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人雄踞中国北方，掌控丝绸之路与草原丝路200余年，兼纳自身与唐宋、西域、中亚、东欧等各国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极具特点的时代。墓葬作为主人在世间的最后印迹，成为后人探寻时代文化的重要窗口。辽墓成为相关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董新林、刘未、毕德广、魏坚等对辽墓的结构、葬式、年代等进行了探讨;张帆、铁颜颜、尚晓波等对其文化因素进行了研究;颜诚[7]、赵运龙[8]、何莲[9]、聂定[10]等对辽代墓葬出土的器物进行了探析，但至今未有专门文章对辽墓中出土的木俑进行综合探析。木俑作为辽墓随葬品的组成部分，对研究辽代的葬俗、文化内涵、社会生活有重要作用，故本文将对其进行相关探讨。

　　1 俑的演变

　　俑，我国古代的一种随葬品，主要为陶质、木质，还有少量石质，到后期还出现瓷质等，主要放置于墓主人棺椁四周、耳室、俑道及陪葬坑内。俑作为随葬品出现，一方面源于古人“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的观念，将自己生前所享用的延续到亡后的世界;另一方面源于随着文明的推进，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以殉葬，非礼也”，人的主体位置不断提高，人殉已经背离时代的发展，俑就自然而然成为人们随葬的首选。随葬俑的出土从西周时期的6个骤然增加到了东周时期的600多个，以木俑、陶俑为主的俑殉开始取代人殉，占据殉葬的主流。

　　“献公元年，止从死”，秦国正式废除人殉，人俑在秦墓中大量出现，其中最著名的为秦始皇兵马俑，从造型、色彩及烧造工艺上都展现出秦朝随葬俑蓬勃发展的局面，至两汉“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俑也见于众多汉陵之中，如汉阳陵中的陶武士俑、木俑，马王堆汉墓中的近300件木俑。此外，安陵陪葬墓、济源泗涧沟汉墓、天回山东汉崖墓等都有随葬俑出土。隋唐是我国随葬俑发展的鼎盛时期，从皇族的唐泰陵、唐节愍太子墓、唐惠陵、唐元陵，到普通官员、富商的献县唐墓、唐代冯廓墓、唐代范澄夫妇墓、北窑湾汉晋唐五代墓、孝西村唐墓、紫薇田园都市唐墓，甚至在平民墓中都有随葬俑的出现。随葬俑的种类涉及镇墓俑、武士俑、胡人俑、文吏俑、十二生肖俑及各种动物俑，由此可见从秦汉至隋唐，俑作为随葬品影响着整个丧葬文化的发展。

　　宋、辽、西夏时期，“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之以纸为之，谓之冥器”。随着纸质冥器的发展，俑类随葬品开始衰落。辽代处于由俑类随葬品向纸质冥器过渡的时期，随葬木俑的数量远少于唐代，但各个墓中仍有随葬木俑的存在，并成为辽代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辽代墓葬随葬木俑的发现情况

　　契丹人建立辽朝，延续200余年，留存大量历史遗产。伴随辽墓考古的推进，不同类型的木俑开始出现。本文主要以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发掘出土的辽代木俑为资料(其中真容偶像虽有木质，但不是随葬木俑，故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发掘出土辽代木俑的辽墓主要有8座：张世卿墓、马直温夫妻合葬墓、敖汉旗北三家1号辽墓、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埋王沟3号辽墓、辽韩氏家族2号墓、许从赟夫妇墓、耶律弘礼墓。

　　张世卿墓出土柏木俑23件，其中文官、武士、伏虎、人首蛇身俑(图1)分别置于后室四周及过道的23个小龛中。马直温夫妻合葬墓出土柏木陶俑11件，均为十二生肖俑(图2)。11件木俑分布在方形祭台四周，每件木俑高36～40 cm，头顶生肖雕塑冠，身穿文吏长袍，下葬时俑身彩绘，已全部脱落，仅有少量残痕。敖汉旗北三家1号辽墓，由于曾经被盗，破坏严重，仅残留有木俑手，无法辨别木俑整体造型及下葬时的具体方位。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图3)在后室尸床之上出土有两件木质陶俑，因腐朽损坏，残存24 cm，头戴幞头，身穿长袍，着彩绘，因墓葬经水浸泡，木俑下葬时具体方位不详。埋王沟3号辽墓出土松木俑1件，为高 48 cm、宽14 cm，头戴幞头，身披铠甲，双手抚剑于腹前的武士俑，因墓葬被破坏严重，故木俑下葬时具体位置不详。

　　辽韩氏家族2号墓出土一件站立木俑，因表层脱落，腐朽严重，已不能辨清具体形象、服饰，残存高31.3 cm、宽为8～9 cm，因多次被盗，破坏严重，已难以辨别木俑随葬位置。许从赟夫妇墓的墓室北部，紧贴墓壁出土了一件残高为13 cm的木俑，因腐朽严重，故造型、服饰皆不可辨识。耶律弘礼墓出土木俑11件，其中武士俑2件，高分别为55 cm、56 cm，宽分别为16.6 cm、17.6 cm，造型基本一致，皆为身穿铠甲，双手握剑，立于底座之上，唯一不同的细节是一件双臂曲至胸前，另一件曲至腹部，面部因腐朽皆不可辨;文官俑7件，高皆为38 cm，宽为13 cm、14 cm两种形制，造型为束发、长袍、持笏的文吏形象，同样因腐朽致使面部不可辨识;动物俑2件，高、宽分别为31 cm、 13 cm，造型基本一致，为昂首蹲坐状，前肢直立、后肢弯曲。

