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创性的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后,以杨潇、谭楷为代表的科幻世界创始人在1997年创办了“国际科幻大会”品牌,举办了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大会邀请了五位美、俄宇航员参加,中外近百家媒体报道了这次会议。同年底,中央电视台将“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列为年度十大新闻之一。此次大会树立了科幻文化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成为对中国科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国际性交流会议。在成都成功申办世界科幻大会、圆了无数中国科幻迷梦想之际,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的组织者、亲历者谭楷总编撰写了一篇饱含深情的回忆录。我们特转载如下,以表达对为中国科幻走向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前辈的敬意。
*科幻世界前总编、第30届中国科幻“银河奖”特别纪念勋章获得者谭楷
《南方周末》这个题目出得相当大,足够写砖头厚的几十部书。我不想对“明天的人类”来一番天马行空的幻想。我的老朋友王晋康早在24年前,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幻大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由于克隆羊多利的诞生,计算机深蓝战胜了棋王,人类进入了“后人类时代”。
他的预言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但是,他的科幻作品——从《亚当回归》到《豹》《海豚人》《宇宙晶卵》已经对明天的人类,从基因编辑、人工智能、克隆人等各方面写下了一系列经典作品。
由此,我回忆起堪称中国科幻发展里程碑的1997年的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以及后来在成都举办的国际科幻夏令营。
这次大会,让人大开眼界的是5名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同时来到中国,与广大青少年见面,讲“太空故事”。成都月亮湾体育中心举办的国际科幻夏令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粉丝参与。他们借宿附近的学校,在月亮湾活动,热烈,火爆,秩序井然。在自愿者引导下,竟然没有出任何安全事故。经过调查,这两万粉丝心中,有一种神圣的感觉,他们是去见识“太空人”,这是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所以,他们心中的“神圣感”,像一支熊熊燃烧的“圣火”,引导夏令营取得圆满成功。
我全程陪同5名宇航员。这是我一生中最忙最累也是最有意义的时光。两名美国宇航员是美男子杰利•罗斯上校;3个孩子的妈妈香侬•露西德博士。罗斯还带来了他整天笑容满面的妈妈,一位看起来相当和善的妇人。
3名俄罗斯宇航员中最有名的是列昂诺夫空军中将——他是上了全世界所有大辞典的,第一个在太空行走的人。另外两人是:格列奇科博士、别列佐沃依上校。这个别列佐沃依上校绰号叫“宇宙搬运工”,曾经把几十吨的货物搬到和平空间站,累计在太空飞了211天。他特别说,有6名中国宇航员,在他手下受训,他透露,不几年,中国肯定会有自己的载人飞船,飞向太空。
5名宇航员都是首次来中国——虽然他们在太空中多次俯瞰过中国大地,一踏上中国土地仍然感到新奇。美国宇航员谈吐简洁明晰,充满理性,像惯于逻辑思维的科学家。而俄罗斯宇航员,特别是列昂诺夫将军,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充满激情,像惯于演讲与朗诵的诗人。从宇航员身上可以看出美国人和俄罗斯人的不同性格。
我们曾担心,两个超级大国,曾剑拔弩张,结怨很深,宇航员聚在一起,会不会斗嘴,争吵,弄得主人难堪?而实际情况是,两国宇航员一见面,就来个俄式熊抱。列昂诺夫将军抱着罗斯上校叫兄弟,叫香侬妹妹。大家互通姓名后,罗斯上校有个俄国昵称“尤拉”,别列佐沃依上校的昵称也是“尤拉”。每次进餐,香依入坐时,就像大姐姐拉着两个“尤拉”弟弟,坐在中间。气氛非常热烈,非常友好。
