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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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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背后的思考

2013-03-27 18:30:46


尹传红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最近几年里,越来越频繁地见诸报端的名词——性格障碍、人格缺陷、精神障碍、病态人格、心理变态、精神分裂症……伴随着**、邱兴华等疯狂杀人事件以及国外多起校园枪击案的发生,已更为人们所关注并思考:到底是什么因素引发了这一系列滥杀无辜的暴力犯罪?这些以极端手段向弱势者下毒手、拉人垫背的行凶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困境与危险

对于凶手们的暴行,舆论往往视之为暴力文化土壤下萌生出来的“恶之花”,矛头直指那些血淋淋的暴力影片及电子游戏,还有施暴者扭曲的心灵与生活环境。更通常的则是,将社会极端事件的爆发和社会压力导致精神异常等关联起来(对此有医学专家持批评意见,详见本专题主稿)。但研究者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关联其中的危险诱因更值得注意和警惕。

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彼得•兰曼曾仔细研究过10个校园“枪手”的生活轨迹,在剖析他们的生理心理特征时,他得出结论:“大多数校园枪手都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他们存在人格缺陷,思维混乱,从而形成需要通过大量杀人才能表达的情感。”这种有着抑郁自杀倾向的人常常感到困惑、绝望,“迷失在自己的思维迷宫之中。”

其实,早在1972年,美国存在心理学家罗洛•梅就在其探讨美国社会和个人暴力问题的一部专著中,阐述了“焦虑时代”人的困境以及有可能引发的危险。他从社会中的“无力感”出发,认为当“无力感”导致冷漠,而人的“意义感”受到压抑时,就会爆发不可控制的攻击。这与现今心理学家所指,当生活与精神困境所引发的挫折感长期得不到消解,就会导致心灵扭曲,形成精神疾病(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抑郁症、精神病等),乃至出现过激的“挫折攻击反应”,其心理根源实际上是一致的。

尽管神经生物学家近些年来的研究已经证实,人脑中某些特定部位与人的攻击欲望及暴力倾向确实存在联系,个人的遗传构成和生活环境都有可能诱发暴力,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攻击性暴力事件的背后,常有心理因素“作祟”。事实上,许多犯下可怕暴行的人都有很强的心理需求,并且往往沉溺于强奸、杀人等极端行为。

不难理解,有自卑感的人敌对他人或社会的态度,也有可能引发暴力。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被欺骗、被亏欠、被羞辱,或不被社会尊重、自尊受到伤害时,会感到非常愤怒,总要设法平衡、找补。十多年前美国就有证据表明,主要是自卑感导致了强暴的发生。大多数强奸犯都想羞辱受害者,如果从少女或年轻妇女那里不能得手,他们便侮辱欺凌没有自卫能力的妇女,以此寻求性的“优越感”。

在我国,曾有心理学家推断**、邱兴华和向幼儿下毒手的郑民生很可能患有精神病,并把精神病人杀人现象称为“疯劫”,还总结其特点是偶然、公开、残酷、特立独行、情感冷漠、滥杀无辜,但这同时也招来了“有病推定”和“泛精神病化”的指责,且为舆论所不容(被众多网民谩骂)。试想:如果那几位著名的凶手真查出了精神病,不能判死刑,那么“民愤”能平吗?以后再出现类似事情,又如何面对汹涌的民忧和民怨?

 

“外罚性反应”与“愤怒的漂移”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转型期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家庭或单位支持系统“离散”,以及社会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缺失,都有可能导致因不良情绪无法宣泄而大量积聚在个体身上的挫败感转化成仇恨,并泛化地指向社会。这种“外罚性反应”(与此相对的为“内罚性反应”,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自杀)没有特别的针对性——受害者都是不特定的人,且与施害者毫无瓜葛;他们只是被施害者当作他心目中“社会”的一部分,进而成为后者发泄私愤、报复社会的具体对象。这一现象,社会学也称之为“愤怒的漂移”。

将近3年前,从2010323日到513日,短短50天内,我国相继发生了6起针对校园的血腥事件,数十名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孩子惨遭毒手,举世震惊。当时,整个社会的心理底线被击穿,一股恐慌情绪在弥漫,一场声势浩大的校园保卫战也随之展开。

滥杀无辜、酿成福建南平幼儿园惨案的凶手郑民生很快就给毙了。据报道,此人毫无悔意,当庭辩解自己是本分人,强调是社会的冷漠造成了他的悲剧,并声称没有起因就没有这个结果。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讲,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反社会犯罪。这类犯罪往往由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所致,是所有人格障碍类型(还有攻击型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强迫型人格障碍、焦虑型人格障碍等)中性质最恶劣、后果最严重的一种,其共同心理特征有:情绪暴烈,行为冲动,冷酷仇视社会及他人,罔顾社会道德及法律认可的行为规范,缺乏责任感、同情心和羞愧心。

不过,社会环境对人格障碍的形成确有影响。国外有报道说,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多数来自于较低的社会经济阶层;而由不利的家庭条件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应激源,会促成反社会行为模式的形成。

 

“最困难的病例”与“讳疾忌医”

一个被国际精神病学界普遍接受的数字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大约有百分之一的人可能患精神疾病,其中大约千分之三会有肇事行为。然而,人们在认识上一直有个误区,总以为只有那种疯言疯语蓬头垢面的人才算是精神病。

3年前我在医院小住时,随手翻阅一本畅销杂志,读了多篇真实的案例故事后颇为震惊,便给亲友们发短信报告自己的感想:……施暴之人除了贪欲,几乎都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而几乎又被周边正常人所忽略,甚至在无形中激化,终于导致惨剧发生,波及诸多无辜之人。这类事情,值得警惕呀!

一位朋友给我回复道:是啊,心理健康问题大家并不是很重视,它常常被当作“个性问题”看,这样反倒把真相和实质给遮蔽了。

这的确是个问题。虽然精神病学是第一个医学专科,可迄今为止人类对精神病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在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并没有找到一个清晰的界限;而中间的一段灰色地带,长期以来也颇多争议。对医生来讲,精神治疗可谓是“最困难的病例”,这一领域的“讳疾忌医”现象也最为明显。想来也是,常人眼中那些“不可理喻”亦“不敢招惹”的人,有几个会自认“偏执”或“有病”呢?如此这般,所谓的“社会早期干预”也只能说说而已了。

罗洛•梅在回忆自己不幸的早年生活时,曾毫不避讳地称其母亲为“到处咬人的疯狗”(也提到他那不太负责任的父亲,居然将女儿患心理疾病的原因归于受教育太多),他当年是否真的认识到那实际上就是一种病态?

读者兴许还记得,就在那6起校园血腥事件发生前后,广东省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富士康‘十连跳’”(这家台资公司在半年内相继有10名年轻员工跳楼自杀)。这类“内罚性反应”如此密集地在一个企业里呈现,足见其心理空间之狭隘与恶劣。

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连续的跳楼事件与频发的校园血案,都与社会转型下的绝望有关,也都有其潜在的传染性(诱发模仿行为),而且防不胜防。

构建和谐社会,人与人之间要协调,人与自然要协调,人的自身也要协调。

我们这个社会,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心理危机干预机制,营造一个和谐、良性的心理空间与精神家园,维护公平、正义,已成当务之急。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能避免出现反社会的杀人狂,但一个不健康的社会将会促使更多的人走向这条道路。这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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