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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知识》

开博时间:2016-07-01 14: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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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长安城 丝绸之路之源

2017-06-01 07:30:00

  公元前206年,在咸阳郊外的鸿门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饭局——鸿门宴,项羽坐拥40万铁骑,刘邦身后10万大军,两支抗秦的队伍,本按约定谁先攻破咸阳,谁就做关中王;但是,这场宴席与酒量无关,而是性命攸关的实力比拼,一壶酒,满桌泪,刘邦提前退席涉险逃走,只得离开咸阳,赴任汉中王。经历一路荒远秦岭,汉中的弹丸之地远远不是刘邦的志向,谋士萧何安慰道:“汉中好啊,上有银河天汉辉映,下有汉水日夜流淌,天人之际的吉祥宝地,大王一定可以成就大业。”果然,一番韬光养晦,安邦定国,汉中名副其实成就了大汉荣光。可以想象,刘邦再次回到关中的无限感慨,所以,萧何在营建长安城的时候,城门壮丽无比,他对刘邦说道:“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当年屈辱的郊野鸿门,变成了汉朝的开国之门。

  金城天府,大风起兮云飞扬

  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战胜项羽后,在山东定陶登上皇帝宝座。五月,按照东周的旧制,将都城设在“天下之中”的洛阳,但娄敬、张良等人认为汉朝立国的形势与周朝不同,洛阳面积不过百里,地势狭窄,并非用武之城;而关中地区东有崤山和函谷关,西有陇山甘肃、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富饶,北可借助民族山野林苑,三面合围险阻,易守难攻。以一面出击制胜诸侯,诸侯一旦安定,黄河、渭河的漕运集天下财富,供给京师;如果诸侯有变,则可顺流而下进行牵制。关中乃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所以三国时期,诸葛亮劝刘备建都成都时,借用张良的话说“天府之国是高祖以成帝业之地”,既表达了山川的便利,也有借势关中的祥愿。

  春秋齐国政治家管子提出都城选址的原则:“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长安城的选址符合都城的功能需求:秦岭、渭河之间,利于军事防守;八水(渭、泾、沣、涝、潏、滈、浐、灞)绕长安,交通、经济俱佳;北方农牧交错,南凭蜀国粮仓。原本渭水南边的小小乡村聚落,秦代属于咸阳郡,嬴政的弟弟封为长安君,是秦皇兄弟之邦;楚怀王曾封项羽为长安侯,可见长远的灭秦准备;秦国曾在这一带筑有阿房宫前殿,很遗憾,项羽入关时,一介武夫火烧咸阳,据说大火数日不灭。刘邦选择了地势较高的龙首原,将秦国的兴乐宫扩建,并改名为长乐宫,右侧建有未央宫。秦风逝去,汉风乍起!

  如今,走上龙首原的高坡,南望唐代长安城的雄姿,明代的西安城墙蜿蜒在现代化的天际线上。向西北回看,汉代长安城如同卧在历史框架中的镜像,亮煌煌几页史书,乱纷纷万马逐鹿,在夕阳下的断垣残壁中,王气回荡:“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

  斗城,长安城的宇宙之都

  当考古学家一层层剥开土层,长安城轮廓初现;但是,历史的迷雾似乎并没有解开。作为汉朝的都城,长安城与罗马齐名,构成亚欧大陆两端的世界都会。然而,本以为方方正正、气势壮阔的都会布局,却呈现出曲折错落的形态:西北折曲不断,西部宫殿不齐,南部的长乐、未央之间还凸出一段城墙,唯有东部的城墙是南北整齐。难道《周礼·考工记》定下的规划思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不过是纸上谈兵、图上画画而已?

  长安城的不规则形状引发了千年争论:一种说法是,基于渭河和龙首原之间地势的原因,长安城廓因山就势,呈现不规则图形;第二种说法是,长安城的城市设计模仿天象,称为“斗城”。专记秦、汉都城建设的古籍《三辅黄图》记载“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

  两种观点引发了中国规划史上的千年争论,至今仍在继续。站在汉代长安城的遗址上,笔者一直在反复比较着两种思想:如果归于常识,大汉帝国如果因为一点地形的起伏,就将都城修得支离破碎,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笔者曾拿着古代的星图去对应城址,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吻合,天上的后宫、庶子星座对应地下的北宫、桂宫组成的后宫,天上的少尉星对应地下的武库,天上的北斗七星对应地下的王宫。司马迁认为天上的星座与地面的事物是相通的,“众星列布,体生于地,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从行政演变上说,汉承秦制,秦始皇修建咸阳城的时候,以咸阳宫对应紫微星,以阿房宫对应营室星,修建一条长长的桥梁跨过渭水,与银河上的阁道浑然天成,汉代长安城一定受到咸阳规划思想的影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代帝王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孔子才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汉代的画像砖里,帝王出行都坐在“斗形”的马车里,称为“斗为帝车”。刘邦的朝政中心在未央宫,未央宫也叫紫微星,张衡在《西京赋》中赞叹“正紫微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紫宫是环,焕若列宿”。俯瞰长安故城,仿佛引着你的视野,油然仰望苍穹,汉代的政治家和工匠们是何等气魄,才能营建出如此法天象地、天地为廓的宇宙之都!时至当代,世界科技史大师李约瑟也叹服中国营造的东方文化之魂:“再也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皇宫、庙宇、城乡、房舍等,经常出现‘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