5名宇航员,都是在宇宙空间生活过的“明天的人类”,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表达出共同的感觉,就是别列佐沃依上校说的:“我看见地球是个整体,国界、省界,什么人为划定的疆界全都看不见了;感到宇航员属于全人类,自己是个地球公民,我们应该有一本联合国的护照,在全世界通行。”格列奇科博士说:“我看见一个美丽的蓝色星球。特别壮观的是亚马逊河流域那片大森林,河流、支流、湖泊,清晰可见。想到地球上六分之一的氧气是亚马逊流域的森林制造的,便对它产生了敬意。”然后,博士很遗憾地说,“我还看到过中国大兴安岭的火灾,科威特的油井被点燃时的浓烟。”作为3个孩子的母亲,美国宇航员香依•露西德博士曾在太空连续生活过一百多天。她是美国电视台青少年科技教育频道的嘉宾,经常给青少年们讲太空故事。当记者问到她来中国的感受时,她说:“我来到中国,最让我振奋的是孩子们向我提出各种问题,那么渴望了解宇宙的奥秘。中国有那么多热爱科学的孩子,这是中国的希望。”
看来,宇航员给了我们一个认识的高度。就是在外太空来看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无论是大兴安岭的森林火灾,还是科威特的油井被焚烧,受损害的是全人类。我们大家应当制止战争,减少灾害,和平友好相处,好好爱护我们的共同家园。
7月29日下午,5名宇航员与中国青少年见面后,在中国科技馆的古代科技展厅参观。大厅中,万户的塑像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明代的幻想家万户,把自己绑在椅子上,椅子下面点燃了四十七只大爆竹,手牵两只风筝,他希望用这种方法实现自己的飞天梦。结果,肯定是很悲壮的。世界宇航史称万户是“人类第一个宇航员”,在月球上有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万户山。五名宇航员在众多中国青少年簇拥下,与万户像合影留念。有许多青少年拿着科幻杂志或科幻画,请宇航员们签名。
这时,美俄宇航员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在现场散发的美国航天局(NASA)印发的宣传画,画的是一名宇航员坐在太空椅(又称太空包)上,椅子下面有一动力装置,正喷吐着火焰。列昂诺夫将军指着画面对杰利•罗斯上校说,这张画面上的宇航员坐的椅子跟万户先生的椅子一样,都是利用反作用力,推动宇航员在太空活动。将军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在“班门弄斧”?罗斯上校耸耸肩头笑笑,不置可否。恰好,在万户身后,中国古代的三级火箭的模型引起了宇航员们的浓厚兴趣:一条大鱼身绑四只大爆竹,大鱼口中有一条绑爆竹的小鱼,小鱼的口中含火箭。当大爆竹炸响后,腾向空中,一根引线点燃小鱼身绑的爆竹,小鱼从大鱼口飞出,再点燃口中火箭,火箭经两次推动射向更远的目标。罗斯上校挺有幽默感地说:“你能说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多级火箭理论没有抄袭的嫌疑?”两国宇航员相视大笑。
他们的玩笑,让我感到有些心痛。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和火箭,这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的一百个第一》一书中指出:早在13世纪,中国人制造的火箭已经非常精巧了。中国人发现缩小火箭筒口可以增加喷射气流的速度达到更大的推力。这正是空气动力学中最基本的原理“文杜里效应”。欧洲人将此效应公式化,而中国人实际运用此原理的年代比他们早了500百年。
再说,多级火箭的理论是苏联科学家、科幻作家齐奥尔科夫斯基在1929年奠定的。但早在600年前中国人就造出了三级火箭,只是从未有过将这些重大的发明给予理论上的总结,更没有很好地利用。
在游览长城时,两国宇航员又发生了一点小小争执。当记者采访他们时,罗斯上校坚持说,在航天飞船上看不见中国的长城。列昂诺夫将军却坚持说能看见。
手抚着长城的砖块,列昂诺夫将军感慨道:“这是长城,它已经活了两千多年了,太伟大了!”
将军一边登高,一边向电视台记者发表观感。他说:“两千多年前,中国人修筑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那时,长城是一道防线。而现在,我在长城上看见了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他们欢聚在长城上,彼此友好地打招呼,就像一家人一样。我觉得,长城已经成为一条纽带,一条联结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的纽带。”将军话语一译出,立刻引起一阵欢呼声。
而罗斯上校很快地登上烽火台,然后站在高处一览众山小,感慨道:“太壮观了!太伟大了!”