　　3 辽代随葬木俑墓葬的基本特征

　　3.1 墓葬年代

　　出土有木俑的墓葬，下葬年代最早的为许从赟夫妇墓，是辽景宗乾亨四年(公元982年)，最晚为张世卿墓、马直温夫妻合葬墓，已至辽天祚帝末期。可见现已出土辽墓，带有随葬木俑虽然较少，但木俑随葬至少从辽景宗时期已经出现，且一直贯穿整个辽代，成为辽代随葬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墓葬分布

　　辽代木俑随葬墓分布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山西省大同市、辽宁省北镇市。分布区域涉及作为辽朝腹地的上京、中京，作为渤海故地的辽东京地区，以汉族为主，经济繁荣、商品发达的辽南京地区，以及军事重镇、沟通宋、西夏及中亚的辽西京地区。将木俑作为随葬品，于当时不仅成为受中原文化影响深远的辽西京、东京、南京地区的丧葬习俗，也深刻影响着辽朝腹地的契丹、党项、阻卜、敌烈等草原民族聚居的辽上京、中京地区。

　　3.3 墓主人身份

　　我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一直有严格的等级观念，强调“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有关木俑的随葬亦有其相应礼制。在用木俑随葬的辽墓中，墓主人已经明确的有萧闛、张世卿、马直温夫妻、辽陈国公主驸马、许从赟夫妇、韩匡嗣家族、耶律弘礼墓。

　　萧闛是辽朝开国功臣萧敌鲁的后代，萧敌鲁 “性宽厚，膂力绝人，习军旅事。太祖潜藩，日侍左右，凡征讨必与行阵。既即位……拜敌鲁北府宰相，世其官”。其本人官至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其家族一直处在辽朝社会的上层。张世卿本为一个普通地主，通过在大安年间灾荒时捐赠谷物，被任命为右班殿直，后又累迁至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进入到辽朝统治阶级上层。马直温，同样为汉族进入辽朝统治阶级上层的代表，最后官至金紫崇禄大夫、右散骑常侍、柱国、开国公，展现出其本人及家族在辽朝的崇高地位。陈国公主，辽景宗的孙女、辽圣宗的侄女，生前屡次被加封，显示出其高贵的皇室家族地位。许从赟，原为后唐马步使、监察御史，在辽太宗灭后唐的过程中归顺契丹，之后官至上将军、御史大夫，进入辽朝统治阶级上层，死后获赠太傅。韩匡嗣家族，从中书令韩知古、南京留守燕王韩匡嗣到总揽南北枢密使、奉大丞相的韩德让，使之成为除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之外的第三大家族，在整个辽朝位高权重。耶律弘礼，本为辽景宗的曾孙，后过继为韩德让子嗣，身兼辽朝皇室家族及韩氏家族的双重身份，特殊的身份使其墓葬的发现对于研究当时辽朝统治阶级上层的丧葬习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可见，有木俑随葬的辽墓，其墓主人皆为辽朝统治阶级的上层，涉及契丹族的耶律氏、萧氏，汉族的韩氏、马氏、张氏等世家大族。此外在辽圣宗永庆陵中还曾看到有成排契丹人、汉人木俑，今已遗失不见。从现有辽墓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看出，随葬木俑仅仅出现于辽朝统治阶级的上层，平民墓中未有相关随葬品的出土。

　　4 辽墓随葬木俑的文化内涵

　　随葬品作为丧葬文化的重要代表，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文化。古人眼的每一件随葬品都有极其特殊寓意，故对于随葬品的选择极其慎重。统治者为了突出自己崇高的地位，以法律形式来规定丧葬习俗，如汉朝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傍章》、唐朝房玄龄制定的《大唐新礼》等。伴随着社会意识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民间也受文化、宗教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丧葬礼仪。二者共同推动着我国古代丧葬文化发展及随葬品的演变。

　　辽代墓葬中出现的随葬木俑作为随葬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内涵对于辽宋时期丧葬文化的演变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根据造型、出土位置，可以将辽墓中的木俑分为两类：①墓主人生前世界人与物在墓葬中的再呈现;②鬼神观影响下用于压胜、辟邪之物。

　　辽墓中出土的文吏俑及部分武士俑为第一类，其大多出土于墓主人尸床及墓室四周，据判断大多是墓主人生前的文武官吏。墓主人将生前的奴仆带入死后的世界，世世代代为自己服务。

　　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伏虎俑、镇墓兽及面目狰狞的武士俑则为第二类。它们多被放置于墓门旁边、墓道内及墓室祭坛周围。其大部分在墓主人生前世界中都不曾存在，死后用“十二原辰长二尺三寸安十二方位，五方五帝长二尺三寸安五方，…… 仰观伏听……安墓道中”来保护自己的陵墓，以免鬼怪、妖魔等恶灵侵扰墓主安宁。

　　5 结束语

　　木俑随葬辽墓的绝对数量并不太多，其原因有：①辽朝在接受唐宋文化的同时还保留着自己本民族的丧葬特色;②辽朝本身就处于从俑冥器向纸扎冥器过渡的时期，随着造纸术的发展，纸扎冥器慢慢成为随葬的主流;③木质随葬品难以保存，再加上多数墓葬被屡次盗掘，使得大部分木质随葬品未能保存下来。

　　通过现存出土辽墓木俑可以看出，从辽代初期到末期，木俑一直是辽代统治阶级上层的专享，是等级身份的象征。木俑作为丧葬文化的一部分，影响着辽朝整个统治区域，涉及农耕和游牧民族，展现出辽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王朝，在推动各民族间交往、促进中华文化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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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聂定，李思雨

本文源自原《遗产与保护研究》，现更名为《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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