  后宫,外戚椒房里的浓烈芬芳

  刘邦将前朝的两大宫殿命名为长乐宫、未央宫,意思是永远的欢乐没有穷尽。长乐宫是刘邦接见群臣与朝会诸侯的政治活动中心,但从汉惠帝起,西汉皇帝移居未央宫听政,长乐宫仅供太后居住,从而形成了“人主皆居未央,而长乐常奉母后”的制度。王权与后权在长安城里此消彼长、互相制衡,对抗从未停止。在朝堂中的外戚势力日益强大,最后成为西汉消亡的主要原因。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从摄政到改元,导致大汉政权一分为二。看来,都城宫殿的格局是未来国朝命运的前兆。考古学家刘庆柱在后宫与前朝之间,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地下通道,推断就是外戚及其朋党秘密干政的通道。

  刘邦死后,吕后干政,将开国将领韩信骗到长乐宫钟室,处以极刑。韩信功勋显著,曾与皇上有约“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不杀”,似乎成了终生免死的护身符,但在吕后的宫室里,也有不见天地的残酷。当年和她争立太子的戚夫人,被斩去手脚,熏聋双耳,挖掉双目,以哑药毒哑,抛入茅厕,称为“人彘”,意为人中之猪。吕后开启外戚强权的时代,恰如皇后居住的宫殿——椒房殿,把花椒磨成粉,涂在墙壁上,粉红色的粉末充满暖意,弥漫着一种浓烈的芬芳。

  与长乐宫、未央宫齐名的还有汉武帝修建的建章宫,位于长安宫城西郊,合称“汉三宫”。建章宫作为离宫,不仅规模巨大、建筑精美,而且是通神明之地。汉武帝慕仙好道,修建了神明台、太液池等。在建章宫前殿遗址中,出土有“天无极”“长乐未央”“延年益寿,与天相待,日月同光”等建筑构件,神明台上有“仙人承露”的雕像,还设有九室,象征九天,常住道士、巫师百余人,据说在高入九天的神明台上可和神仙为邻通话。附近的太液池中有3座小岛,象征蓬莱、方丈、瀛洲3座仙山,中国园林“一池三山”的格局由此起源。如今,千疮百孔的夯土台基,只留下拂晓风起、残月将落的汉家余韵。

  丝路原点,张开了帝国的臂掖

  西汉虽然国力强盛,但仍然面临匈奴等部族的战争威胁。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迎击匈奴,追到大同平城,中了匈奴的诱兵之计,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7天7夜。万分危急关头,刘邦不得不采用陈平的计谋,向冒顿单于的妻子行贿,奉劝她说服冒顿退兵,否则汉朝将以美女求和。看似很狗血的爱情保卫战,居然在国家战争中奏效,男人可以不爱江山爱美人,女人更可以不爱江山爱英雄。刘邦死后,冒顿更加骄横,甚至写国书调戏吕后:“我是孤寂的君主,生在沼泽,长在草原,多次到边境来,希望能游览一番,你也是孤独之

  君,不如我们结合。”结果吕后回信表示:“收信后诚惶诚恐,我年老色衰,头发牙齿都已脱落,走路不稳,不值得单于为我屈尊自己,也请单于宽恕。”记录在《汉书》里的故事,听起来似乎令人汗颜,但也说明当时形势险恶,身不由己,国不由人。

  经过“文景之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经略的汉朝迎来最强盛的时代。汉武帝从来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连一带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与匈奴因战争结仇,于是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不负使命,两次出使,虽然大月氏后来安居乐业,失去了复仇的愿望,张骞没有完成联合夹击匈奴的军事目的;却开辟了中国通往西方的国际通道,史称“凿空”的伟大旅行至今令人震撼。

  笔者时常回味“凿空”一词的含义:黄沙漫天,留不下脚印;光阴易逝,印不了痕迹;文字的流传,刻在竹简写在纸卷,供后代阅读;只有“凿空”的力量,横空出世般向世界宣言一个东方帝国的威力——武威的军事彰显,酒泉的美酒回味,敦煌的辉煌博大,如同张开的臂掖,将城镇定刻在四方之极。随着丝绸、玉石、茶叶等物资的流通,传经布道者把虔诚的信仰镌刻在崖壁洞窟,观自在,看世界,不需诵经,一眼千年。

  今天的人们仍在汉长安城寻找张骞出发的起点,有人说是从未央宫走出朝堂;也有人说是从东市、西市的市场,带着充沛的物产启程;还有人说,应该是从汉代长安城西北的横门出发……其实,这已经不重要,汉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原点,已被张骞定格。据《汉书》记载:张骞回来后,朝廷授予他大行令官职(掌管少数民族和四方来宾,类似于外交部长)。过了一年多,张骞去世。又过了一年多,他所派遣出使大夏等国的副使,几乎都和所出使之国的使者一起来汉。从这时起,西北各国也开始与汉朝相来往。因张骞开辟了通西域的道路,被封为博望侯,后来许多使者出使国外也都称作此名,以此来取信于外国,外国人也因此信任他们。再以后,曾经被匈奴领养成人的乌孙王,终究还是与汉朝通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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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骞出使西域,使得天山南北与内地首次连成一体,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加强了中原和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西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原的物质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西域古国之一,在今吐鲁番境内)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朝的使臣和散兵把养蚕术和冶铁术传了过去。在西汉产品西传的同时,西域的土产,如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等也逐渐在中原得到栽培,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骆驼、狮子、驼鸟等也开始进入中原。龟兹(西域古国名,在今库车县境内)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新疆的琵琶、箜篌、笳、角等乐器,以及许多少数民族乐曲,逐渐传入内地,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为汉朝音乐注入了新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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