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有解还是无解
2013-04-10 09:54:20《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凌志军,成为过度医疗的最新批评者。他用语激烈:“别让医生治死你。”
“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就一个悖论:医学越是发达,越是剥夺病人的主动性和判断力,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惧和错误。”
“在所有死亡的癌症病人中,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被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的。”
上世纪后期,凌志军与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一书,曾被视作一个时代的“政治学读本”。而上述言论,写在他的新书《重生手记》中。
2007年,40多岁的凌志军遭遇了“死到临头的感觉”,被诊断为“肺癌,脑转移”,即肺癌晚期,“活不过三个月”。自此,不懂医学的他,和这个时代所有癌症病人一样,走上艰难求生之路。
凌志军赢了。5年后的2012年,医生对他说:不要再把自己当病人了。他对过度医疗的深恶痛绝,来自他5年抗癌路上的切身体察。
过度医疗,一般指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护理,近年备受民众指责,是医患关系紧张的导火线之一。政府及各方力量一直在努力求解这道难题。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医生也开始成为过度医疗的批评者。
人们最初将其归结为道德问题,但不久就发现,铺天盖地的道德批评对其无济于事。过度医疗的深层动因,似不在道德层面。
进一步的思考,来自经济学。看透过度医疗背后的利益动机和经济杠杆,并不是件很难的事情。难的是,如何解决。已开出的经济学药方是,医药分开。这个药方能否如愿,还是未知数。医和药怎么分开,尚存分歧。
对过度医疗的最深入反思,恰恰来自现代的医学家们。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过度医疗不仅是“中国问题”,还是“地球问题”。
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对现代医学中出现的“科学主义”“技术至上”倾向,不以为然。谈及很多医生丢掉听诊器,动辄CT、造影与核磁的做法,他说,“忽视了最基本的东西”,“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当心脏科医生的”。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早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就严厉批评:“很多药不是该吃的,却在吃;很多治疗是不需要做的,却在做;很多手术会使病人更痛苦,却也在做。”这位肝胆外科专家,举了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在临床上,很多小的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肝上的血管瘤对人是无害的,70%的胆囊结石是无症状的,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但是现在只要进了医院,一般都要你去做手术。”
黄洁夫还推荐了一本书:《无效的医疗——手术刀下的谎言和药瓶里的欺骗》。作者尤格·布莱克是德国《明镜》周刊的医学编辑。书中说:“在很多情况下,每个人可以为自己健康所做的事,比现代医学所提供的还要多。”
凌志军的抗癌经验之一,是“倾听自己的身体”。在求医问病的同时,他坚信,自己最了解自己的身体。古希腊的一位杰出医生也曾言:“病人的本能就是病人的医生。”这位医生叫希波克拉底,西方“医学之父”。
凌志军抗癌案例提供了另一个求解过度医疗的思路:病人的主动性和判断力。生命是我们自己的,医生不是主宰,只是帮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