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NASA的预算数字正朝着反方向走(目前不到180亿美元)。而这一削减不仅仅是华盛顿财务困境的一个体现,它也反应了公众对于该局成就的矛盾态度。从最为实际的层面看,那些基于载人航行的最好的科学研究——从1970年代的天空实验室(Skylab)空间站到航天飞机和国际空间站——都和宇航员出现骨质疏松、视觉模糊以及其他因失重造成的健康问题不无干系。如果人类要在太空里创建一个未来,载人航行将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研究。但它存在着循环逻辑的特性:我们必须不断把人送往太空,才能理解人类会在太空中遭遇什么。“那些不是NASA或航天社区一分子的人,他们可能见识广博,但他们不会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看到实际的用途,”曾任NASA历史学家的劳尼厄斯说,“他们会挠着头皮问:为什么我们要付出这些代价来做这件事?”
到这里问题就变成了:当我们用太空航行来表达我们想用最雄心勃勃的可能的方式去探索世界的欲望,我们该以何种程度珍视这种探索的固有价值?
斯坦•洛夫(Stan Love)拥有天文学博士学位,参与过NASA的几十个项目,不过他名片上的一个单词的头衔最好地总结了他的角色:“宇航员”。他在2008年乘航天飞机“亚特兰蒂斯号”(Atlantis)前往太空站,有过两次天空行走。他说,人类开展太空任务的理据应该很简单:“探索是人们所做的最好的事之一。行之不易的探索给我们启迪。我们学到新东西。常常,我们学到的东西在当下看起来是没有价值的。”
为什么不让机器人探索就好呢?“身为人类,我们喜欢人来做事。如果你需要的就只是科学数据,那么,当然,送机器人去就好了。但是身为人类,当人去做那些事时,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情感上的牵连。”
洛夫补充道,即使缺乏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上的原因,一次启发灵感的探索之旅也值得起其花费。他说,和人类为了满足其“贪婪和争强好斗的原始冲动”所消耗的金钱和力气相比,这笔钱可算是个小数字。
可能有一个容易的解决方法:如果人们想去火星,那么他们应该自己来计划和出钱。确实,几家公司正在证明他们能够比较高效率地开展太空探索。其中之一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也叫SpaceX。这是一家私人企业,为NASA执行向太空站发射火箭的任务。它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卡(Elon Musk)梦想去火星。他说他想在12到15年内把人们送上火星。
不过,这一目标似乎极大地低估了技术障碍。SpaceX正在建造一台能把机器人设备运送到火星的重型火箭,但要把人送上火星需要更大更昂贵的火箭,而马斯卡并不曾透露有建造这样一台火箭的计划。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说过将如何开展其他艰巨的任务,比如为旅行者提供食物(他通过女发言人拒绝对这个问题做出评论)。而就算这样一种私人性质的努力能够创造和研发出所需的技术,火星旅行的物流管理难度如此之大,单单太空旅行这个新市场必定无法提供它所需的全部高昂花费。换句话说,它将需要能为该项目提供专款的大型机构比如宇航局或几家机构的联合体。
剩下的问题是要说服公众这是一个值得的目标。而即使在NASA内部,人们对此都意见不一。在喷气推进实验室里制定NASA太阳系探索任务的布伦特•舍伍德(Brent Sherwood)主张,既然该局受到经费限制,把用来送人上火星的资源用到其他人类探索太空的努力上会好得多。他支持殖民月球、太空旅行、从环地轨道获得太阳能等行动。“我是个太空建筑师。我希望看到我们在太空里做很棒的事,”舍伍德说,“我只是不相信这很棒的事只限于在40年内让六七个人访问火星。”
54岁的舍伍德1988年踏入航空业领域,当时他为波音公司计划人类火星计划。他视德雷克为老友。他说,和其他许多他们这个年纪的人一样,他和德雷克都受得阿波罗号登月的鼓舞而加入到太空项目中来。但他认为,阿波罗号的传奇带来了过大的光环,使得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月球之后就该是火星了,而实际上登月是冷战所导致的异常事件。“那么多年来,布雷特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我看到我们是怎么变老的,”舍伍德惊叹到,“我们这代人因为阿波罗号的激励而参与到这个事业中来,我们以为我们来这儿要做的事,如今变成了一个受限的、有些老旧又稀奇的梦想,而我们被困其中。我觉得这尤其叫人伤感。”
NASA的真正使命是什么?这个问题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得到过充分、恰当的答案,无论是政客、航空专家还是NASA自己给出的答案。与此同时,布雷特•德雷克和他的同事们仍在竭尽所能让火焰不熄,只为可能会到来的这一刻做好准备——如果我们的社会下决心做些根本而宏伟之事,仅仅是因为我们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