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Sam Edwards /华盖创意图库
为人母以后我才发现科研体系对于女性的工作晋升是多么地不公平。
生理特征决定了女性从生命之初就要承担生命的创造者和守护者的角色。怀孕、妊娠、产后的身体心理修复、哺乳、亲子联系、儿童护理及其相关的所有事情，都组成其生命的一部份，很大程度上是女性作为一种生物物种而存在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是女性全部的定义。可惜，由于现实生活的社会所迫，生娃反而可能阻碍女性追求其他的东西。
我是一名科学家、教授、科技传播者，也是两位可爱的孩子所崇拜的母亲。我参加出席各类会议来追求我的事业。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不在身边时要定时挤奶储奶起来这些经历后，我开始对评估母婴室的质量产生了兴趣。从中也能根据会议主办单位的母婴室条件了解到很多关于该单位的情况，比如，为哺乳或须挤奶的与会者精心准备有洁净舒适的私人空间，都会表明其重视父母，支持哺乳期女性的生理需求；没有这类空间又或是随便找个理由搪塞的，则相反。
我过去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当然，我曾强烈地意识到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一些其他挑战，在很多场合中看过也经历过性骚扰和性别歧视；我也意识到那痛心的统计数据结果所揭示的生娃对女性在职场上晋升的巨大负面作用。为此，我积极主动采取措施，以期反抗和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参加女科学家会议和工作坊，服务于多个解决女科学家面临的问题的委员会，参加各种支持从事科研女孩的延伸项目。
我是一名墨西哥裔美国人，对于那些弱势边缘群体里的女性遭遇的不公正尤为敏感。但由于我是白皮肤，享受到由此带来的白人特权，也因此见证了那些没把我当外人的种族主义者进行的诸多对话和决策。
但我真正体味到科研体系中女性工作晋升方面存在的巨大不公正是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从怀孕的那一刻开始，多数女性就不得不与恶心、神经紧张、下背痛、脱水、贫血、精疲力竭等健康问题做斗争。然而在美国，孕妇在职场上很少或几乎没有产前协助；提供给产妇带薪或不带薪的产假时间极其不够；新妈妈的产后医疗护理严重匮乏、不合理。尽管有堆积如山的研究发现都强调母亲身体心理健康对母婴的重要性，但国家支持妊娠和生产期间妇女的政策要么是空白，要么不合逻辑、缺乏远见。
对此，我可以结合我自身的经历谈谈，我的产后医疗护理只有一项快速的身体健康检查，随后填了一份心理健康调查问卷表，提示医生我的产后抑郁水平。但这也只得到像“尽量多睡”、“多喝水”、“要不尝试与理疗师聊聊？”这类的建议。当乳头皲裂，鲜血直流时，由于没有医生或哺乳专家能找到治疗方法，我只有借助手帕咬紧牙关坚持母乳喂养，最终导致我早早地就放弃母乳喂养，这让我产生一种深深的失落、愧疚、抑郁感。然而，当那些手拿干草叉，打着“母乳最好”的口号的示威群众，用他们自以为是的论断，让人在拿出一瓶配方奶粉时会羞愧得无地自容，我的感觉更糟糕。
我曾有过流产的经历，那种痛苦无可言表，剖宫产手术失败后，我患上了创伤后应激症，但那时没有被诊断出来，也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病情如滚雪球般越来越严重，最后出现严重的焦虑症，让我在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里开始怀疑，我的家庭如果没有我，生活或许会更好。
对于那些计划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女性，最终的命运必然是希冀工作时不想小孩，照顾小孩时忘记工作。职场妈妈就像只薛定谔的猫，这不但不公平，而且对个人、公司、社会都有负面作用。
我的孩子还小，很多创伤仍未愈合。我在领头做研究项目；给学生上课；尽我所能做成为最佳搭档、最棒的母亲、最好的社区成员时，它们都似现未现地压在我的心头，伴我度过每一天。有时在教职员会议上，我会朝四周看看议桌上的同事，心想他们内心可能在做着何种斗争，这让我感到没那么孤单。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些创伤，这些经历，我只是 代表众多职场妈妈发声而已。
我是一名女科学家，现在还是一位母亲，在由白人男性创造并为他们服务的体系里，与要经常待在家里的人搭档显然存在一些问题。很多女科学家因此要么被挤出科研体系外，要么就降低水平，做一些较简单的事情。有时，我会听到这样的感叹：“我们需要鼓舞更多的女性从事科研！”这时，我就在想：我们在这儿！我们想搞科研！但在满是偏见、男性主导的科研体系里，女性被迫要以加倍的速度才能在职业生涯轨道上追赶上男同事，女性又能如何前进？
