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勇士爱战场。从1956年进军肝脏外科以来，吴孟超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士兵，一直战斗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虽然他在这片战场上打了大大小小一万多场胜仗，已经由一个普通的“士兵”成长为人所敬仰的“将军”，但他每天仍然战斗在与肝癌斗争的最前沿，指挥和带领他的弟子们杀死一个个“来犯之敌”，保护人们的身体健康。

　　理想之战，一定要当外科医生

　　吴孟超在同济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师从我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他被裘教授的风采深深地吸引，而且认为外科解决患者的问题更快一些，和自己的性格相符，所以立志要当一名外科医生。

　　1949年，吴孟超大学毕业。当他拿到分配通知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上面写的是留校到儿科工作。吴孟超不甘心，拿着通知书就去找负责分配的老师，他想到外科工作。

　　让他想不到的是，身高竟然成了他当外科医生的绊脚石!

　　1.62米，是吴孟超的标准身高，想当外科医生，确实有点“痴心妄想”。另外，大学毕业考试时，吴孟超学得最认真最用功的外科成绩并不好，只有65分。而他的儿科成绩是95分，全班最好。按当时学校的习惯，哪科成绩考得好就到相应的科去工作，所以，儿科成绩最好的吴孟超应该、也只能去当儿科医生。

　　天时、地利、人和，吴孟超一项也没能占据，可他还是一心要当外科医生。这简直就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有矛盾就要用战斗来解决!

　　吴孟超信心十足地拿着通知书去找教导主任，说明自己的想法。谁知道对方丝毫不顾吴孟超的感受，当着全办公室的人大声嘲笑说：“你也不看看自己的个子，能做什么外科?再说了，凭你的成绩，当外科医生是不是不太合适?”说完，还拿眼睛斜看着吴孟超，一脸的不屑。年轻气盛的吴孟超心里不服气，但人家说的是实话，他的个子确实太矮，外科成绩也确实一般。他本想争辩几句，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你等着瞧，我不但要做外科，而且还要做出个样来!说完就转身跑开了。

　　冷静下来之后，吴孟超有些后悔。毕竟，留校当医生是很多同学的梦想。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月，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谈何容易!可吴孟超生来就是个不服输的人。

　　天无绝人之路。

　　那年8月，原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附属医院，也就是现在的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在社会上公开招聘医生。吴孟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去应聘。负责招聘的郑宝琦教授被吴孟超的灵活、机智、执着所打动。多年以后，郑宝琦很有成就感地说：“吴孟超身上有一股劲，一股年轻人永不服输的冲劲，一股让人对他刮目相看的韧劲，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这正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应该具备的素质，也是我最喜欢的。”于是，吴孟超顺利被录取，而且被录取到他梦寐以求的外科!

　　吴孟超打赢了决定他人生走向的第一仗，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外科生涯。之后，在恩师裘法祖教授的指点下，吴孟超把前进的方向锁定在当时国内空白的肝脏外科。

　　爱国之战，中国肝外科一夜成名

　　1958年春天，吴孟超和同事刚刚翻译出版了《肝脏外科入门》，这是中国的第一部肝脏外科译著。他还沉浸在译著出版的喜悦之中，每天工作之余都会拿出这本书细细研读，加深对肝脏外科的了解和研究。而这时发生的一件事，加快了吴孟超进军肝脏外科的步伐。

　　这一天，一个国外医学访问团到医院进行访问。在谈到肝脏外科时，一个专家傲慢地说：“中国的肝脏外科现在还没有起步。你们要想赶上世界，至少也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外国人的傲慢刺激了吴孟超那根敏感的爱国神经，也刺激了他进军肝脏外科的兴奋神经。但是，吴孟超清楚地知道，当时的中国，肝脏外科确实是一片空白，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虽然外国人说的是实话，但吴孟超受不了那种傲慢的态度和轻蔑的语气。

　　对傲慢的人，最好的回击方式就是让他自己低下傲慢的头。

　　晚上，吴孟超怎么也睡不着。外国人的傲慢神色在他眼前挥之不去，而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像电影一样在大脑里反复放映。

