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曾高度称赞中国人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这一段“采纳和吸收”的过程常被我们忽视，然而，它对于中国农业的自我更新与发展却着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胡化”的生活

　　黄瓜（胡瓜）、大蒜（葫）、芫荽（胡荽）、芝麻（胡麻）、豇豆（胡豆）、菠菜……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蔬菜其实都是汉唐时从域外引入，宋朝以后引入的棉花和甘蔗，更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中国古代对域外作物的引进一直持续不断，而秦汉、唐宋和明清，无疑缔造了其中的三次引种高潮。

苜蓿的引入成为汉唐马政的基本保证，并对后来的农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汉唐时期引种作物对中国农业产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宿麦（冬小麦）的推广普及与苜蓿的大量种植。宿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黄河流域的农作制度，在缓解青黄不接、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粮食产量、饮食文化变革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式颁行两税法，将税费分为夏秋两季征收，标志着麦类作物在中原地区完成了由春种秋收到秋种夏熟的过渡。

　　另一种植物——苜蓿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清初王夫之曾指出，“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汉唐为适应军事与生产的需要，曾致力于良畜的引入，而农区畜牧业发展，优质牧草是重要因素之一。汉武帝时汉使从西域引入苜蓿，开始在京师宫苑试种，后在宁夏、甘肃等农牧交错地带推广，形成了大面积的牧场和饲料基地，成为汉唐马政的基本保证。后世西北有较多名优家畜品种，有人认为苜蓿的引入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原农区，苜蓿种植已经超越了既定的牧草含义。苜蓿嫩苗可视为蔬菜，作为初春时令菜肴；长成之后，可以作为优质牧草；同时加入轮作制度，成为重要的肥田倒茬作物。

随着棉花等经济作物的引入，纺织逐渐与农业部门分离，成为独立产业

　　宋清间引种的经济作物与高产作物，对中国后来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是依存于中国传统农业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非农产业，主要集中在以农产品为基本原料的轻工领域，与宋、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农业生产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对应关系。棉花、烟草、花生、甘蔗等经济作物主要用作相应农产品加工业的原料，纺织、榨油、制糖、烟草加工等逐渐与农业部门分离，成为独立产业。大量资金、土地和劳动力投向发展经济作物，客观上不利于粮食种植业发展，同时也增加了粮食的供求压力。宋清间人口数量呈急剧增长态势，粮食生产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高产作物的引入对于缓解粮食供应矛盾、促进农业商品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唐间丝绸之路引种作物，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影响相对较大；而宋清间海交之路开通后，引种作物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则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

　　风土适应的历练

　　大量的作物涌入人们生活，如何使它们适应中国的风土，却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它涉及到与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各个方面的对接与适应。我国从世界各地引进的作物，经过精心的培育和驯化过程，很多物种和原产地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古代农作物的异地引种，首先遇到的就是风土适应问题。正确处理风土适应性问题，是中国古代作物引种的成功经验之一。

丝绸之路示意图，汉唐间作物引种大致是以丝绸之路为轴，以东西向的沟通与交流为主

　　一般来说，引种地与种源地间自然、气候条件较为接近的，引种就容易获得成功。我国古代农业大致以长城、秦岭－淮河、长江、岭南为界，从北向南依次形成不同地域类型，能否解决风土适应问题就成为引种成败的关键。橘生淮南、淮北的故事，强调的是水土差异；贾思勰亲眼所见朝歌大蒜变为并州百子蒜，是因为土地的差异；唐代曾在长安宫廷试栽柑桔，偶有成活结果，但后来情形如何便不得而知。基于这一认识，汉唐间作物引种大致是以丝绸之路为轴，以东西向的沟通与交流为主。这是因为丝绸之路沿途皆属北半球中纬地带，彼此间的作物引种有着较好的风土适应性。由西域传入的大量物产“植之秦中，渐及东土”，逐渐成为中原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必需品。

　　宋、清间以高产、经济作物引种为主，引种地域与范围明显扩大，风土适应性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当时的作物传播路径，大致是以渐进的风土过渡方法，使引种作物逐渐改变习性，进而适应新的环境。玉米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了先边疆后内地、先丘陵山地后平原地区、先春播后夏播的演变历程。番薯原产美洲，大致由广州、泉州、福州三地传入中国，解决了种蔓与种薯的安全越冬问题以后，迅速在长江、黄河流域普遍种植。《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在谈到棉花在中原与江南地区的推广问题时，也对风土适应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阐述。实践证明，“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

　　因时因地制宜始终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命题与指导原则，但是对自然与客观规律的尊重，并不等于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比较明确地批判风土限制说，形成相对科学的风土观始于元代。人类要通过“谨于树艺”和“种得其法”，进一步促进新作物的引种和推广。

　　技术改造的经验

　　对引种作物的技术改造集中了传统农业的优秀经验，也进一步促进现有农业格局的形成。以宿麦为例，宿麦在周秦以前或有种植，但因为它要求的栽培条件比较高，一直未能得到发展。秦汉间朝廷及各级官吏，对于麦类作物的推广与普及做了大量工作，到西汉末年，黄淮流域麦类作物已有较大发展。究其原因，除了铁犁牛耕的推行、水利的兴修、肥料的施用等因素外，一些技术环节也导致了宿麦的推广。

