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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世界》

开博时间:2016-07-01 14:43:00

让读者在幻想中理解科学,在科学中拥抱幻想,给科学插上幻想的翅膀,带着年轻的心一同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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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核心强大,才能突破边界

2012-10-30 19:05:04

 

──专访《科幻世界》杂志副总编、《三体》三部曲策划人姚海军

《 中华读书报 》( 20120711 06 版)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黑格尔

 

科幻小说就是一座座通往群星的桥梁,而构成这桥梁的是作者最纯粹的想象力,他们用这种力量把平日脚踏实地的人们送进未来,送进人类最美好的希望或是最恐怖的梦魇。在欧美,科幻小说是重要的类型文学之一,有着稳定销量和大批拥趸,诞生了众多畅销作品和文学经典。无数知名导演、技术天才和科学家都能如数家珍地说起那一本本曾为自己打开想象之门的科幻小说。而在中国,科幻小说的出版显得已沉寂多年。直到《三体》三部曲横空出世,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引人关注的是,2012年多家出版商不约而同地推出了科幻小说,这是“三体现象”为中国科幻带来的复苏之兆,还是对这一出版热点的跟风之举?更重要的是,中国图书市场究竟能否容纳下科幻小说这一类型文学?科幻小说能不能成为一个畅销、常销的类型文学,从而为我们的民族培养出更多“关注天空的人”?

如果你走进一间中学理科班的教室或是某个大学男生寝室,很容易找到一本被传看得皱巴巴的《科幻世界》,这本于1979年创刊的杂志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科幻爱好者。姚海军说:“中国科幻在8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短暂的黄金时期,之后陷入沉寂。”在那十几年中,《科幻世界》是唯一一个发表科幻作品的平台,“在中国科幻的复苏过程中《科幻世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幻崎岖路

1978年,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震动了整个社会,在中世纪般的崇拜和愚昧后,人们终于开始崇尚科学,“向科学进军”。“科幻小说有前瞻性,在文学中是和未来、和科学都有关的门类。而当时的另一个大背景是国门刚刚打开,人们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叶永烈、郑文光等作家大放异彩。”姚海军回忆道:“但因为一些大环境的原因,在83年之后,国内就很少有科幻出版物出现了,即使是登载在《科幻世界》前身《科学文艺》上的作品,也没有用科幻小说的名,而是称其为‘科学小说’。”

科幻出版的沉寂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1991年,《科幻世界》经过很多曲折,争取到了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在成都召开。“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姚海军说,“当时《科幻世界》的发行量不足1万册,中国科幻的最后一本杂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83年之后,谈及科幻小说,大家都是负面印象:胡思乱想、不着边际、伪科学、怪力乱神。中国科幻要想真正得到发展,必须扭转科幻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此次年会,四川省省长张皓若和副省长韩邦彦到会接见外宾,在社会上起到了正面的效果。虽然对于《科幻世界》的销量没有立竿见影的提升,但省政府的重视还是传递了一个信号:科幻是正面的东西。姚海军认为,那次会议邀请到世界各国的科幻大师来到中国,对有志于从事科幻创作的年青人是一个刺激,“也是科幻出版否极泰来的转折点。”

对姚海军来说,中国科幻真正复苏的开始是在1997年北京的国际科幻大会。此次会议由中国科协主办,《科幻世界》承办,大会邀请到了美俄两国的宇航员,开设了论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科幻迷和作家前来参加。中央电视台也对会议进行了报道,“新闻联播、晚间新闻和焦点访谈都有科幻大会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新闻中播出科幻文学的消息,这让科幻的社会形象得到了迅速提升。”而让姚海军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焦点访谈对市民的随机采访,“记者问他们对于科幻小说的态度,大家都给出了比较正面的回答,比如科幻小说提升想象力,而一个民族要有创造力,就离不开想象力。”

1997年,科幻终于摆脱了灰姑娘形象,而中国原创科幻的新生代也成长起来,吴岩、韩松、星河、杨平、赵海虹、何夕等人崭露头角。如今,《科幻世界》的发行量超过20万份,并发展出《奇幻世界》《科幻世界译文版》两本新的幻想文学月刊。

 

给原创科幻更高的起点

1999年的高考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正巧,当年《科幻世界》7月号刊登了主编阿来写的一篇有关记忆移植的文章,由此很多家长开始推荐孩子们去看科幻。但2001年姚海军去逛书店时却发现,家长们卖给孩子的仍然是凡尔纳和威尔斯的作品,他觉得很可怕:“虽然这些都是经典作品,但已经问世超过百年。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想象世界仍停留在西方100多年前的水平,这让我毛骨悚然。我想,有必要把世界一流的科幻作品引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2002年,姚海军还是《科幻世界》的一名普通编辑。进入编辑部之前,他长期在做一本名为《星云》的科幻爱好者刊物,由此与科幻结缘。“也许是因为这个‘出身’,读者对经典科幻作品引进的期望,我感同身受。”而且说到底,姚海军认为,中国科幻能不能繁荣,不在于引进了多少外国作品,而在于本土作家能否成长起来,而这种成长需要一个较高的起点,“本土科幻作家要对西方科幻有起码的了解,包括写作水平和潮流。这样,中国原创科幻才能取得读者的认同,甚至赢得世界的声誉。为此我做了一个科幻出版的规划,期望系统引进外国科幻经典,同时加大对原创力量的培育扶持力度,我们把它利润留成为‘科幻视野工程’。”