　　凌晨时分，吴孟超再也睡不下去了。他索性披上衣服，在灯下向医院党委写了一份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肝脏外科的重要性、国内肝脏外科手术的零成功率、一个年轻外科医生和青年军医的责任，也写了外国人的傲慢预言。上千字的报告一挥而就，之后，吴孟超又挥毫写下了“卧薪尝胆、勇闯禁区”八个大字，作为自己向肝脏外科进军的誓言和座右铭，勉励自己以后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决不后退。

　　第二天一上班，他就把报告交给了院领导。院领导对吴孟超的勇气和斗志非常赏识，在批准报告的同时，还批准另两位军医张晓华、胡宏楷和吴孟超一起组成“三人攻关小组”，由吴孟超任组长，向肝脏外科这个未知的战场发起进攻。

　　1959年，吴孟超和同事历经200多天反复试验，制作完成我国第一具完整的人体肝脏血管铸型标本。这个标本的制作成功，为帮助人们完全了解中国人肝脏的血管分布和血流走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0年初，吴孟超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会上，他代表“三人小组”报告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与会的医学专家们听了这个神采飞扬的青年军医的报告，仔细地审视了吴孟超他们制作的人体肝脏标本以及提供的研究资料，经过比较、分析、核实后得出结论：这确实是肝脏解剖新见解，有重要的临床实用价值，是我国肝脏解剖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明。直到今天，全国所有医学院在肝脏解剖学上都采用了吴孟超他们创立的“五叶四段”理论。

　　实践证明，这个理论确实是肝脏手术成功的奠基石。1960年3月，在“五叶四段”解剖理论的指导下，吴孟超完成了第一台肝脏手术。接着，吴孟超又发明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的肝脏外科手术，能有效控制一直影响肝脏手术成功率的术中出血问题，使肝脏手术的成功率由原来的75%一下提高到90%以上!

　　吴孟超越战越勇。

　　历史的年轮转到了1963年。此时的吴孟超因为成功的肝脏手术和“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而成为全国外科领域知名的“一把刀”，又是外科界的少壮派代表。但是，“野心勃勃”的吴孟超知道肝脏外科还有太多的未知领域等待他去探索。他把目光瞄准了中肝叶。

　　如果说肝脏手术是外科手术的“禁区”，那中肝叶无疑就是“禁区中的禁区”。因为中肝叶处于肝脏的“心脏”，被肝脏丰富的大血管所包绕，而且手术切除后会产生两个肝创面，很不利于伤口的缝合和恢复。当时，世界上著名的肝脏外科专家对中肝叶切除术都非常谨慎，还没人成功越过这个“禁区”，国内在这个方面更是一片空白。

　　要想穿越“禁区”，手术者除了要具备超人的勇气和扎实的解剖功底，还必须具备熟练的切除技巧、丰富的手术经验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吴孟超有超人的勇气，有扎实的解剖功底，有熟练的切除技巧，也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当然，严谨的科学态度决定了他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1963年春节鞭炮的硝烟味儿还没有散尽，吴孟超就一头扎进实验室，开始了中肝叶切除术的动物试验。

　　在实验室里，吴孟超一待就是两个多月。他带着助手先后对30多条不同品种和类别的试验犬进行中肝叶切除术。一次失败，第二次接着来，两次失败，第三次再来……渴了，对着水龙头喝冰冷的自来水;饿了，就着咸菜啃凉馒头;困了，两张椅子一拼就是床……

　　就这样，吴孟超一次次接受失败的现实，一次次记录失败的数据，一次次吸取失败的教训，一点点接近成功的希望。终于，吴孟超觉得在人身上进行中肝叶切除术的时机到了，他心中理想的“保险系数”已经达到最高值。

　　初夏的一天，和风吹拂，阳光明媚。一位被全身麻醉后的中年患者仰卧在手术台上，她将要接受吴孟超为她进行的中肝叶切除术。医生、护士都知道中肝叶切除的难度和危险，手术室里弥漫着庄严和紧张的气氛。大家分头做好了充分准备，静静等待手术的开始。

　　像往常每一次手术一样，吴孟超再一次仔细看过患者的片子，镇定地穿上手术服，从容地切开了患者的腹部……吴孟超的沉着和镇定带动了大家，在场的医护人员很快进入手术状态。

　　6小时后，吴孟超缝合完最后一针。他抬头看了看监护仪，询问麻醉医生患者的血压和心率。从麻醉医生的嘴里听到“一切正常”四个字后，吴孟超松开了一直紧锁的眉头，长出一口气，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手术室里随即一片欢腾。