对宿麦种植技术的改造，使它终能大量推广，进而形成现有的农作制度

　　一是适宜播期的选择。麦类作物最初的栽培方法可能与粟、黍等相同，春种秋收，当它们逐渐进入中原后，栽培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在中原地区如果继续实行春播，即使水肥条件非常适宜，小麦的生长也会一直停留在分蘖丛生的状态，不能抽穗结实。中原地区大概只有秋、冬、春季的相对温、湿度与小麦原生地的情形比较接近，于是，汉唐期间中原农区利用小麦苗期的耐寒特性，利用冬季低温期逐渐普及与推广了宿麦。这样的“反季节”种植，充分反映了先民的智慧。宿麦栽培是适应中原自然条件进行的重大技术改造，也是小麦在中国扩张最具有革命意义的一步。

　　二是加工技术的改进，尤其是石转磨（硙）的发明，成为促进麦类种植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小麦由于种皮坚硬，“粒食”品质比不上粟、稻，把小麦加工成面粉后，其食用品质则大大改善，由“粒食”转变为“面食”，小麦在五谷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此前的中国农业虽然有南北地域之异、水旱类型之别，但粟、稻或粥或饭基本上都以“粒食”为主，主食餐饮方式并无根本区别。中国南北餐饮方式的分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北方麦类作物的发展相关。

葡萄栽培和酿酒技术一经引入，便受到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青睐

　　三是多熟制的需求。中国北方自农业起源以来基本以春种秋收的秋熟作为主，一年一熟的种植制度存在很大缺陷，若遇灾害则有劳而不获之虞。麦类作物尤其是宿麦在汉唐之间的推广与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北方既有种植制度的补充与完善。《淮南子》提到“东方”宜麦，这是对黄河中下游洪水频发地区自然与生态环境充分评析后得出的正确认识。宿麦秋种夏收，播种时洪期已过，且有淤积肥田之效；收获时洪期未至，防灾救灾作用明显。

　　潜移默化的文化接纳

　　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教授曾对域外引种作物名称作过分析，认为凡是名称前冠以“胡”字的植物，大多为两汉两晋时由西北引入；凡冠以“海”字的植物，大多为南北朝后由海外引入；冠以“番”字的植物，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由“番舶”引入；冠以“洋”字的植物，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的。

榴花西来，石榴成为中国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象征

　　我们经常以保守、封闭概括农业文化的特征，但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却从来没有在作物引种问题上保守、封闭过。中国人在作物引种方面的开放精神与博大胸怀，实在令人赞叹，很有些“拿来主义”的意味。尤其是汉唐以来我国的作物在“拿来”中变得更加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不仅突破了传统五谷、五果、五菜的既定范畴，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内涵。

　　《诗经》中有“贻我来牟，帝命率育”的记载，周人把小麦、大麦视为天赐的祥瑞之物，以欣悦的心态接受了这种他们并不太熟识的作物。有关苜蓿与葡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苜蓿颇具绿化、观赏价值，也被称作“怀风”、“光风”、“连枝草”，在《四民月令》中作蔬菜栽培。葡萄酒成为享用的珍品，扶风孟佗用一斛葡萄酒贿赂宦官，被任命为凉州刺史，后人感慨“将军百战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可见葡萄酒诱人的魅力。至于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名句，更是脍炙人口。盛唐长安的胡姬酒肆备受文人雅士青睐，成为雅集聚会的必去之处。

榴花西来，石榴成为中国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象征

　　石榴，张骞出使西域从安石带回，故称安石榴。潘岳《安石榴赋》中有“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御饥疗渴，解醒止醉”的说法，在俗文化中石榴是“多子多福”的象征。棉花传入之后，“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中国耕织文化的内涵缘此发生了根本变化，棉花成为“衣被天下”的主栽作物。玉米由美洲传入中国后，民间有“玉麦”、“鱼麦”、“珍珠米”、“御麦”、“珍珠笋”等俗名别称，充满爱意。中国古代五味中有辛无辣，辣味是引种美洲作物之后出现的，由辣椒引种而改变了中国饮食文化中传统的五味构成，足见其影响之巨。辛辣文化在中国普遍流行，辣椒不仅仅被越来越多的人食用，而且也赋予豪爽、刺激、热烈、干练等文化内涵；辣椒的形象对于中国人来讲，也开始意味着红火、丰收、喜庆，在重大节庆期间辣椒形象装饰品备受国人欢迎。

另一种引种作物辣椒，早已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豪爽、刺激、热烈、干练等内涵

　　历史为鉴

　　历史时期域外作物的引进，对中国农业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引进的作物逐渐适应中国的生存环境，并且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体系之中，逐渐形成有别于原生地的、具中国特色的新品种。这期间，既是域外作物适应本土的过程，也是本土农业系统接纳与包容域外作物的过程。二者殊途同归，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农业的自我更新与发展，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指导当今和未来农业科技文化的引进与交流具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作者简介

　　樊志民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农史馆馆长，主要从事农业历史、区域与断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