不容假设，却留给后人遐想的空间。透过“人格肖像”观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难发现他们显著的人格差异，理解他们影响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决策。或许，如果是别的领导人执政，苏联可以再延续几年甚至一段时期；也可能苏联彻底瓦解，连独立国家联合体之类的组织都没出现。在不少俄罗斯人看来，苏联解体的后果仍不断体现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冲突和危机中，包括今天的乌克兰。“如果不是他”的疑问还将久久萦绕在人们心头，让人回味、思考、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