　　吴孟超一举突破“禁区中的禁区”，从肝脏外科的一个巅峰攀上了另一个巅峰。全国主要的新闻媒体和世界上大多数新闻传媒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振奋人心的消息。这例成功的中肝叶切除术，让西方人对中国的肝脏外科刮目相看。吴孟超知道，这是他给当初那个发出傲慢预言的外国人的一记有力回击——我们年轻的肝脏外科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迈进了国际肝脏外科的先进之列!

　　1979年9月，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在美国圣弗朗西斯科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美、苏、英、法等6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外科专家，代表着世界外科的最高学术水平。中国肝脏外科的创始人吴孟超和中国外科界三位泰斗级人物吴阶平、陈中伟、杨东岳荣幸地接到了大会邀请。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吴孟超还要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也就是说，吴孟超即将代表中国外科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吴孟超一行四人如期到达圣弗朗西斯科。中国人的到达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在相当多西方医学界人士眼中，中国人的荣耀是中医中药，代表的是古老的医学文明。而现代医学文明的源头在西方，只有西方医学家才能在这种档次的会议上成为主角和明星。

　　大会宣读论文的目录发下来后，吴孟超看到将在会上宣读肝脏外科论文的学者一共有3位，他排在最后，前两位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会议代表。

　　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吴孟超细心听完了两个外国同行的发言后，心里有了底。他充满自信地走上讲台，以流利的英语开始发言。在论文一开头，他就提供了一组让所有与会者吃惊的数字：“本文分析从1960年1月至1977年12月手术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181例，手术死亡率8.8%，有6例已生存10年以上……”

　　在吴孟超之前宣读肝脏外科论文的两名外国学者，两人加在一起的肝癌切除术共18例，讲台上的吴孟超一个人就做了181例。18∶181，这是两个没有可比性的数字!吴孟超手术的高成功率、吴孟超自创的肝脏解剖理论、吴孟超自创的间歇性血流阻断止血法、吴孟超切除的18千克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在会场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吴孟超接下去论述手术指征、手术操作、降低手术死亡率、疗效评价等4个问题，每个问题都让会场上的人感到新鲜、有价值。当吴孟超结束发言时，台下的人好像还沉浸在他的发言里，愣了好一会儿才爆发出如潮水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世界尊重知识和科学，更尊重创造知识和科学的人。

　　吴孟超的发言一结束，许多外国专家就向他提出问题。他们的言语中早已没有了会议开始前的那种轻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升腾起来的敬意。会议后期，吴孟超被增选为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国际医学界用这种方式肯定了吴孟超，也肯定了中国的肝脏外科学。“风光无限”的吴孟超，以他个人的辉煌走向了世界，为中国医学界争得了荣誉。

　　为民之战，用手术刀切下一个世界之最

　　1975年春节刚过，西安大地春寒料峭。一天，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男子在家人的搀扶下步履艰难地跨进了医院的大门，径直来到肝胆外科，指名要找吴孟超医生。

　　吴孟超一问病情，不禁吃了一惊。8年前，这个名叫陆本海的庄稼汉腹部长了个拳头大小的瘤子。医生检查后认为是肝癌，吩咐他想吃点啥好的就吃吧，言下之意就是没救了。可是，2年过去了，陆本海还好好地活着，只是肚子里的那个瘤子越长越大。家人陪着他换了个医院去检查。医生建议先做个穿刺看看。不料在进行穿刺时引起了大出血，陆本海差一点把命搭上，此后医生都不敢再接诊了。到了后来，他的肚子看上去比十月怀胎的妇女的还要大，连呼吸、吃饭都十分困难。陆本海被折磨得痛苦不堪，40岁的人看上去就像年届花甲的老头。听人说千里之外的西安有位治肝病的“神医”，他们一家人带着仅存的希望特地从安徽赶来了。