列昂诺夫将军多次给中国青少年讲第一次在太空行走的故事。
那是1965年3月18日,列昂诺夫和指令长帕维尔乘“上升2号”从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飞船进入轨道后,列昂诺夫便开始行动。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走”在开放的空间,许多困难是预料不到的,列昂诺夫从心里做好了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的准备。
当他轻轻推开过渡舱盖,一下子就像瓶塞子一样弹出舱外。浑身轻如气球,人在太空中不停地翻滚。漆黑如深渊的宇宙空间远远近近悬浮着那么多星星,由于没有空气,星星只是静静地亮着决不会闪烁。
最要命的是太阳像光芒刺眼的聚光灯直射而来,由于当时造的宇航服设计和制作上对导热与温控考虑不周,面向太阳的一面是140度高温而背向太阳的一面是零下140度。所以,列昂诺夫不得不在太空中不停地旋转,才没有被烤焦或冻成冰棍。如今的宇航服就完美得多了。首先,衣服的表面采用导热系数极高的材料,不会一面极热一面极冷;宇航服上还有一个按钮可以把衣服里的温度调得舒适。列昂诺夫以极大的毅力在开放的太空中“行走”了十五分钟。
他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返回过渡舱时无法将舱外的照相机取下放入过渡舱。他一次又一次重复做同样的动作,照相机总要飘出来。最后,他不得不用脚死死踩着,照相机才没有乱动。紧接着是最大的难题。当他试图进入密封舱时,被舱门卡住了!原来外太空的压力小,使他的宇航服膨胀得厉害,头盔里的汗水变成了蒸气使整个面罩被雾住了,眼前一片模糊,他的心在怦怦急跳,换了几种方法都挤不进舱门。最后,他终于想到给宇航服减压。经过三次尝试,最后把衣内的压力减少至0. 25个大气压时,它才瘪了下来。列昂诺夫终于爬进了密封舱门,真是万幸!
那次太空之旅还出现了更多的不测。自动导航系统失灵,飞船竟偏离轨道,在预定地点以西1300公里的乌拉尔山区降落,在终年积雪的山上冻了一夜。
在月亮湾,宇航员讲的太空故事太精彩了。有听众问到失重的滋味时,别列佐沃依上校避而不答,却请了成都玉林中学的一位志愿者“合作”。这位同学按他的要求,倒立两分钟。到了一分半钟,这位同学已经支持不住了,在上校和同学的鼓励声中坚持下来,问这位同学的感受如何,他说,浑身的血往头部涌,头上像一块铅压上去,真不好受。上校一阵哈哈大笑说,这就是失重的滋味,我要在太空享受七个月这种滋味呢。
在中国的一周,宇航员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欢腾的人海。在成都月亮湾体育中心,人们排着长队等待宇航员签名,汗流浃背挤在一起,听宇航员讲太空故事。有个小女孩为了得到宇航员的签名,悄悄钻进了宇航员就餐的餐厅,正要走近列昂诺夫,被工作人员发现“逮”了个正着,小姑娘哇哇大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喊:“我还饿着肚子,一直在等签名!”将军一看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刻停止了用餐,带头在小姑娘的本子上签了名。以后,只要看见有举起小本子的中国孩子被警卫挡在一边,宇航员们都会主动走过去签名。
香侬• 露西德还透露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她是在中国上海出生的。她特别喜欢中国小孩,不管在长城还是在峨眉山,她不厌其烦地给小朋友签名,跟小朋友合影,有时还把小朋友抱起来。
无论是看乐山大佛,还是爬峨眉山,杰利.罗斯上校都牵着或扶着妈妈,生怕有点闪失。在我眼中,宇航员虽有高贵身份,却是心地善良的平凡的人。
最令我感动的是,三名俄罗斯宇航员在安排得非常紧的日程中,挤出时间,在《成都商报》的安排下与SOS儿童村的孤儿们见面。自始至终,格列奇科博士眼中都含着泪水,他抱起一个只有四岁的小男孩说,我也是个孤儿,在收养所度过童年时光。我的童年时没有鞋穿,整天吃不饱,我看见了成都SOS儿童村的孩子们穿得这样好,身体结实,我为他们高兴。
还有一段趣闻,是有关“中国的旋转餐桌”的故事。
