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站，来源：pixabay
10年前的2011年3月11日，日本有史以来最强地震袭击了其东北海岸。随之而来的海啸在内陆肆虐了9英里（10千米），甚至在某些区域到达140英尺（43.3米）以上的高度，并在几秒内吞噬了整个城镇。
这场灾难不仅造成2万人的死亡与失踪，同时还摧毁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大范围释放了放射性物质。这场灾难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员撤离，巨大的经济损失并最终导致日本所有核电站关停。十年后，核工业界还未完全解决福岛核电站暴露的安全问题。
我们是工程学、医学和公共政策学的学者，并就核安全问题向我们各自的政府提供了建议。Kiyoshi Kurokawa主持了由日本国会成立的独立国家委员会（NAIIC），以调查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根本原因。Najmedin Meshkati曾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任命的委员会的成员和技术顾问，其职责是从这次事件中汲取教训，使美国的核电站更安全牢靠。
某些评论以及大众认为福岛核事故是由自然灾难引起的，本可以并且应该被避免的人为事故。专家们普遍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日本监管松懈，以及运营该电厂的事业公司安全文化普及不深。
核安全问题并非日本独有。我们认为只要世界上还有商业核电站在运行，所有国家就都有必要从日本福岛事故中得到教训并加倍确保核安全。
失败的应急预案
2011年的灾害给福岛核电站带来了毁灭性的连续两击。首先，9级地震导致厂外电力中断，其次，海啸冲破了核电站周围的保护性海堤并淹没了核电站的部分区域。
洪水导致六个反应堆多个单元的监控、控制及冷却系统功能失效了。尽管在核电站工作人员的英勇努力下，还是有三个操作单元的放射性反应核心受到严重破坏，三个反应堆建筑因氢气爆炸而受损。
放射性物质外泄污染了福岛及周边县市的土地，约16.5万人因此撤离，日本政府也在核电站周围设立了超过310平方英里（807平方公里）的禁区。
作为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日本在历史上首次由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委员会对这场核事故的根本原因进行调查。该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日本的核安全委员会受核工业界及促进核电发展的日本经济产业省影响深重。
其间还指出，核电站运行商东京电力公司，又称TEPCO，有无视安全的前科，该公司最近还发布了一份错漏百出且大大低估福岛海啸风险的报告。
核能发电约占世界电力的10％（TWh =兆瓦时），约有50家新工厂正在建设中，但许多运营中的工厂正在老化。来源：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与之对比的是距离福岛36英里（64公里）的小野川核电站，由东北电力公司拥有并运营，其距离震源更近，并受到了更大的海啸袭击。它的三个运行中的反应堆与福岛的反应堆类型和年份相同，并处于同样薄弱的监管之下。
但是，小野川核电站顺利关闭且没有受到损害。我们认为这归因于东北电力公司深入人心、积极主动的安全文化。该公司从包括2010年智利地震在内的其他地方的地震与海啸中吸取经验并不断改进对策，而东电则对这些警示视而不见。
监管俘获与安全文化
当一个受监管的行业设法哄骗，控制或者操纵监管该行业的机构，使其软弱并最终臣服于行业本身，导致的结果即所谓的监管俘获。正如NAIIC报告中总结的那样，福岛核事故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报告指出，日本监管机构“没有监督或督促核安全……他们逃避了自己的第一义务，允许运营商在自愿的基础上使用法规”。
有效的监管是核安全的必要条件。公用事业公司还需建立内部安全文化，即一系列使安全问题成为重中之重的特质与态度。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安全文化就像人体免疫系统，能够保护它免受病原体侵害并抵御疾病。
营造安全文化的核电厂应鼓励员工勇于提出问题，并在工作的各个方面采取严谨的方法，还应促进直属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公开对话。但东京电力公司反映了日本人的文化思维方式，即强调等级和默许，不鼓励提问。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为因素如操作人员失误和不良安全文化在三起严重核电站事故中都起重要作用：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电站，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以及2011年的福岛第一核电站。除非核国家在这两方面做得更好，否则很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事件发生。
仍未完成的全球核安全等级划分
时至今日，仍有约440座核电站在世界各地运转，其中约50座正在建设中，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土耳其和阿联酋。
核电站，图片来源：pixabay
许多倡导者认为，鉴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以及无碳负荷发电的需求日益增加，核电将会在未来的世界能源结构中占据一席之地。另一些人则呼吁应当废除核电，但这在可预见的未来内是不现实的。
我们认为，最为紧迫优先的是建立严格的，系统导向性的核安全标准，强大的安全文化以及各国与其独立监管机构之间更密切的合作。我们在美国看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即独立的和监管机构正在受到侵蚀，用核单位正在抵抗压力来逃避学习，并推迟采用国际上公认的安全做法，如加装过滤器来防止与福岛核电站相同特点的反应堆释放放射性物质。
我们吸取到最重要的教训是，必须抵制核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主义力量蔓延的今天，确保发展核项目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我们还认为，以促进安全，可靠与和平利用核能为使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应敦促其成员国在其领土上运营核电站时，在国家主权与国际责任之间找到平衡，正如切尔诺贝利和福岛告诉世界的那样，辐射尘埃从不止于国界。
首先，波斯湾国家应搁置政治争论并认识到，随着阿联酋核电站的启动以及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其他核电站的规划建设，它们将在核安全和集体应急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即整个区域很容易受到海湾任何地方核事故的辐射尘埃和水污染的影响。
我们相信世界仍然处于1989年面临的境地，当时的小约瑟夫·拜登参议员提出了这一精辟论点：
“十年前，三哩岛为曾经光明的核能敲响了第一声丧钟，当核工业需要国家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时，公平的做法是观察核工业的倡导者如何加强安全监督，这将决定核能生存还是毁灭。”
撰文：Kiyoshi Kurokawa，Professor Emeritus, University ofTokyo
翻译：李卓
审校：费哲妮
引进来源：the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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