　　吴孟超仔细地检查了患者硬梆梆的大肚子。根据对肝脏的了解，他确认这是一个罕见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B超和CT检查显示，这个瘤子的直径达到68厘米!当时，国外将直径在4厘米以上的肝血管瘤划为“巨大”的肝血管瘤。相比之下，陆本海腹中的瘤子绝对称得上是“超级巨大”。

　　难题和考验摆在吴孟超面前。

　　手术是解除患者痛苦、挽救患者生命的唯一途径，但手术风险实在太大。当时，国内外对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的救治成功率还不到40%，如果手术失败，不但会影响自己的名声，还会影响医院的声誉。当自己所要承担的风险与患者利益冲突的时候，吴孟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这件事引起了院领导的高度重视。考虑到手术的难度高、风险大，院领导调集了15个科室共40多名医务人员，成立了9个协作组，分别负责指挥、参谋、手术、麻醉、内科、输血、特护、后勤、联络等任务，目标只有一个：全力配合吴孟超，确保手术成功。

　　手术前，吴孟超带着助手们大量查阅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反复推敲手术中的每一个步骤，制订出详尽的手术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肝胆外科界奉为经典：思路清晰，方案严谨，对策周密，对术中可能出现的每一种问题都制定了应急措施。如果仅从理论上说，这个手术方案可以称得上是天衣无缝了。

　　2月8日，天空一扫多日不散的阴霾，露出了久违的太阳。手术室内外几十号人在做着各自的术前准备，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吴孟超感觉到了这种气氛，他要自己笑一笑，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他朝大家点点头或交流一下眼神，算是和大家打了招呼。在洗手池前消毒时，吴孟超告诫自己：镇静，再镇静。他在众人的注视下，用刷子蘸着皂液慢慢地从指尖刷向前臂和上臂，一遍、两遍、三遍，冲洗，一遍、两遍、三遍。然后，他将双手伸进消毒用的酒精桶里，在冰凉的酒精里泡上5分钟。与此同时，早已设计好的手术方案又一次在他脑海中重现。

　　吴孟超从护士手中接过手术服，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衣服的两边，用力一抖，然后潇洒地抛向空中，在衣服下落的时候，他敏捷而自如地将双手插入袖口，然后戴上无菌的橡胶手套。同时，护士用消过毒的夹子夹住他的衣带，顺势在他背后打了一个结。一切都和平常一样熟练、自然。

　　再一次消毒之后，吴孟超深吸一口气，走向正在等待他的手术台。

　　时针指向早上8点30分。战斗打响!

　　吴孟超在切开患者的腹部以前，先将手术刀伸向患者的右上肢静脉和右大隐静脉，分离出左侧桡动脉。内行人从这些动作中感受到了这次手术的凶险，如果在手术过程中出现大出血，一般输血法无济于事时，进行这种非常规的动脉加压输血法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显然，吴孟超为出现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吴孟超平时以“快”出名，那天却慎之又慎。当切口完全打开时，一个装满鲜血、蓝紫色的巨大瘤体赫然呈现在眼前，正随着患者的呼吸一起一伏，让所有在场的手术室“常客”们都有点毛骨悚然。吴孟超定了定神，沉着地切断一根血管，并立即止血，又切断一根血管，再止血，小心翼翼地对瘤体进行剥离。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吴孟超重复做着这些动作。l小时、2小时、3小时，吴孟超依然重复着这些动作。助手们看着他，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要知道手术刀只要稍稍碰破哪怕是一点点瘤体，鲜血立即会喷涌而出。

　　吴孟超的额头渗出了汗水。护士连忙用纱布帮他吸掉。汗水不断地渗出，不断地被吸掉。

　　5小时、6小时、7小时……

　　当瘤体完全从患者的肝脏上分离出去时，吴孟超示意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助手帮他把那个庞大的家伙抱离患者的腹腔，放进早已准备好的器具里。经过称量，切下的肿瘤质量竟达18千克!

