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毒品和自制力：青少年的大脑如何规避风险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青少年大脑发育的Ronald Dahl表示，在青少年的大脑中“冒险活动推动了许多早期工作”。“这是获得成功的一种途径，所以要被强调。”

早期的理论关注发育中大脑的一种感知不平衡。和（大脑中）冲动相关以及提高激励响应的区域，尤其是社交区域，提前就被推动起来；而那些支配认知的过程，比如工作记忆，则会在整个青春期平稳发育。

神经科学家将青少年大脑中浮现的图景比作一辆发动机飞转且刹车失灵的汽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影像研究者Ted Satterthwaite认为，这与发展的数据相符，但不适用于那些并无冒险倾向的青少年。比如2016年对超过45,000名美国青少年做的一份调查显示，其中61%在17~18岁期间没有尝试过吸烟，29%没有喝过酒。

如今大多数神经系统科学家承认，神经系统发育到不同程度并不意味着大脑不平衡。Satterthwaite 解释说：“这是个脆弱时期，但这种脆弱并不是因为他们大脑中有什么东西出了差错。”

因此工作转向了研究更大范围的冒险和环境影响。Dahl表示，对许多青少年而言，冒险存在于相对温和的体验中——比如为朋友打抱不平和邀请某人去约会。“进行社交冒险——这是较为显著的情况。”

忙碌的社交活动

近年来，研究已经开始定义社会因素对风险的影响机制。2009年，费城坦普尔大学的心理学家Laurence Steinberg，邀请一组青少年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仪上玩“懦夫博弈”——一种电子游戏，游戏者需要在6分钟内驾车穿过难以置信的20个红绿灯。当第一盏灯变为琥珀色（或者说黄色），部分受试对象选择继续（行驶），另一部分则停下来等它变绿；有时候加速闯灯获得了回报，但有时候也会被撞。

当青少年单独受试时，他们冒险的频率和成年人相同；但当Steinberg告知青少年他们的朋友正在隔壁房间观察（其表现）时，他们冒险的次数会显著增多。在由Telzer和其同事主持的一个类似实验中，当被告知其母亲正在看着时，青少年的冒险次数则会减少。扫描仪显示，在受朋友影响的冒险行为中，（青少年）大脑中类似腹侧纹状体那样的激励反馈区域更加活跃。

神经系统科学家已经将这一游戏用于评估社会地位对青少年冒险倾向的影响程度。在一项由来自俄勒冈州大学的团队所做的研究中，提前已知有两名同龄人在观察其表现的青少年受试者被要求躺在扫描仪上玩该款驾驶游戏，之后研究人员再让他们去玩另一款电子游戏——在那里他们不被允许和相同的同伴玩扔、接球。

当经历社交挫折后重新投入驾驶游戏时，那些坦言自己对同伴的影响更敏感的青少年明显采取了更多冒险行为。之所以演示这一案例是为了说明大脑中的颞顶联合区在处理他人看法时表现得更活跃。在另一项研究中，Telzer和同事发现那些在社会中更多被拒绝和受伤害的青少年更爱冒险。这项工作旨在搞清楚哪些青少年最易受到影响。“如果我们弄明白在什么情况下青少年会吸烟和做出好的或坏的决定，就能够将他们推向更好的处境，”Telzer表示。

同伴也会有积极的影响。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青少年被要求在10位同伴的注视下选择在一款网络游戏中捐款与否。如果一名受试者在捐款后得到其同伴的认可——由一幅“竖大拇指”的图标表示——他（她）就会在游戏过程中捐更多款。（虽然相反也会如此。）Telzer说，“有一种假设认为青少年的朋友总会带来负面影响，”然而现实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

有趣的是，叫停不健康冒险的大脑系统似乎也会帮助青少年采取有益的冒险。腹侧纹状体的活动显著增加了多巴胺受体数量，和青少年能更敏锐地感受到积极而冒险的行为所带来的奖励密切相关。

Telzer的研究表明，当做出帮助他人的决定（譬如捐款）时腹侧纹状体更活跃的青少年，长远来看会采取更少的冒险行为且相较于成人更不易得抑郁症。“这里边有许多阴阳（调和），” Dahl说。

