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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还在讨论是否该接纳穆斯林难民之时，已有一百万难民进入欧洲，全欧的反移民示威运动也随即呈燎原之势。

德国难民已有100万

近期从北欧的瑞典到东欧的波兰，再到中欧的捷克，保守政党的支持率持续抬头，近期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又为这一趋势火上浇油。令保守党的党魁们忧心的不单是难民的数量，更有混迹在难民群体中间进入欧洲的伊斯兰极端分子。

近日，第一百万名登记入境的难民进入德国，然而政府层面对西亚、中东难民们的欢迎却激起了属于极右翼的街头抗议组织PEGIDA（“抵御西方伊斯兰化的欧洲爱国者”）的激烈反应。一名在德累斯顿的抗议者说道：“这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生活，都不是什么好事。”

PEGIDA出现于2014年，旋即便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欧洲人，他们每逢周一都会举行抗议移民的游行集会。纵然魁首卢茨•巴赫曼扮成希特勒的照片被某地方媒体曝光，依旧无损此君在民众中间的热度。巴赫曼坚称这是媒体为了诋毁他个人而做了画面处理，有一次他罕见地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夜线”栏目的参访，他对媒体坦言，自己相信穆斯林难民“不属于欧洲”。

“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才是欧洲的传统，它不包括伊斯兰文化。”巴赫曼说，“伊斯兰不是宗教，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致幻的意识形态。”

在亲难民的抗议者和媒体口中，上万人参加的PEGIDA示威游行往往带有暴力倾向。来自利比亚的难民穆罕穆德加入了反对PEGIDA的抗议活动，他说PEGIDA威胁到了自己的安全。和穆罕穆德相似，许多移居欧洲的难民自感已经身处欧洲反移民浪潮的十字路口，仅2015年，德国就发生了超过800起针对难民的袭击和纵火案。

来自叙利亚的21岁难民阿里和11名小伙伴在今秋从土耳其辗转2000英里逃到德国，可是三个月后，在欧洲的生活远比原本想象中的复杂。阿里在轮候居住证期间被德国政府临时安置在德国东部的一个偏僻角落，他自觉当地人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他们可能把我们看成恐怖分子，所以害怕我们。”阿里说，“可他们一定知道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我们不会从他们手里抢走什么，仅仅为了生活下去。”

瑞典等国的行动

德国人远不是惟一冷眼相待难民们的欧洲民族。近来有一群瑞典年轻人号称抵制一切移民活动，他们受到了瑞典大众的热捧，这些活跃的民族主义者们是瑞典民主党的拥趸，该党的很多元老级党员与新纳粹运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瑞典民主党的发言人科兹辩称本党并不“偏执”，他表示：“瑞典处理移民事务的最大错误在于，我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吸纳了过多的难民，移民将把整个国家导向割裂的边缘。”

27岁的瑞典国会议员维切尔认为穆斯林当然应该有祷告的地方，只不过瑞典“到处都是清真寺，仿佛自己置身中东”，在他看来，清真寺“是多元文化社会的象征，可我不想要这种社会”。

瑞典反移民团体效法德国的PEGIDA，选择在街头而不是议会释放他们的政治诉求。一个自号“北欧青年”的组织对美国媒体宣称，瑞典应该保持“白色”，他们的发言人哈格勃格声称：“人民不愿意他们呆在这里，我们要阻止他们的侵入。”

可是难民大规模进入欧洲使欧洲人面临从未遇到的难题——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欧洲是否在变，而在于：目前因移民而造成的冲突，是否终将成为欧洲永恒的组成部分？

哈格勃格说：“我认为火烧避难中心只是个开始，我很确定如果瑞典不作出改变，那么内战将无可避免。”

身为欧洲掌权者的欧盟官员和左翼政治家开始手足无措了。“我们愿意付出更多，可纵然如此，我们的能力也有限。”瑞典移民部长约翰逊无奈地表示。

事实上很多国家已撑到了、或者自以为撑到了她们的极限。匈牙利在边境铺设栅栏阻挡移民的越境，瑞典、丹麦在边境设立关卡检验往来人员，堵住任何可能为本国带来麻烦的入境者。《纽约时报》援引某位欧盟官员的话说：“人们担心恐怖分子会混在难民群体中间混入欧洲，这种恐惧情绪正在欧洲上空蔓延。”

德国的应对举措缺少章法。在2015年与2016年的跨年夜，在科隆市的中心火车站众多女性受到大批男子性侵的案件震惊了德国，其中有18名嫌犯被确认为难民，但该市市长雷科尔竟然表示受害者应该自己保护好自己，原因是“警方很少能在第一时间制止犯罪”。德国总理默克尔迫于来自党内的压力，也不得不向公众表态将削减德国吸纳难民的数量。

甚至一度被视为欧洲世外桃源的挪威，政府也承认首都奥斯陆的部分地区已沦为事实上的“不可进入地带”。议会大厦所在地的格陵兰区现已成为犯罪肆虐之地，拿这里毫无办法的警方声称“奥斯陆已陷落”。

同一幕也在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巴尔干半岛和东欧国家上演。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党派在近期的地方选举中侵蚀主流党派的选票。欧洲人厌烦了混沌局面，他们想重归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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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造就了今日欧洲

大规模难民迁徙在欧洲从来就不是新鲜话题，历史上进出这片土地的移民造就了今日欧洲的面貌。

“十月革命”后俄国人避难西欧，希腊和土耳其在一战结束后互换各自境内的对方民族。二战后数十年间，很多流离失所的人民被迫寄居他乡。纳粹战败后，在中欧和东欧生活了数十甚至数百年的日耳曼人被往西驱赶，他们大多数在两德安顿下来，1950年代早期就有800万德裔进入联邦德国，另有350万德裔进入民主德国。此外，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数百万南欧人为了摆脱贫穷和失业，选择移居北欧国家。二十余年前，西欧也曾有收容战争难民的经历，比如因前南地区持久的战争和种族屠杀而出逃的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人。可这些先例有一个共性：它们仍然是族裔、宗教和文化近似的欧洲大陆内部的迁徙。

尽管从某种程度而言，当下的移民潮同二战后德裔从中、东欧返回祖籍地有类似之处，两者都为躲避战火和民族迫害；它同殖民体系崩解年代的大规模劳工移民也有相似之处，两者的族裔都非欧洲。然而当今的移民潮与以往历次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的混乱和规模。不论欧洲是否做好了应对这次难民涌入的准备，这两大特性都是无解的。这一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让欧盟疲于奔命了。

面对难民潮的无力和无助将欧盟移民政策的缺点暴露无遗，原先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的原则也遭到挑战，某些国家重新开启边界管控以图打乱移民们的迁徙路线，这一做法加深了欧陆本就存在的政治隔阂。

现有的“欧洲共同庇护体系”（CEAS）不足以应对当前局面。除了力挺接纳难民的德国，其他欧洲国家鲜有敢。2015年有超过2700名难民倒毙在欧洲边境，如果欧洲国家能采取更及时的措施，或提供更多的政治选择，大多数惨剧不至于发生。

不过，仅仅指责已处于重压之下的欧洲各国“有欠道义”是不公平的，牛津大学“难民研究中心”主任贝茨给出了另一条路径：“我认为现代历史上还有其他可供今日借鉴的东西。1975年后，数百万遭受内战荼毒的越南人逃到邻国，可很多东南亚国家向他们关上了大门。根据1979年和1989年缔结的数份国际协议，180万越南人最终得以被安置在世界各地。解决方案的核心是国际协作。我们亟需意识到，保护难民的责任是需要全球共同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