　　吴孟超定了定神，继续投入这场还远没结束的“战斗”。他要严格检查每一根已经结扎的血管是否出血，要对每一个出血点进行止血，然后，还要进行认真细致的缝合。

　　时针指向晚上8点30分，在手术台上站了整整12个小时的吴孟超顺利完成了手术。吴孟超用他神奇的手术刀切下了一个世界之最，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勇者之战，从死神手中夺回幼小的生命

　　1983年春天，一对浙江的渔民夫妇抱着刚出生4个月的女婴，到长海医院肝胆外科求救于吴孟超。吴孟超为女婴做了全面的检查之后，很快断定女婴得的是“肝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少见的小儿胚胎性肿瘤，占儿童恶性实体瘤的1%左右，却是小儿最常见的肝脏恶性肿瘤。该怎么办?如果手术切除，患儿的年龄太小，体质太差，细小而脆弱的血管很难经受这么大的手术。而且，吴孟超还没有为这么小的患者做过手术，手术的难度可想而知，风险和后果都不可预料。

　　巨大的考验又一次摆在吴孟超面前。是不担风险地放弃，还是勇敢地冒险手术?吴孟超的思想斗争紧张而激烈。

　　当他把决定手术的想法告诉孩子父母时，这对年轻夫妇一起跪在吴孟超面前，用这种最传统的方式向吴孟超表示感激。虽然他们还不知道手术能否取得成功，但是起码看到了孩子重生的希望。

　　当吴孟超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同事时，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

　　对付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术前，吴孟超和同事们制订了详细的手术方案，并请来儿科专家联合作战。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吴孟超有惊无险地从孩子的肝脏上切下了重达600克的肿瘤，体积竟然比婴儿的脑袋还大!随后，吴孟超和患儿一起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密切观察患儿的一切变化。让吴孟超欣慰的是，婴儿在术后迅速康复。10天后，她的父母千恩万谢地带着孩子出院。

　　这个名叫朱科娜的女孩长大后，父母告诉她是吴孟超爷爷担着极大的风险给她做手术，把她从死亡线上救了过来。懂事的姑娘说：“那我将来也像吴孟超爷爷一样做个能治病救人的医生吧。”初中毕业后，她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卫校，学习护理专业。虽然没能像当初希望的那样成为一名医生，但是作为白衣天使，她一样可以为患者送去爱心和温暖。

　　责任之战，爱心比医术更重要

　　吴孟超常说，患者没有高低贵贱，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作为医生，没有挑选和敷衍患者的权力，只有为他们解除病痛的义务。

　　几十年来，冬天查房时，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焐热，然后才去接触患者的身体。每次为患者做完检查之后，他都顺手为他们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并弯腰把鞋子放到他们最容易穿的地方。吴孟超说，这对医生而言是举手之劳，却能带给患者很大的温暖。

　　吴孟超看不上不负责任的医生。在他看来，漠视患者的生命，就是亵渎医生的神圣称号。收受患者的红包和拿药品回扣，是吴孟超一直深恶痛绝的事情。他常说，患者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替患者算账。所以，在吴孟超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结扎都是用线而不用专门的器械。平时，他要求医生在保证药效的前提下，不得使用价格较高的抗生素，而是哪种便宜用哪种。在为患者做检查时他也尽量替患者省钱，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决不让患者去做CT或者磁共振检查。如果患者外带的片子能够诊断清楚，他决不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

　　吴孟超说：“作为一名好医生，不仅仅要有高超的医术，更重要的是要有爱心，有责任心，有同情心。你有了爱心，有了责任心，有了同情心，才能做得好，才能为患者解除痛苦。这样医患之间才能互相支持，更顺利地把病治好，这是我感到最幸福的事。”

　　1996年，一个从西北老区来的患者，到上海已经是晚上，他没有找地方住下就先敲响了吴孟超的家门。吴孟超在认真问了病情、做了诊断后，还亲自打电话给他安排住的地方，感动得那个老实的庄稼人直掉眼泪。

　　福建一位姓许的老年患者，身患肝癌已至晚期，因多方求医早已倾家荡产。他流浪到了上海，经好心人指点到长海医院找吴孟超教授。吴孟超当即安排医生将患者收治住院，还拉着患者又黑又瘦的双手嘘寒问暖。吴孟超走后，患者才知道刚才来看望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孟超教授，他激动得连饭也吃不下了。吴孟超闻讯又来到患者床边，一边耐心地劝他进食，一边拿起勺子给他喂稀饭。这顿饭，老人是和着泪水咽下去的。

　　未来之战，让世界一流的旗帜不倒

　　吴孟超深知，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有限的。只有造就一支能打善战的队伍，战斗力才会成倍提升。

　　半个世纪以来，作为肝胆外科一代宗师的吴孟超先后培养出众多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他们绝大多数成为了我国肝脏外科的中坚力量，可谓桃李芬芳。

　　吴孟超从来不害怕学生超过自己，抢了自己的风头，相反，他总是鼓励学生要敢于超过自己。他常说：只有学生超过了自己，才是一个老师的成功。这何尝不是吴孟超对自己心灵的超越呢!何尝不是他人格的超脱呢!

