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复杂的，因为它充满了歪曲的情节和不同的观点——然而我们对它的讲述却应该折射出真理。
科学与任何事实一样，就好像一个情节曲折，也不乏反转的故事，充满了憧憬与期待。一组基因学家发现了人类基因组的“叙事潜力”，他们发现基因的故事几乎藏匿在那双螺旋结构中的每个阴暗角落。由于这些症状或特征大多只是相似，或在家族内有相似性，科学家能讲述的故事也很少相同，不过也不失为是打开通向关联的遗传学的一扇窗。
“结合人类基因组本身带有许多有害变异的事实，显而易见的是，所有的人类基因组都有高水平的‘叙事潜力’这些会使人们觉得一些事情很有联系，但实际上这种感觉在数据上并没有说服力。”那些科学家们写到。退一步说，与基因有关的故事似乎都很有说服力，却大都不准确。
如果说讲故事是关于信仰的，那么科学故事就应该具备正直性，这不光是做出决定的基石，也是处于“后真相”时代人们追寻科学，真理道路上的指明灯。“后真相”时代是另一种描述后现代主义的方法，相对于纯粹的事实，它更多与随处可见的犬儒主义，讽刺，不断变化激情与投入程度，以及事实的构成和看待故事的角度有关。可惜的是，科学本身从来就没有完全逃脱过这些文学趋势的束缚。
科学家们有他们自己选择相信的历史和事实，而像基因这样的分子在不同的情况和生态位下总有不同的用处。斯坦福大学文学系教授Robert Pogue Harrison指出，“永恒的真相”在文学，甚至在科学中是不存在的。科学确实会进步，但科学故事却大都是破碎的，不统一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观点和科学事实的对立也变得明显，因为科学自身就存在问题；归类都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构造数据，这也是对种族的区分颇具争议的原因，但这也是癌症和身体状况失调得继续被重新归类的原因。
科学写作的未来势必充满对立与矛盾, 相比之下，流行文学大都讲述了一场完成追寻自然真相的神话。所以，它应该免除渗透在流行科普文学中的理想主义——一种人类本质是完美的观念，一个由扎克伯格-陈基金会种下的流行观点，称它能在一个世纪内“治愈所有疾病”，或像微软说的那样，它在十年内可以“解决”癌症的问题。
相反的，作者应该要实事求是地阐述生物的概念，并灌以在许多情境，生态位中有用的基因权衡。拿绘制出人类基因组的序列或是大脑神经的分布图来说，我们得到的不会是简单的示意图，而会更接近于不断竞争演化，却并没有进化或退化到哪里去的生态——这样看来，也许科学只是把我们引向更多各执一词的故事中去而已。
物理也可能将会放弃万物理论的理想主义，或至少放弃只用数学模型就能描述整个宇宙的美好想法。如果比喻唯名论是正确的形而上学，那宇宙间将不存在普遍的规律，只留下有典型特征的例子。自然的状态将从随机的相互作用中进化而来，不包含任何的逻辑。所以说，如果物理真的有统一的那么一天，值得强调的是，它可能不会趋向也不会远离任何理想的状态，所以时间没有尽头，也没有确定的状态。如果科学论文是因为这种理想主义才让人兴奋的话，那当现实偏离理想时，结果将会让人失望。
科学的未来应该要为现在的乐观主义画上一个句号，露出它并不完美的真实面貌。伽利略和达尔文时期的科学被认为是异教徒的邪说，人们也因此噤口不言，但至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它有了起色。我相信它将会进一步改变，变得更加清明。
最近几年，科学文章显得过于理想与幼稚，因为当人们转向数据分析，机器学习，或是用大数据来解释生活，解决这些矛盾时，没有承认这些矛盾是伴生在科学中的，也是思考时必经的过程。如果科学不是一场一直包含矛盾的永久持续的谈话的一部分，而科学文章的读者又太过天真，那这一切将会引我们堕入虚假乐观主义的陷阱中，或甚至促成像William James 称为科学绝对主义，或是权力的表达的形成。
科学的叙述过程确实揭露一些事实真相，但大多数被地位力量所影响的研究，都只是一系列充满问题的事实集合。比如说，一种新的高价生物药品和一项关于 CRISPR-Cas9基因序列编辑工具专利的战役就是一种从探索科学价值到如何利用科学的叙述来获取地位优势的犬儒主义的例子。《生物伦理之外：新的生物科学政策》（Beyond Bioethics: Toward a New Biopolitics）中一系列新的文章描述了生命科学是如何被过度的价值市场化吞噬的。这说明基于社会正义的新的“生物政策”与市场价值同样重要。简而言之，在现代化开始之后，我们还苦苦挣扎于权威到底在什么地方的关键问题。
我对科学渗入文化的方式很感兴趣，或更确切地说，科学是如何成为长久以来现代主义破裂的解决方案的——十九世纪个人动机与意义的破裂，以及历史和传承。现代化可以说是为辩证法带去了末日，因为它使真相扎根客观现实，而与社会群体和阶级无关。近几十年，科学却被解释为一种幼稚的流行科学故事，这种科学故事充斥着简明的自救神话，解决问题的决心以及时髦的绝对正确的理论。
