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有“谷藏曰仓，米藏曰廪”的说法，“仓廪”实为粮仓的统称。农业是中国古代国家的经济命脉，历代皇帝深知年景的好坏、粮价的起落会直接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所以十分重视仓廪的设置与管理。仓廪不仅仅是储粮的仓库，更是包括税收在内的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为少数民族政权，但元朝统治者在迁都北京后，正式开始了对京城粮仓的建设。

京城粮仓的修建

忽必烈于1260年3月在开平宣布自己即大汗位，同年4月，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大汗位。忽必烈凭借汉族地主阶级和一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1264年终于击败了阿里不哥，夺得了最高统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忽必烈只有控制住中原，才能坐稳汗位。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称帝，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大元。至元九年（1272年），在刘秉忠的规划下，在燕京旧城的东北筑新城，建设宫殿衙署，蒙语称“汗八里”，即“大汗之城”，从此元朝的政治重心完全转移到中原地区。开国后，元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关大半都沿袭辽、金的旧章，这其中就包括了原金中都的粮仓建置，统治者需要粮仓用以供给皇家和官吏。

自从忽必烈夺得汗位以后，漠北一直处于战乱的威胁之中，北方诸王的叛乱使元政府不得不在岭北和林、称海等地驻守数十万军队。另一方面，漠北的蒙古部族已逐渐改变了原来主食畜产品的习俗，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岭北地区除少数适宜耕作的区域外，大部地区沙漠连片、山岭绵亘，又加上气候寒冷，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于是，粮食供应便成了军民归心、边疆局势稳定的重要保证。

与此同时，元朝统治者虽然定都北京，但是统一全国的愿望还远没有实现。忽必烈决定采用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先攻襄阳，浮汉水入长江，进取南宋。至元十六年（1279年），经崖山海战后，元朝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全面占领中国。之后，元政府又积极对外扩张，频繁的战争加大了粮草的需求量，统治者需要更多粮仓来屯粮，便于给军队供应和输送更多粮食。

元灭南宋后，统治者需要赏赐各封王大量财宝，加上开支繁重，财政日渐紧张。粮仓的设置与国家的税收紧密相关，是国家财政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面临财政危机的情况下，元朝统治者需要在全国设置粮仓来增加财政收入。

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完成了南移，江南地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国“粮仓”。《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于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予江南。”但是元初，汴渠已经湮废，河北永济渠也不能完全通航，故一度通过水陆联运和海运的方式来转漕东南粮草。

金代在中都城北开了一条闸河，下至通州接连白河，原拟引卢沟河为水源，可是卢沟河暴涨暴落，与通州高差也大，极易造成水灾，利用其他水源则难以得到保证，使闸河徒具虚名。元代则采用郭守敬的设计，由昌平引白浮、双塔等处泉水，通航条件有所改善，并改名为通惠河，这是京城运河的南线。此外，元代还有一条北线运河的坝河，和闸河情况相似，沿线有坝7处，称为阜通七坝。即由积水潭引水，东经钟楼到光熙门南出城，以下河道今天仍然存在。七坝位置也可复原，最西的千斯坝即在光熙门附近，门内街南则为占地颇广的千斯仓。

元代不仅发展了京城附近的水运，为了取得南方的粮食供应，还修通了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其中一部分是利用隋代所开的旧有航道，即今天江苏淮阴以南和山东临清到河北和天津市的一段。隋时运河南北段的交汇点在洛阳以东的板渚，元代则在今临清与淮阴间取南北直线联系，开凿了惠通河与济州河，将黄河、泗水与大清河联系起来，再修会通河，将济州河与御河相连。元大都城与江南地区漕运连通，保证了粮食的供应。为了储存、转运漕运的粮食，元朝统治者在大都城渡口也大量设置粮仓，便于管理漕运。

京城粮仓的概况

元大都城除北面仅开二门外，东、南、西各开三门，内部中心为宫城，其外为皇城，再外则为大城。皇帝的祖庙叫太庙，在东侧南门（齐化门）内路北；祭祀土神、谷神的地方为社稷坛，在西侧南门（平则门）内的东北；重要衙署大都在皇城以南。元代京城粮仓大部分建在都城的东部，除基于地理方面的考虑即依水而建外，还充分考虑到粮仓必须有较高的地势，这样才能在雨季来临时使粮食不致浸水，粮仓所处的位置必须通风透气、阳光充足，才能防止粮食因潮湿而霉变。据《永乐大典》统计，元代京城官仓包括大都城内外千斯、相因等共22仓，小者有库房一二十间，大者有库房七八十间，每间可储粮2500石，主要分为太仓、常平仓、漕仓等。

据史籍记载，殷商有“巨桥之粟”，西周有“九谷之委积”，设“廪人掌米，仓人掌谷”。秦统一后，历朝基本均以太仓为朝廷之仓。《元史》中记载：“太仓为御廪。”统治者在太仓附近开辟小片农田用以耕种，所得之粮便存在太仓之中。在靠近景山北墙的东西两个侧门里面，西侧的粮仓称为“兴庆阁”，东侧称为“集祥阁”，这就是元代为皇帝亲耕田边专门设置的仓廒。兴庆阁和集祥阁的样式、结构、色彩完全相同，阁楼的上顶为单檐四角攒尖顶，覆黄色琉璃瓦剪绿边琉璃宝顶，四角安置装饰跑兽。阁的南面有一个不大的券门，有木板门对开，由于墙壁太厚，阁内空间不大，四面光墙一通到顶。上架为全木结构的阁楼式建筑，四周骑墙头做围廊，廊内四面锁窗，窗脚嵌铜活加固。廊外四周设木围栏，围廊的入口设在阁楼的西北角西侧和东北角的东侧，只有在墙外架云梯才可以登上阁楼。如果推开窗向里面看，阁楼中间没有楼板，上下贯通，人们只可沿围廊环绕行走。兴庆阁与集祥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墙厚达到3.3米，中间并没有夹壁墙，要比金代在北京东城朝阳门内修建的太仓、元代修建的仓廒墙壁都厚得多，这在古代建筑中十分罕见。兴庆阁与集祥阁墙壁如此之厚，一方面是为了克服储粮后向外产生的巨大张力，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恒温。在兴庆阁与集祥阁上都建有方形的阁楼，四面开窗，为了秋收时让皇帝可以看到人们扛着粮食，从仓廒上面的窗口往仓里倾倒粮食的丰收场景。兴庆阁与集祥阁之所以采用这种建筑形式，完全是皇家园林中把谷仓进行艺术化升华的结果。在太庙的后身还有北太仓，应是储米作祭祀之用。