那时候,科幻小说的印量大多是30005000册,偶尔能印到67千就很不错了。姚海军为此找到时任《科幻世界》主编的阿来,寻求支持,阿来说:“你如果能说服发行部,我们就做。”于是姚海军就去“游说”发行部主任,“也巧,运气不错,那几个月中发行部换了两次主任,前两位我磨破嘴皮,他们都说‘不行,我们是做刊物的,做不了书’,换到第三位主任才有了转机。”姚海军回忆道:“于是,终于有了‘试一试’的机会。”

第一次做图书,姚海军特别谨慎,他把“世界科幻大师丛书”的前三本和“流行科幻丛书”的《星际争霸》一同推出。他说:“视野工程分为几个系列,一个是科幻大师丛书,是引进国外的经典。一个是中国科幻基石丛书,就是中国科幻真正能堪称基石的作品。还有就是流行科幻丛书,这个系列的作品也许称不上是“核心科幻”,但在国外却非常畅销。”以当时火爆异常的“星际争霸”游戏同人小说,带动“科幻大师丛书”这样的经典作品,姚海军思考的是杂志社做图书出版的可持续性,“如果只能印3000册,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盈利空间,这是不可持续的。”

果然,《星际争霸》总印数超过了35000册,而最初的三本科幻大师系列,也都印刷超两万册。姚海军说:“这比我们预计的好很多,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要知道,《星际争霸》加印第10次时,总印数才超过三万册,“可见当时我们的谨慎,而发行方面也确实信心缺缺。”

如今,“世界科幻大师丛书”已出版120余种,整个视野工程已经出版250多种图书。在这里,中国读者第一次接触到了《沙丘》,第一次系统地地读到罗伯特•海因莱因、阿瑟•克拉拉等世界科幻大师的经典之作;在这里,《三体》从小众走向大众,完成了中国原创科幻的一次华丽转身。

 

原创科幻也能成为畅销书!

打响了第一炮,姚海军开始有计划地推出原创科幻作家新人,他的办法是创办一个《星云》丛刊。“叫‘星云’也是我那本爱好者杂志留下的情结吧,这本丛刊其实很像是现在的Mook书,思路是用一些资深作家的作品带出新人新作。”姚海军表示,当时科幻创作新人很多,在读者中缺乏知名度,把他们推向市场的时候就面临着风险,“而‘新老混搭’这样的作法,是为了用知名作家把丛刊这个品牌打出来,名号响亮了,新人的作品也会受到经销商和读者的认同。”

谨慎考虑之后,姚海军选择了钱莉芳的《天意》打新人原创的头阵,而钱莉芳之前从没写过小说。经过《星际争霸》和“科幻大师丛书”的摸索,姚海军对《星云》期望较高,首印三万册,这在当时是很冒险的。而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三万册迅速销售一空,加印的三万册又很快售罄,“后来,有经销商从新疆乌鲁木齐跑到成都来跟我们要货。”姚海军说。这一期《星云》发行量超过15万,创下1983年以后中国原创科幻发行量最高纪录。

在近十年后的今天,姚海军回看《天意》,认为其意义在于:“第一,确立了国内科幻作家的信心,让大家明白,只要作品质量好,科幻也是能够成为畅销书的。第二,让我们的发行人员有了信心。第三,是让发行渠道有了信心。过去,给渠道商推广科幻作品的时候他会说这个东西没有市场,而现在,他们会说:‘科幻好卖!’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各个环节都要对这个类型的图书有信心,才能做起来。”

 

中国科幻需要畅销作家

姚海军认为,中国原创科幻能不能发展,就取决于有没有自己的畅销书作家,也就是明星作家,“换一个角度讲,原创科幻能不能真正繁荣,取决于能不能从杂志时代过渡到图书时代。”在杂志时代,大多数作者都是在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很难诞生明星。“而在图书时代,一流作者的主要精力就会集中在创作长篇小说上,集中在图书出版上,只有这样,影视化、游戏化才能谈得上,才能形成产业链。”

在姚海军心中,一个类型文学如果销量都停留在几千册,如果没有畅销书作家,那么是无法站住脚的,也是无法说服下游去支持此类图书的。但是,要把科幻小说做成畅销书,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

