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瘟疫，伽利略的人生经验 

伽利略。图片来源：Pixabay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新型冠状病毒颠覆了我们的世界，迫使人们学习全新的工作方式。特别是对于科学家而言，艾萨克·牛顿一再被捧为“流行病带来生产力”的典范，因为他在1666年这一“奇迹之年”里，在英国乡村躲避瘟疫期间，发展出了他关于万有引力、光学和微积分的思想。

但是，与世隔绝和静思冥想只是瘟疫时代的一种科学模式，而我们很少有人能真正对此产生共鸣。伽利略·伽利莱，这位将望远镜变成科学仪器，并为新物理学奠定基础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亲民的、在危机时期进行科研的励志范本。事实上，伽利略在1630–1633年大瘟疫爆发期间经历了一生中最广为人知、最动荡不安的几年。

伽利略出生于1564年。1575–1577年，意大利大规模瘟疫爆发时，他还只是个生活在佛罗伦萨的孩子。这次瘟疫席卷了意大利北部，在威尼斯造成5万人死亡（占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伽利略的学业始于比萨大学，作为一名医学系学生，他自然会对这种臭名昭著的疾病有更多了解。尽管伽利略的父亲希望他从事医学研究，但他很快就放弃学医，转而研究数学和天文学。不过，他仍然继续阅读和谈论有关瘟疫的内容。

1592年，伽利略在帕多瓦大学（Padua University）担任了重要职务，并于1610年出版了《星际信使》（Starry Messenger）。这本薄薄的书记载了他通过望远镜所取得的新发现：以前从未见过的恒星从文字中迸发出来，山峰从月球表面腾空而起，新的“美第奇星”（实际上是以他的赞助人之名来命名的卫星）在木星周围的轨道上运行。同年，他的朋友奥塔维奥·布伦佐尼（Ottavio Brenzoni）给他寄来了一份自己最近出版的关于瘟疫的论文。回想起来，这是在提醒人们，伽利略在天文学领域的发现永远不能与地球上的事件完全脱离。

在伽利略的书信中，他经常提到1630年爆发于托斯卡纳地区的鼠疫。我们读到，当伽利略的侄子温琴佐（Vincenzo）逃到普拉托郊外的一个小镇上，留下伽利略及其幼子时，他是这样自我辩护的：“让我澄清一下，我决定来这里是为了活命，而不是为了娱乐或者疗养。”

伽利略的门徒尼科洛·阿吉恩蒂（Niccolò Aggiunti）的黑色幽默会让我们产生同感。他是比萨大学的数学教授，比萨大学停学后，他搬回佛罗伦萨与父亲同住，因父母的疏忽而哀叹不已：“我想好好活着……但他却要我健康地死去……只要我不死于瘟疫，他就情愿让我饿死。”1631年，伽利略最亲密的朋友、数学家贝内德托·卡斯泰利（Benedetto Castelli）疲倦地想起伽利略和他一起在罗马的时光，感觉“就像过了一千年”那样——回顾这几个月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会理解他是什么意思了。

瘟疫也成了伽利略完成最著名、最有争议的著作时遇到的挑战和机遇。1630年春天，伽利略曾在罗马试图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这需要通过他的科学协会（即山猫学院）来进行印刷，并通过梵蒂冈的审查程序以获得出版许可。然而，在那个夏天，佛罗伦萨出现了瘟疫，伽利略于是决定在当地进行印刷，这使得正常的审查程序变得非常复杂。《对话》的部分内容由罗马当局检查，而其他部分，包括最后的印刷品，则经罗马审查员的勉强同意，在佛罗伦萨进行管理。这种分离的、异地的、多机构的审查程序实际上为伽利略创造了空间，使他能够提出支持地球运动的更有力的论点。