包括我在内的读者们，经常在流行科学文章中尝试找寻生命的意义。但出于某些原因，这些文字从来就无法满足我。首先是科学已被易谬主义所困扰——正如生命伦理学家Jonathan Moreno告诉我的原则那样，“除了逻辑与数学等之外，没有科学解释能够达到绝对的准确。”
其次是小说文学中的挣扎，充满了矛盾，进退两难的局面和失调。这在对现代化的问题上，比没有条理地探究科学似乎更重要。第三是科学家越来越受经济因素，专利，社会地位的限制，因此，使科学家坚持辨证主义就更加重要，这不仅仅是追求真理的使命，更是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动机与意义。
现代性一方面被掺入了理性主义和工业化主义的意义，但在另一方面，浪漫主义的反向趋势，使得人们陷入自然宏伟的背景中，并强调了非理性的成分，或者说存在本来就是没有基本意义的。因此，科学被自我意识所干扰，在工业的的要求下追求意义与秩序，然后再一次地，被困在那种秩序中。
我写过一部戏剧，叫做《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用Cripr-Cas9重新编辑人类基因序列》（Modern Prometheus: Editing the Human Genome with Crispr-Cas9 ），这是一部基于玛丽·雪莱的小说《科学怪人》（ Frankenstein）的戏；这部小说又名《现代的普罗米修斯》（The Modern Prometheus），我写这部戏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人类基因序列的工业革命”的新时代中，另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中，越来越多的人用科学来解决问题，指引他们的生活，这也许有些幼稚，就像雪莉的小说中写的那样，到了一定程度，对科学的投入会导致自我意识的缺失，接着科学家们便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
现代主义中暗示了信仰选择的矛盾，以及这些信仰是如何在时间中改变发展的，但许多人争辩说后现代主义的犬儒主义可以抹去这份矛盾。所以在后后现代主义，或者说超现代主义中，它得到了提升，作为令人不满的犬儒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讽刺的修正，并改善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人们意识上对被企业广告作为工具的事实的不信任 ，从而追寻在新真实（ New Sincerity）运动中对道德的重申，或一些发自内心的价值信仰。
这趋势中的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是试图重申信仰与信念的流行科学文章。我们之中有谁能不相信并热爱真实的科学故事？但超现代主义（meta-modernism）中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在信仰与犬儒主义之间的挣扎与徘徊。它的前缀是从metaxy中提取的，意思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运动。科学文章还应该从与超现代主义文学趋向的协同中受益，使得叙事并不只是身任神职般的科学权威与未受天命的普通大众之间的单向交流，因为它其中包含着矛盾与纠结。
科学故事中，真实与犬儒主义之间的矛盾，多是由科学中的经济压力引起的，但同时也与读者疲于在这么多的不同观点和研究结果之间选择徘徊有关。所以未来的写作应更多地关注事实真相的组合方式，或一些问责新闻，而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只写出新奇的内容。
作为一名作家，我对科学中信仰的摇摆与犬儒主义，大型科研机构取代教堂更应独有的地位的方式，以及科研机构为生活注入秩序与意义的过程都很感兴趣。但科学本身并不完美，更何况它还受异议，犬儒主义和浪漫情感的威胁，而这也恰好是自然，时间和它们的延伸作为科学与工业基础的最好证明。科学家和我们中的许多人，无论是否意识到，都经常抑制定义道德的矛盾与压力—— 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将永远存在于科学之中，没有消失的一天。
（翻译：费哲妮；审校：刘博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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