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查德·霍奇斯（Richard Hodges）为被起诉持有可卡因和入室盗窃罪辩护时，他显得有些精神恍惚，并不停地问一些与辩诉无关的问题。当法官命令霍奇斯接受神经心理检查和磁共振成像(MRI)测试时，结果却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专家们总结说，霍奇斯是在装样子，他的辩护将会因此而暂停。
但专家们回顾2007年的案例时表示，霍奇斯这种表现是一种新兴趋势：刑事辩护越来越多地利用神经系统的证据（心理评估、行为测试或大脑扫描）来减轻惩罚。被告可能会把早期的头部创伤或大脑障碍作为他们行为背后的潜在原因，并希望法庭做出判决时能考虑到这些因素。这种辩护措施已经使用了数十年，不过大部分用于死刑案件中。但随着近年来科学的发展，这种做法正逐渐应用于从毒品犯罪到抢劫等刑事犯罪案件中。
哈佛大学脑科学中心主任Joshua Sanes说：“在审讯或宣判阶段，包含神经技术引证的案件数量激增。”但他补充说，这些尝试可能得不到技术背后科学的有力支撑。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科学与社会倡议（Initiative for Science and Society）教授、法学教授Nita Farahany的一项分析显示：“仅在2012年，就有超过250个司法意见（比2007年的数字翻了一倍还多）引述了被告用各种形式的争论试图证明‘他们的大脑让他们这么做’。”他补充道，最近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每年420人左右。
即使不允许律师在法庭中援引神经科学，这仍然会影响一个案件的审理：一些被告反而会以神经科学被疏忽为根据来质疑他们所获得的辩护资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anes, Farahany和其他美国科学院、工程和医学委员会的成员将于周二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来讨论所谓的“神经性辩护”。
“这次会议着重于长远的方向，关注的不是如何执行这种辩护，而是这种辩护在法庭上的可接受性。”该委员会联合主席、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研究中心主任史蒂文·海曼（Steven Hyman）在写给《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这次聚会很可能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神经科学和遗传学应该如何在法庭上使用——当一个人有完整的生理行为的时候，大脑扫描显示出的损伤应该如何用于残疾评估。另一个有争议的讨论点是，近来关于大脑的影像（通过脑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和捕获大脑活动时的电信号的脑电图测试获取）如何与计算机算法相匹配，进而重现一个人所看到的东西或其他感知的概念验证。
该委员会还将讨论基因在法庭上的作用——这一趋势正逐渐减弱，而与此同时，神经科学在刑事案件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根据Farahany的一篇未发表的评论显示，2013年有18起司法意见中提到遗传学，2014年只有10个，2015年这个数字降到了7。她说“现在还有很多未被考虑进司法判决的援引证据，但如果它们与案件的结果有关联，那么它们就会被讨论。”Farahany认为，这一下降是由于把基因突变与犯罪倾向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功，同时科学家们仍在继续研究更多大脑影响行为的细节。
目前大多数神经科学以心理评估或行为研究的形式用于法庭。根据Farahany的研究，从MRIs或CT扫描中得到的大脑的即时快照只出现在大约15%的涉及神经科学的司法意见中。但在会议召开之前，委员会成员就慎重地表明大脑扫描在不久的将来会越来越多——是时候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了。
“神经性辩护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领域，而且很容易被大肆宣传和夸大描述。”Sanes说。但在会议上他表示：“我们相信我们能得到优质探索途径的反馈，并得到一些关于如何开展全面研究的建议。这次会议仅仅是一个起点。”
翻译：郝豪
审校：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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