1632年2月，伽利略的《对话》在佛罗伦萨完成。尽管佛罗伦萨和罗马之间的邮件通常只需几天时间，但由于瘟疫爆发，各城市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限制了旅行和货物运输。结果到了6月，仅有两份《对话》被送至罗马，7月又有6份到达。随着印本的增加，《对话》中的内容和论点越来越受关注。当这本书传到罗马的天主教精英圈子里时，教皇乌尔班八世和耶稣会士们立即对伽利略在瘟疫时期的放肆行为表示了愤怒。不到一周，这本书就被禁止出版。1632年9月，伽利略被传唤到罗马，在罗马宗教裁判所听证。当时瘟疫正在消退，对伽利略的审判即将开始。

瘟疫阻碍了伽利略著作的邮寄、出版和发行，现在瘟疫造成的拖延似乎对伽利略有利。他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并恳求在自己的家乡佛罗伦萨进行审判。“最后，总而言之，”在给他的朋友、教皇之侄、红衣主教和审讯官弗朗切斯科·巴贝里尼（Francesco Barberini）长信的结尾处，他写道，“如果我的高龄，我身体的诸多不适，我内心的痛苦以及这次不知何时结束的灾祸[瘟疫]都不足以撼动法庭的决定……那么我将动身出席审判。”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回应毫不含糊：伽利略必须前往罗马，否则他将被逮捕，被戴上枷锁并带到罗马。

1633年1月20日，伽利略开始了他的旅程，这段旅程持续了三个多星期，其中包括强制隔离。6个月后，他的审判结束了。伽利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罗马宗教裁判所面前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开始了从罗马到锡耶纳的回家之旅，回到佛罗伦萨郊外的阿切特里的别墅。在那里，他将在软禁中度过余下的九年人生。

对于伽利略所受到的谴责和审判，多数观察者关心的是他的想法，但他的女儿玛丽亚·塞莱斯特（Suor Maria Celeste），一位隐居在贫穷佳兰隐修会的修女，却远远地关注着伽利略的身体状况。在修道院的围墙后面，玛丽亚为他准备了一些食物和药物来预防瘟疫。1630年11月，玛丽亚随信附上了两份干药糖剂（即混合了蜂蜜的药物），来帮助伽利略保持健康。“没有文字标签的那一份是由无花果干、坚果、芸香和盐制成的”，并与蜂蜜混合。她建议他“每天早上吃饭前，服用核桃大小的剂量，然后立即喝一点希腊酒（一种希腊产的葡萄酒）或其他好酒，人们说这能提供很好的防护[防疫]作用。”

第二种药也应以同样的方式服用，但玛丽亚警告说这药吃着有苦味。不过，她向他保证，如果他想继续服用其中任何一种药，她都可以改进药方。这是一段遥远的、代际关怀的故事：这一年里，伽利略经历了瘟疫和宗教审判，玛丽亚则从修道院的围墙内，用医学和精神疗法来支持和帮助她深爱的父亲。

出于对父亲名誉的担忧，玛丽亚和伽利略的其他家庭成员在其回程途中定期给他写信，告诉他周边地区的瘟疫病例。在他们的定期来信里，包含了流行病学流言，当地新感染者的统计人数，以及那些康复者或死亡者的故事。当我们自己也因疫情与亲人分离时，我们应当记住在那段动荡岁月里，伽利略的家人是如何远程为他提供精神支持的。

伽利略的瘟疫岁月照亮了在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参与科学的现实。清楚明晰的科学新发现与政治和宗教教义相冲突是一种挑战，在近十年的独居和监禁期间维持一个国际科学项目是一种挑战。当然，在流行病肆虐的时代生活也是一种挑战。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当我们努力继续自己的科研工作时，我建议把伽利略当作我们的模范瘟疫科学家。家人和朋友带来了人际支持，混合着干果和蜂蜜的干药糖剂增强了身体素质，伽利略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在流行病爆发期间追求科学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因此那些支持和帮助对于坚持下去至关重要。

作者：汉纳·马库斯（Hannah Marcus），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

翻译：曾雪琪

审校：施怿

引进来源：科学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