《元史·食货志》称“常平起于汉之耿寿昌”，元代常平仓为官方出资建立，设立于城市，其救济方法主要为“平粜”，即“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起到稳定物价和救济灾民的作用。

漕仓集中在大都城崇文门附近。坝河和亚麻河通过崇文门关进入大都，把粮食和货物卸在崇文门地区。千斯、万斯北、万斯南等是京城的漕仓，主要用于储藏和转运全国各地运输至大都的粮食。漕仓在大都的粮仓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元代的漕运储量是不断增加的。据史料记载，元成宗时期（1295～1307年），已建好大都17仓、通州8仓（即有年仓、富有仓、广储仓、盈止仓、及秭仓、乃积仓、乐岁仓、足食仓）、河西务7仓以及李二寺、制沽等粮仓，约储粮500万石左右；到了元朝中后期，大都地区又新增粮仓20处，总储粮量已多达740万石左右。其中通州又增加庆丰仓、延丰仓、富储仓、富衍仓、及衍仓5仓，计13仓，如加上通州张家湾李二寺仓，共计14仓，约储粮200多万石。另据史料记载，元代的海运亦发展极盛。自至元二十年（1283年），岁海运再经北运河漕运至通州张家湾42000余石粮食；大德六年（1302年），岁又运粮至京通百万石；至顺元年（1330年），则又每年增为300万石左右。大都极盛时的户口统计数字为147590户，人们通常用“都城十万家”来描述大都居民。这样庞大的人口下，大都城粮食的供给大半依赖于漕运，使得漕仓在大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保证粮仓的作用得以发挥，元政府对粮仓的管理极为严格。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政府对粮食的运输和储存损耗做出定额规定；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中书省户部对下辖的仓库管理办法做出了明文规定，如禁止库中工作人员用白条子借官钱、禁止亲属进入库房、出入要登记、库中存贷要按月清点并登记后报户部等；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中书省户部颁布《至元新格》条例，规定仓库的收纳、支出和管理办法，如收支物品的期限，出纳物品的质量、数量，各种检查办法以及大小官员要相互监督，防止出现营私舞弊等；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政府又进一步详细地规定了大都地区粮食运输和贮存的损耗量。

京城粮仓的消失

元朝在历史上只存在了近100年，大都城也随之倾覆。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夏，朱元璋遣将领徐达、常遇春率军北征，七月抵达通州，元惠宗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携后妃、太子、公主自健德门出城北逃，前往上都避难。至正二十八年八月初二（1368年9月14日），明军攻陷大都齐化门，由此入城。明太祖将大都改名为北平。由于元大都城北居民稀少、地势空旷，在防守时城中军人无可依托，因此徐达在攻城后不久，即在城中偏北部增建一道土垣，将城垣变为“日”字形布局，使北段城墙靠近居民密集区，战时守城士兵可以从容筹划衣食。明洪武四年（1371年），将此段新城墙以北的元大都城垣废弃，原来北城墙上的安贞门和健德门以及东、西城墙上最北边的光熙门和肃清门也一并废弃，这四门的城楼以及被划在城外的官署、住宅尽被拆除。之后大都南城也逐渐被废弃。元朝统治者的出逃和大都原址的废弃使得大都内的粮仓也随之荒废。直到明成祖正式定都北京后，才在原有粮仓的基础上新建粮仓。

“储存粮食，供养官吏、军队，巩固统治，加强国防；赈济灾民，发展生产，平稳物价”是粮仓的主要用途，元朝自不例外。但和宋、金两朝相比，显得更为突出的是粮仓在北方边疆地区所起的作用。北方边疆地区受战乱影响颇深，经济发展缓慢，同时受到严寒天气的影响，常有饥民流亡，京城粮仓在一定程度上对救济灾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大都宫殿内的皇仓也让皇帝在耕种之间体会到了民生的疾苦。

元代京城粮仓不仅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确保资源供给的主要形式，而且成为之后明清两代王朝维系京师民生大计的关键。元代京城粮仓的建置为明清两代提供了基础。明朝开始在元代京城粮仓的基础上增建粮仓，明永乐七年（1409年），在元北太仓的基础上修建南新仓，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并于明正统三年（1438年）在东城裱褙胡同设立总督仓场公署。据统计，明清两代在元代京城粮仓基础上修建的粮仓数量：明代北京、通州共计官仓20个，到清末，北京、通州官仓共17个，廒计1178座。

禄米仓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是元明清时期南粮北运的产物，是南粮济京的重要代表性建筑，也是中国古代南北方生活资料调剂的见证；同时，它又是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所在，对研究中国运河史有着重大价值。此外，禄米仓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一个特殊类型的建筑，它巧妙的布局、结构和形式以及一套完整的运作方式和管理制度，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研究古代仓储制度和仓房建筑的宝贵的实物资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