Galván指出，这些在实验室中作出的研究有许多局限之处：在扫描仪上很难重现青少年忙碌的社交活动。“如何模拟周六晚上或周二下午一个寒冷的实验室里发生的事？”她问道。这些研究更可能得到的是一个青少年的冒险倾向而非在真实社会中冒险的可能性，Galván补充道。

另一个问题是，一般说来在一项研究中青少年只能进行有节制的冒险。“关于青少年冒险，我们了解到最多的信息通常来自相对标准的样本，”Telzer说，“而非青少年参与的高水平的冒险行为。”危险的冒险行为只出现于青少年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应对风险的方式和其他同龄人大不相同。

高风险研究

2015年，Telzer针对因严重违规被学校开除的青少年进行了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她的团队请他们躺在扫描仪上并在屏幕上显示除X以外的字母时按按钮，否则不按。带有社会意义的图片——正面的有青少年在海滩上欢笑或玩游戏，负面的则包括一群人针对某人等——同样都出现在屏幕上。大多数受试者在（屏幕上）出现正面图像时错按了按钮；他们的认知控制被正面图片蒙蔽。腹侧纹状体上的活动水平一前一后上升。但在这些被罚退学的学生中，那些令人嫌恶的图像影响了他们的表现。Telzer解释说，青少年自制力的缺乏可能和他们对社会刺激的差异性反应相关。

Telzer表示，科学家们已经假定那些采取最冒险行为的年轻人反映了标准青少年大脑轮廓的一个极端。但假如他们是“一些非常不同的青少年”呢，她补充道。

关于冒险的研究已经开始告知美国司法体系。当局正考虑宣布，比如可能削弱青少年自制力的因素。研究表明在不带有感情色彩的情况下，青壮年处理认知型任务和年长者一样好；但当出现情绪波动时，前者的表现会差很多。这和其他研究共同指出，情绪稳定和感情激动下的犯罪应被区别对待，或者说情绪会引导决策。类似的研究可以提供世界青少年做危险事情的高等级冒险的方法。

去年Steinberg就有关青少年犯罪判决的五起诉讼案件作证。在听取了他所给出的关于情绪影响青少年决策的证据后，肯塔基州一座法院决定将个体接受死刑的年龄线提高至21岁。同时这些证据已经被纳入关于21岁以下罪犯能否被判强制性无期徒刑且不准假释的考量中。

科学家们为这些发展中的研究有可能指导政策感到非常兴奋。但也有一些人，比如Satterthwaite 和Galván，指出了一些法庭上对个别案例应用fMRI数据时会遇到的挑战。从神经影像研究中得到的数据通常反映的是所有受试者的平均值，所以据此得到关于某一个个体大脑的结论是有风险的。“坦白来说，我不赞成运用神经影像，” Satterthwaite说，“其中的干扰太多了。”

这些数据同样不适合用于诊断，但面对那些根据青少年大脑对风险作出的反应可能发现抑郁症和焦虑的早期症状的证据，Satterthwaite又感到非常纠结。他非常希望这些研究能达到指导临床治疗的程度。“就好比你在生命垂危时向我寻求帮助，并且没有留下任何诊断测试、影像或是实验室测试结果——那是中世纪的（做法），”他说。

关于青少年冒险更广泛的研究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减少了危险行为。比如说，睡眠不足的青少年更易于出现诸多冒险行为，包括吸烟和性行为等。有许多研究是关于通过推迟上课时间来增加睡眠时间（由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和美国儿科学会这样的国家主体支持的一种策略）的影响的，它们表明包括冒险行为在内的一些问题在学校推迟上课后出现改善。学会建议8:30或更晚上课；全美数百所学校已经推迟了第一次打铃的时间，但2014年初中的上课时间仍是8:00。

Steinberg主张限制首次接触风险的程度，比如将购买烟草的最低年龄线提高至21岁，以及禁止在学校周边300米范围内售卖酒品。他说，这可能比基于告知学生们危险的方法更奏效。其他政策旨在消除危险行为出现的机会。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爱尔兰和美国的驾照制度强迫年轻司机在被允许单独和青少年乘客开车上路前积累经验。已经证实这些类似的方案能够减少年轻司机的伤亡。

但是有一点风险也是好事，Casey表示。“我并不是说让人们不去冒险，”她说，“而是希望能让他们在安全的环境中长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