2001年,我收到了刘慈欣《超新星纪元》与王晋康《类人》的稿件,非常喜欢,我们当然想自己做。”姚海军回忆道,“但当时我们的图书项目还没有启动,没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做单行本。阿来也非常看好这两部作品,最终我们决定找国家级的大出版社合作。”

结果并不理想,两本书的销量都在一万册左右。“在别人眼里,这个销量也许不错,”姚海军说,“但要知道,刘慈欣和王晋康是中国原创科幻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如果我们这个图书类型最好的作品才卖一万册,那么这个类型将来能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呢?”在遗憾的同时,姚海军也在思考:“为什么由一个实力很强的出版社发行这两本书却没有达到好的效果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出版社太大了,科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毕竟他们品种太多。这也是我下决心做‘视野工程’的一个原因:别人做,不如我们自己来做。”

后来,刘慈欣的《球状闪电》用《星云》丛刊的形式发表,发行量达到5万多份。姚海军认为目标基本达到了,“2003年我曾跟参加科幻世界笔会的作者说,中国科幻基石丛书的目标是每本书都卖到三万册以上。”这个数字也许在现在看来很保守,但当时姚海军的想法是:如果把销量从几千册提升到三万册这个量级,那么作家的生存状态就会改变,就会愿意更多地倾注心力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对于创作环境来说,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三体》的营销经验

毫无疑问,《三体》三部曲为中国科幻出版打开了新局面,如今其销量已经突破四十万。姚海军认为,《三体》成功的原因,在于它读者范围的扩大,“销售量级的提升是因为其读者从传统的科幻读者延伸到了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中。原来不读科幻的人这次读了《三体》。”这当然和该书在微博上引发的热潮脱不开关系,《三体》吸引了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读者在微博上对其进行讨论和推荐,形成了如“链式反应”一般的效果。

当然,《三体》的成功与精心策划也脱不开关系。姚海军说:“《三体》第一部通过杂志连载的方式与读者见面,吊足了科幻迷的胃口。而对三部曲的节奏我们也严格控制,这对刘慈欣来说也是创作上的挑战,我们要求三部曲按照一定的波次出版,这样不但让读者有所期待,在市场宣传上也形成了一波一波的浪潮。”最让姚海军感叹的还是《科幻世界》粉丝们的“威力”:“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个专业的期刊平台,它团结了很多‘忠实得让人吃惊的’科幻读者。”这些读者不但是微博上《三体》热潮的起源,他们甚至会买上好几本《三体》送给身边的人。

《三体》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中国科幻将迎来新的黄金时代?姚海军对此持保留态度,他说:“我们仍然不能盲目乐观,目前科幻作家数量还很有限,中国远未成熟。”

 

“后《三体》时代”的欣慰与忧虑

姚海军认为,《三体》作为有一定阅读门槛的“核心科幻”,跻身畅销书行列,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科幻环境的提升。“由于涉及到很多科学观念,科幻小说对读者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硬科幻。《三体》的成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民素质的提高,而今天科幻小说有比较好的发展,还是得益于大学教育的普及。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触科学,排斥科幻的声音会越来越弱,会有越来越多人理解科学与幻想的结合。”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80年代初的科幻热又如何解释呢?姚海军表示:“那个时候的中国科幻小说,更多体现的是新奇感,是满足人们对未来的好奇。而如今的中国原创科幻,已经远远超越新奇感本身,我们对科学,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理解和思考,很多已经涉及了哲学层面。理解这样的思考,也需要高素质的读者。”更让姚海军欣喜的是,如今的科学界人士也加入到科幻创作者、推广者的行列,“要知道,中国科学家曾对科幻避之不及。这也说明了科幻环境潜移默化的变化。”

不过,姚海军坦诚:“刘慈欣的小说征服了很多人,但科幻整体的发展水品仍然较低,即使是《科幻世界》也面临生存压力。”现在,《科幻世界》的读者主体依然是大中学生。“也就是说,中国科幻经历三十几年的发展,理论上来说应积累了大量成年读者,但这些读者成年之后却很少读科幻。即使是单行本小说,主要读者竟然也是学生。”他无奈地说:“有人说中国科幻读者群很年轻,说明中国科幻有无限的未来。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说明社会整体氛围和阅读风气对科幻的发展产生着无形的压力。在美国,科幻小说的读者大多是成年人,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购买力很强的四五十岁的人,同时也很有稳定性。而中国成年人的阅读量本来就小,很多人对阅读还抱着功利的态度,这都对科幻小说的推广有着负面作用。”