对于成都的美食,五位宇航员都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特色川菜,成都小吃,让五位宇航员赞不绝口。美国宇航员罗斯上校说,川菜厨师用的是极普通的原材料,做出来的菜是世界一流的。罗斯妈妈更勇敢,没有吃过的菜,哪怕看起来很辣,也要夹一筷子尝尝,然后推荐给大家说:“味道妙极了!”列昂诺夫将军最怕热,一落座,第一件事是:“BEER(啤酒)。”于是,一大扎泡沫翻滚的冰镇啤酒送上来,将军一口闷去半扎,才开始说话。
在成都,俄罗斯宇航员第一次看见了一按电钮就旋转的餐桌,大为称奇,说:“中国人太聪明了!”原来,俄罗斯人包括一些西方人就餐,一人一只盘子,盘子里有餐具。在家由老奶奶或老母亲掌勺,将菜肴或汤类盛入碗碟之中,吃完再添。在宾馆餐厅则有服务生掌勺,不断添菜上菜。若是有很多的菜,就要换很多碗碟。中国的旋转餐桌,真是好处多多。首先,美馔佳肴重重叠叠就有让人眼花缭乱的效果;再则桌子一转,烧菜的浓香,拌菜的清香,炖菜的热香,炒菜的喷香形成一道香雾,扑鼻而来,让人未动筷子腮帮子先发酸,口中生津,食欲大振。三则,人挨人而坐,有亲切感。我给你夹一筷子菜,你给我敬一勺汤,活跃了气氛,增进了友谊。最为重要的是,每道菜都会旋转到你面前,由你主动选择,取食方便。
于是,每餐饭,都有了“开餐仪式”——请军衔最高的列昂诺夫将军按动电钮,让餐桌中心那块圆玻璃转起来。好像那是拜科努尔基地指挥洲际导弹发射的按钮,只有列昂诺夫将军才有按电钮的资格。
领略了旋转餐桌的种种妙处之后,3位俄罗斯宇航员决定各带一只旋转餐桌回国。我当时想,他们大包小包已经装了不少中国货,再带一只餐桌,岂不累赘?特别是又厚又重的那玻砖,扁扁的,圆圆的,又易碎,用草绳无法捆绑,用大纸箱包装太夸张,我建议他们只带环形的圆盘和开关动力那一套东西。回国后,到玻璃商店去买一块圆形玻璃安上,岂不少了运输上的麻烦。可是,将军坚决不同意。那表情,仿佛在说,那么困难的太空行走我都做到了,带一块玻璃回国有何难哉?而博士则以严格的科学态度说,他们要携带原汁原味的全套的中国旋转餐桌回国。关于光溜溜的一块圆玻璃能否登机的问题,他们也有准备说,实在不让走行李包裹就只好扔了。
8月5日下午,天气酷热。我们送3名宇航员去机场,他们七八个大箱几个编织袋包包已让机场的小姐头疼了,又有3张没有包装的圆玻璃,实在无法托运。小姐再灿烂的笑容也无法消除将军脸上的无奈。
这时,翻译突然想到,3名宇航员将乘四川航空公司租用的图-154飞机,从成都先飞乌鲁木齐,再飞阿拉木图,机组人员全属俄罗斯空军。当翻译将此信息告之将军之后,将军大为高兴,立即让机场通知机组,赶快来“晋见”列昂诺夫将军。
离起飞时间不到一刻钟。全体机组人员身穿空军制服,领带挤紧了脖子,顶着烈日从停机坪来到检票大厅。个个满脸涨红大汗淋漓,一字儿整齐排开,像在接受检阅。为首的机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向将军报到,请将军作重要指示。
列昂诺夫的指示,谁都能猜到:“我命令你们,把这3块圆玻璃给我扛上飞机。”
立即有3个牛高马大的空军军官出列,轻而易举地把3块圆形玻璃扛上肩,迈着军人的阔步,朝机场里走去。将军一行,在后面大笑。别列佐沃依上校眨眨眼睛,对我们说:“你们瞧瞧,将军总是有办法的。”翻译一直送他们到了乌鲁木齐。中国的旋转餐桌经几千公里云游,安全飞到了莫斯科。我眼前突然冒出一画面:中国的旋转餐桌四周,围坐着欢乐的俄罗斯宇航员家人,他们吃着喝着笑着,为友谊干杯。
我想,我们蓝色星球,就是一个旋转餐桌,70多亿地球人都围着它吃喝。我们真应当珍惜它。
我讲的是24年的故事。由宇航员讲的太空故事,我常常联想到韩松的代表作《宇宙墓碑》。从地球上,透过大气层看天空,白天湛蓝的天空,白云飘飘,到夜里银河在天,星光闪耀。而走向太空——那是无边无际的,漆墨得像沥青一样的冷酷的空间,星星如黑板上的图钉,不会闪烁。离地球最近的,可能有生命的半人马座,是2.5光年的距离。就像《宇宙墓碑》所描述的那样,经过数百年的探索,除了人类在太空留下冰凉的墓碑,没有任何结果。反过来说,当我们明白了地球,是宇宙中存在生命的一颗孤独的星球。让我们会更加珍惜她,爱护她。
这一颗蓝色的星球,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信息大爆炸,科技高速发展,真让人眼花缭乱,欲望疯长,甚至给野心家、阴谋家、反人类的狂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人类的未来,不管如何发展,必须坚守一条共同的道德底线。当年,阿西莫夫立下了“机器人三定理”;200年前,伟大的歌德用诗,高度慨括人类应当具备的“三种品质”:
愿人类高贵,善良,乐于做人!