有时，人们会问我为何要不厌其烦地继续选择这个如此敌视女性的职业，我就提醒他们，文化是在不断改变的，有些地方变化得快些，有些地方则要慢些。总的说来，不是只有科研界或学术圈才存在性别歧视，我在法律界、商界和娱乐界的朋友给我讲述的他们圈内的不公平事情，也让我惊悚不已。但多数人仍待在自己的岗位上，决心克服推翻挡在我们追求自身目标与梦想道路上的阻碍。我们站在那些勇猛的女性先辈的肩上继续前行，她们的努力使我们看到向目的地不断靠近的前行势头，帮助我们让那些享有特权的人，即使是那些享有特权较少的人停止享受特权。
几个月前，我趁着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周游了美国各地。与我而言，如果科学是一座城，会议就是这座城的城市广场。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纷纷聚集在这场特殊的会议上，分享他们的成果，了解最新的研究发现和技术，拓展新思路与合作单位，找寻灵感，会晤授权机构，招聘实习生，找工作等，总之，都是在扩展圈子。因此，我以前很喜欢参加这类会议。
然而，由于怀孕、喂奶、照顾小孩等问题和责任，过去几年里，参加这些会议的难度就上升了。但现在，在这场特殊的会议上，我既没有怀孕，也不用再给孩子喂奶了，我就是我所热爱的单位里的一名员工，拿着不错的薪资；我的丈夫也刚评上教授，终于，我们能负担起送小孩去日托中心的费用，于是小孩白天由日托所负责，丈夫下班回到家中就照顾我们的小孩。 我在会议中心里，靠在其中的一面墙上，阳光透过窗户倾泻进来，感到阵阵暖意袭来。于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抿了一口热茶，滚动着屏幕，如饥似渴地了解科研项目。我成功了，回到了我的工作岗位上。
我趁着演讲和海报展示之间的休息时间，在会议大厅里四处转悠，寻找母婴室。尽管我用不上了，但我仍然好奇今年的母婴室是否比去年的要好些。去年，母婴室距离主会议厅有着史诗般的旅程那么远，多数母亲因此放弃去母婴室照顾小孩，只好躲在附近的角落喂奶或在卫生间挤奶，以便不耽搁陈述时间。在卫生间挤奶实则令人不悦，这个我曾写过。你想，谁会愿意在卫生间吃饭呢？
随着研究不断进行，我很高兴地看到人们可以在会议现场照顾小孩，这点对于那些带着孩子一起来的与会者而言，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作用。尽管如此，大概那些处于职业生涯最为敏感时期的人，即是说，那些刚毕业的学生、读博后的人、新进员工通常都是最需要这些服务但目前还无法承担这些费用的人。我在攻读博后期间，甚至连给小孩多买一张机票，让他随我一起去开会的钱都负担不起， 更别提到了那儿还要支付照看小孩的费用了。
我发现这次会议的母婴室就在主展示厅附近，与去年相比，实为一大进步。我悄悄地打开门，不想惊扰到里面的各位母亲，令我惊讶的是，宽敞而又地理位置良好的房间里面竟然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我又仔细看了看，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发现房间里面有三幅自动弹出的窗帘，窗帘隔出的小房间里面摆放有一把标准的会议椅、一张婴儿护理桌、一把延长线散落其上。这场会议是我所在的研究领域里报名费用最高的会议之一，参会人员数以万计，孕妇保健科学方面的讲座达数百场，然而，这就是组办方提供的所有满足与会者哺乳需求的支持？
我气得握紧拳头，鼻孔都鼓了起来，闭上眼，深呼吸了几次，使自己平静下来。或许对有些人而言，为一个会议的母婴室而变得如此心烦意乱似乎有些傻，但对我来说，这些寒碜的设施条件表明美国在女性待遇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代表我在有了孩子以后仍然想要在竞争原本就极为激烈的科研环境中获得成功这个过程中所遭受的所有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与折磨。
我对那些在科学界饱受不公平待遇仍然坚持奋战的姐妹们涌现出一种母爱式的保护欲。就在那一刻，我抛开对职业报复的恐惧，公开向会议举办团体呐喊，要求他们做得更好，利用社交媒体作为我的发声武器，将我所见到的提供的所有寒碜设备拍照发到网上。其他的母亲、父母、盟友也都一一回应，将他们自己的照片、抱怨和求变之意发到了网上。
我与会议现场指挥部的一位代表会过面，提出改进建议，比如，举办方在协调相应资源时，应与一些有实际哺乳需要的与会者，或者专业的哺乳咨询师咨询商量。眼下，我提出一些使那些哺乳期的妈妈更加舒适的快速简易的改进之策。