姚海军认为,中国科幻要想打开局面,除了有自己的畅销书和畅销作家之外,还应该多样化。“不能都是刘慈欣,也不能都是王晋康或韩松,有一位成功的作家,对于中国原创科幻文学的发展会有极大的带动作用。但我们更希望出现一个群体,有一批刘慈欣这样的畅销作家,有更多的类型、风格,来满足不同的读者的需求,中国科幻才能发展的更好。”他指出,科幻创作的空间很大,外延很广,“比如韩松,用科幻的镜子透视社会的现实,看似晦涩、灰暗的色调下是一双批判的眼睛,他的小说是中国现实非常好的写照。”而刘慈欣和王晋康的作品则是核心科幻,是类型文学存在的价值所在,“只有核心强大,才能谈突破边界。”

在姚海军的心目中,与西方科幻小说相比,中国原创科幻的价值在于对未来的不同构想。“我们为什么更喜欢中国作家创作的科幻小说?是因为中国人关心的未来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中国读者关心的是中国的未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未来,关心的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来解决未来问题的可能性。”在王晋康的小说《终极爆炸》,未来的农业由掌握着基因霸权的大公司所垄断,而中国农民买到的种子,则是经过基因技术处理的产物,它们的第二代种子不能发芽。“这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民世世代代遵循的‘留种子’的传统,他们认为这有悖天理。”姚海军评价道:“这样的思考和想象只有中国作家才会有,而这就是发展中国原创科幻的价值。”

 

渠道没信心,“改变需要过程”

姚海军说,这一路走来,“磕磕碰碰很艰难,但回头一看,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刚开始做“视野工程”的时候,《科幻世界》没有一个专业的图书编辑,没有专门的人员配置,“全部是我们杂志的编辑用业余时间来做这个项目。”由此,翻译成大问题,姚海军只能去大学中找老师和学生进行翻译,对于译文,他的要求只有一个:“要把故事说明白、讲清楚,没有我读不懂的句子。”姚海军回忆,也许正是这个“最低要求”让“世界科幻大师丛书”取得了成功:“与现今很多出版社编辑、校对脱离的状况不同,120多本大师丛书,我每一本都读过,保证故事的逻辑是顺畅的。这恰恰是科幻小说最基本的一点,我们做到了。”如今,《科幻世界》引进了很多外文编辑,其中包括戈宝权翻译奖获得者李克勤。“有些硬科幻,即便你给出高价,也找不到翻译人才,而《科幻世界》拥有很棒的硬科幻翻译团队。”据姚海军介绍,就在接受采访的几天前,《科幻世界》终于设立了图书事业部,“也表明了我们发展科幻图书出版业务的决心。”

对于科幻图书的出版来说,另一个困难是渠道的不认可。“《科幻世界》的发行渠道优势是随刊配送,优势是杂志能到哪里,书就能到哪里。劣势则是主渠道的新华书店系统铺货不足,即使是北京的新华书店有时也会断货。”姚海军承认在发行方面还有改进空间,但他也指出,科幻确实仍不受一些图书经销商的重视,“这体现在‘要书’的保守上。很多书店对于科幻小说的要货量较小,很快卖光后,重新要货、发货又有一个周期,这就会造成断货。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我们科幻市场的不成熟,书商对于科幻小说的销量仍没有信心,在重要的销售时段来临前,也没有备足科幻小说的动作。”

姚海军认为,这种对科幻类型图书的“没信心”,需要长期磨合才能解决:“我们和京东的合作比较好,但这也是有过程的,双方需要反复的互动。以《三体》为例,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向网络书店发货,这一番折腾下来,电商对于科幻小说销量的判断就会比较准确了,他们就会知道每月大约能走多少货,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直观的感受。而过去一些传统书店的采买人员,他们不读科幻,只有个概念,因此试探性地进货。要改变也需要过程。”

 

“中国人知道我,是因为《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策划的图书能在市场上取得不错的销量,与杂志的影响力息息相关。且不说上文所提科幻迷们对《三体》的狂热追捧,即使是在引进作品的营销方面,《科幻世界》也有一定优势。姚海军说:“即便是在美国很有影响力,很畅销的作者,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也是陌生的。其他同行的作法可能是打广告或者在腰封上进行宣传。而我们就多了一个途径,我们会挑选一些该作家优秀的短篇小说放到杂志上,让读者对这个作家有最直观的感受。然后我们再请专栏作家抓住该作者小说中的一些概念,来做成很有趣的文章。”

《科幻世界》这样的作法,将很多世界科幻名家带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也许,姚海军讲的这个小故事最能总结这本刊物和它背后出版人三十多年来的努力:“尼尔•盖曼的新作名为《坟场之书》,当时国内很多出版社在竞争引进,而《科幻世界》给的报价并不高。当时他的经纪人很自然地就把我们淘汰了,他看中的是另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很有实力,操作了很多畅销书,从一个经纪人的角度来讲,这个决定是理性的、正确的。但是最后要盖曼签字的时候,他说:‘中国人之所以知道我,是因为《科幻世界》,所以这本书的版权要给他们。’”姚海军说,“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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