高贵,就是反庸俗,不断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善良,就是心中有大爱,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就是心甘情愿地为大众服务。
无论明天的人类如何发展,老歌德的“三种品质”,对人类而言,有着传之万代的意义。
谭楷答《南方周末》记者问
《南方周末》:今年是航天年,近有中国宇航员首次登上天宫号空间站,远有“天问一号”登陆火星,全世界沉寂四十多年的星际探索又复苏了。有个老话题今天仍然值得问:你觉得星际探索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谭 楷:星际探索,要解决许多难题,可以加速激励科技发展。从人文价值来看,我觉得是“反庸俗”——人类的生活越来越舒适,享乐主义甚嚣尘上,精神上却越来越空虚,苦闷,不求上进。俄罗斯作家契诃夫说:“没有比庸俗更可怕的了!”五百年前,哥白尼就说过:“人类的天职就是勇于探索。” 星际探索,让人类仰望星空,挑战自我,走出庸俗,这就是它的人文价值。
《南方周末》:你在做科幻的四十多年里也在做大熊猫保护工作,你还多次带国内外的科幻作家到卧龙自然保护区去看熊猫,你们在那里聊些什么,大熊猫给你们什么创作灵感?
谭 楷:与科幻作家聊大熊猫,聊得很多。大熊猫在地球上生活了800万年,比人类古老得多,号称“活化石”。与它同时期的许多动物都灭绝了,它神秘地隐居竹海,活下来。它的形象非常独特,很有科幻色彩,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会旗,几乎所有的科幻作家都喜欢它。最为典型的是2007年8月尼尔·盖曼抱着熊猫照像时说的一段话。2007年8月,我陪同好莱坞金牌编剧尼尔·盖曼先生参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他作为中外科幻作家的代表,抱着熊猫照了一张相之后,发表不同凡响的感言。
“将一岁大的大熊猫抱在膝盖上,这种绝对的幸福胜过其它许多奖励,包括奥斯卡奖。对于作家,这种经历完全值了。说真的,如果每个月人们都能去与大熊猫亲密接触,我猜想,世界和平与融合将于一周内实现。”
《南方周末》:你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你觉得该如何培养一个孩子的想象力?如果一个成年人想开发想象力,还来得及吗?
谭 楷:成年人,因为有了固定的思维模式,想开发想象力就比较难。而孩子,就不一样。1997年,开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谈到了比尔·盖茨时,赞不绝口。而美国科幻作家詹姆斯·岗恩教授不以为然说:“比尔·盖茨,不就是一个科幻迷嘛!”确实,中学生比尔·盖茨就不断出现在各种科幻集会上,抱一堆书请作家签名。他的私人图书馆收集了3000本书,全是科幻小说。他的合伙人保罗·爱伦更是狂热的科幻迷,收集了5000本科幻小说。有人分析比尔·盖茨的成功,得益于他的“科幻头脑”。所以,根据这个典型事例,我认为,阅读科幻小说,是培养孩子们想象力的最佳途径。
本部分采访内容来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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