暗了许多，营造出一个更为舒缓的氛围。那时，好几位妈妈都在房间里，好似很舒服地坐在沙发上，或是挤奶，或是喂奶。一切都显得恬淡安详，只有挤奶器那里传来微弱的嘶嘶声。我笑了，心里有种解脱的轻松感与成就感。一位正在穿蓝色格子花纹哺乳文胸的妈妈看见了我，回赠了我一个微笑。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许多会议举办方其实想要满足哺乳期的参会妈妈们的需求，至少是为了避免负面影响，但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去满足这些需求。于是 我制作出一个清单，上面列举出各种方法，帮助会议举办方将活动变得更具有家庭般和善温馨，对工作中的妈妈尤为有用，并说明了这样各方收益的原因。
我是基于自身的经验和视角提出这些建议，因此，我号召社会各界力量帮助解决儿童保育与会议之间的两难问题。与其他45位科学界工作的妈妈形成一个工作团体，其中有博后，有研究助理，有终身教授，有这个行业工作的科学家，有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有科学杂志编辑，还有一位总经理。此外，我们当中约有四分之一的人都是女性，在美国科学界里属于被忽视的群体。我把手稿上传到一个共享云驱动器后，立即就看到源源不断地有人在编辑、建议、修改。
通过数周这样的备受支持、鼓舞人心、富有成效的修改后，我们轻易地就在终稿上达成共识。里面详细叙述了多种方法，帮助会议举办方，无论会议规模大小，资金雄厚与否，支持父母尤其是为人母的与会者。我们把文章投给了一家顶尖的科学杂志，希望让更多的人知晓。这家杂志即使设有专门章节解决科学与社会交叉主题方面的问题，有影响政策的潜能，但我们还是收到一份拒稿通知，理由也都是陈词滥调，说我们的文章与他们的主题不相适。
我们感到惊讶，却并不气馁，又向另外一家杂志投稿，接着又是一家又一家。以前有杂志发表过无数这方面的文章，即统计结果令人沮丧，表明女性成为母亲之后，与没有孩子或男同事相比，要面临诸多不利形势。但现在既然有46位女科学家都聚在一起，协助解决这些问题，而我们的文章却不受关注。
我们用勇气和恒心为我们锻造出厚重的铠甲，因此，这些拒稿无法让我们灰心丧气。雪上加霜的是，人们不是没有注意到，向我们发来拒稿信的这些顶尖杂志编辑——信息传递着——是男性。他们会不会由于自身对这个主题缺乏深刻经历而影响到他们对我们文章的评估呢？虽然作为科学家的我们都知道，有关并不代表有因果关系，但它的确会促使人们做出假设。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想到，在顶级编辑岗位上需要更伟大的女性代表，才能为这个议题注入更多视角，找到更多的解决之道。我们的文章最后要被接收，都是有条件的。一些编辑想在全篇贯穿一些我们斗争的个人悲惨故事，另有一些编辑向大篇幅缩减文章，删去诸多的建议。我也收到一些男性群体的指责，如“那男士呢？父亲呢？你为何不把他们纳入文章作者之列，不讨论讨论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也对此作出了贡献！”实际是，他们（或常指的是合作伙伴）也有付出，我丈夫做的事比大多数人都多，但我相信，他会是第一个支持我这样说的人。如果男性能够历经怀孕的痛苦挣扎、经历分娩时身体被撕裂的剧痛、还继续竭尽全力用自身心血喂养他们的孩子、除此之外，薪水还没有他们的女同事那么多，受重视程度也没那么多，那么，我就承诺把他们的名字写进我们下一篇文章中。也只有在那时才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性联盟助我们创造并保护空间，解决我们现在的斗争。
最后，我们的文章在一位非常支持我们的男性编辑的帮助下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文章上线的那一刻，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希望看到会场上的变化，还是因为我不希望其他人经历我所遭受的痛苦和孤单。我希望各位母亲和那些正打算成家的人知道，我们46人乐意为她们大声呐喊，要求改变。与其说这篇文章是会议举办方的建议指南，倒不如说它是一份通过将在学术界等业界的父母需求正常化来讲述关于如何支持平等环境的蓝图。
我是一位母亲，一位科学家，一位走出产后抑郁的幸运者，我决心为消除性别差异献上一份力，为未来要踏上母亲这条路的姐妹们有更好的环境献上一份力。今天，我在会议方面采取了行动，明天，你们又将采取什么行动呢？
文中观点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杂志的观点。
撰文：Rebecca Calisi
翻译：赵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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