　　熟悉肝胆外科的人都知道，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是吴孟超创立的肝脏手术止血的经典理论，已经被中国肝胆外科界沿用了几十年之久。但是，吴孟超并不把自己建立起来的理论看作是不可怀疑和不能改进的，他不断指导和鼓励学生改进止血的方法。2004年，他指导学生周伟平教授完成不阻断下腔静脉的全肝血流阻断切肝法。2006年初，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杨甲梅教授完成了国内首例半肝完全血流阻断下的无血切肝术，进一步完善了肝脏手术的止血技术，使手术效果大大提高。

　　吴孟超带领他的队伍继续前行。

　　但他深知，不管手术做得多么炉火纯青和登峰造极，也只能为个别患者解除病痛，唯有将临床手术和基础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彻底解决肝癌这一困扰人类的世界难题。

　　20世纪80年代初，吴孟超率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专业性研究实验室，有计划地选送人才到国际著名学府研修，千方百计地引进高级研究人才，为肝胆外科的基础研究积蓄能量。

　　在一次党委会上，吴孟超提出要加大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医院的特色在临床治疗而不在基础研究，在基础研究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员没有必要。但吴孟超斩钉截铁地说，基础研究确实不像临床治疗那样立竿见影，但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的推动，临床治疗只能停留在手术上，我们就不能真正搞通导致肝癌的病因、病理，更不能找出彻底解决肝癌的办法!最终，院党委达成共识：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

　　医院从并不厚实的家底中拿出几百万元，先后成立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实验室、中日合作内镜实验室、中美合作分子肿瘤实验室和沪港合作基因病毒研究室等4个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影响的基础研究基地，每年发表高质量论文30多篇，为肝癌患者的早期诊治和综合治疗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为肝癌手术的临床治疗提供了可靠的参考。同时，培养出了王红阳、丛文铭、钱其军、卫立辛等在国内国际知名的研究型专家。吴孟超用独到的眼光打造出一个基础研究的人才方阵。

　　进入21世纪，由吴孟超主持或组织实施的肝癌介入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等方法相继用于临床，并取得重要突破。

　　2006年1月9日，吴孟超站上了国家科技界最高的领奖台。他以在肝胆外科的杰出成就和突出贡献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我国医学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他率领的我国肝胆外科也稳稳地站到了世界一流的行列!

　　名至实归，终集大成。

　　但吴孟超不会满足，也不会停歇。他时刻想着肝胆外科的发展，想着肝胆外科如何在世界保持领先的地位。从北京领奖回到上海，吴孟超便联合王红阳、汤钊猷等7位两院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提交了“开展集成式肝癌研究”的报告。吴孟超说，研究和攻克肝癌问题要进行“集团会战”，不但要注重临床治疗和基础研究相结合，还要注重行业内和行业间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早日把肝癌的问题解决掉，摘掉我们肝癌大国的帽子。

　　国家领导和有关部委对这个报告非常重视。很快，卫生部将肝病研究纳入“十一五”重大传染病专项，吴孟超带领弟子一举拿下其中3项重大课题，成为全国上百家竞标单位中的最大赢家。而国家发改委则要在上海成立一个由吴孟超领衔的国家肝癌诊疗研究中心，对肝癌这个“癌中之王”发起新一轮的“集团式进攻”!

　　不是尾声

　　即使年逾90岁，吴孟超始终坚守在医疗第一线，如果不出差开会的话，每天还要做两台以上手术。他说：“作为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开刀，多为几个患者减轻点痛苦，让肝癌患者的生命不断延长，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吴孟超还说：“肝癌是我今生最大的敌人，而手术室就是我这一辈子的战场，我要一直战斗下去。”

本文来自《科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