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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粮仓知多少(下)

2017-08-24 14:44:00

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粮食对国家和百姓都十分重要。古代农业生产水平低,粮食运输不便,所以,历代统治者的治国要务之一便是储备粮食。储备粮食就必须建立仓廪(贮藏谷米的仓库)。明清时期京城粮仓在元代粮仓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从明成祖迁都北京开始,历经明清两代的发展变化,至清光绪年间漕运废止结束。

京城粮仓的修建

明初建都南京,残余元军北逃,威胁着北方的安全,明政府在北平(即北京)一带驻扎重兵,防止元朝残余势力入侵。北平地区驻军的粮食供应,大部分需从南方运来,运输粮食十分不便。因此,明洪武年间就开始在北平密云筑卫仓以资北征。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正月,礼部尚书李志刚等人上疏:“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繇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明成祖纳其谏,下诏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开始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设宫城(紫禁城)和皇城(包括祭坛和官署)。永乐十八年(1420)工程全部竣工,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正式迁都北京。

虽迁都北京,但北方粮食仍不能自给,必须依靠“南粮北运”。为此,明成祖决心开通漕运。永乐九年(1411)二月,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建言疏浚会通河,他认为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分之一,疏通会通河可以免山东民众的转输之劳,国家也可获利。于是,明成祖派工部尚书宋礼前去勘查,之后发动山东及徐州、应天、镇江30万民众进行疏浚。永乐十三年(1415),又派平江伯陈瑄“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凿渠二十里,为清江浦,导湖水入淮,筑四闸以时宣泄。又缘湖十里筑堤引舟,由是漕舟直达于河,省费不訾”。至此,大运河畅通,漕运可以直抵北京通州。南粮北运,极大地保证了北京和北方边防粮食供应。

同时,明成祖实行“徙民”政策。徙民分两类:一类是徙富民实北京,如永乐元年八月,明成祖下令“简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实北京”;另一类是以迁徙罪犯到北京屯田赎罪为由徙民耕种,如永乐元年十一月,下诏将“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乖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徙民”政策使京城的人口大量增加,加上明代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其中以水、旱灾害为最,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政府建立粮仓,以备人口增加所需和赈灾之用。

永乐十八年,于北京设官仓,随后,又将原先设立的只供军需的卫仓分别隶属于京城的官仓之下。京城官仓15个,下设卫仓67个,其中按照设立的顺序为:在皇城四门设立4个官仓,专供宫廷,有长安门仓、东安门仓、西安门仓、北安门仓;在皇城以外的各仓是旧太仓、新太仓、海运仓、南新仓、北新仓、大军仓、洛阳仓、禄米仓、西新太仓、太平仓、大兴仓。明成祖之后,京城粮仓数量又有增加。明宣德以降,为了扩大粮仓储存容量,朝廷多次下令增置京通粮仓。如宣德六年(1431),增置北京及通州仓;宣德七年(1432),增置北京城内仓廒。直至明正德、嘉靖时期,漕粮改折(将漕粮变卖折算为银两)数额逐渐增加,而仓粮支出却有增无减,京通二仓常处于储粮不足的状态,因而几乎不再有增置仓廒的举措。明代后期京城粮仓的设置情况,万历《大明会典》、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刘斯洁《太仓考》等书均有记载,在京除皇城四门仓外,还有旧太仓、新太仓、海运仓等11仓,11仓内共设有52个卫仓。

清朝最早定都赫图阿拉,之后迁都盛京,直至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帝才正式迁都北京。这不但有利于加强全国范围内的统治,也彰显了其正统统治者的身份。但清朝统治者依旧面临京城粮食缺乏的问题,京城所需的粮食仍需“南粮北运”。在康、雍、乾时期,统治者为促进经济繁荣,实行了停圈地、更名田、“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措施,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也加大了对粮食的需求。同时清代水患不减明代,仍需大建粮仓以备赈济。  

清初定京城八仓,分别是: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富新仓、海运仓、北新仓、兴平仓、太平仓。清初的京城八仓,由于水运和陆上转运的便利,大多数被设置在北京城内东部,尤其是在接近通惠河西端码头的城边。太平仓,明代时设置在北京城西部今平安里太平仓胡同,清初设置在与禄米仓同一处的朝阳门内,便利了转运和粮米轮流支放。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又迁于朝阳门外的南城墙下、护城河两侧,原旧仓廒并入禄米仓。除以上八仓外,清代还新建了一批粮仓,如裕丰仓、储济仓、万安仓、本裕仓和丰益仓等。皇帝和太监还有专门的恩丰仓和内仓,加上这两仓,又有京师十五仓之称。

京城粮仓概况

明清时期收贮米谷的房屋称作廒,每五间为一廒。廒南向,进深一丈五尺,南阔五丈,木架起脊,檐柱高一丈五尺,山柱高二丈二尺余,中间四梁八柱,两山是插柁,前后有柱, 中间排山柱直达屋顶。连脊并山横向相连的廒叫连,两连相距三丈,左右间还留有水道。廒房三面有墙,墙根留有气眼,正面敞开,无门窗。廒的屋顶是阴阳合瓦,廒顶各开气楼,以此调节温度和湿度。廒内铺有尺余厚的细沙,上墁方砖,砖上再用杉木垫底,铺上门板,防潮通气。为了驱虫防腐,会在廒内四壁围置樟木。各仓内外凿有多眼水井,以防火灾。在仓的建设上,清代有所加强,旧例铺廒需松板50块、楞木5根,雍正三年(1725)改为满铺,应用松板110块、楞木90根,用此法加强仓廒的耐用性。

明清两代的粮仓管理大体相同,其最高管理机构为仓场衙门,最高长官清时称“总督仓场侍郎”,掌理漕粮之积储和北运河运粮等事务。仓场衙门之下设坐粮厅,坐粮厅之下各仓均设监督衙门。如清朝京通十三仓衙门,都设满、汉监督各一员,3年一更代。各仓场监督衙门设有官厅、官舍、科房及仓神庙,并设有专员负责漕粮的入廒、出廒、扬晒以及查看廒内温度等工作。仓场还设都统、副都统各一员,以及巡仓御史一员,专管检查维修仓廒之事宜,但是,明清的内仓制度规定,皇帝和太监专门的恩丰仓和内仓直接由内务府和户部管理,不经仓场总督衙门。京城粮仓每年检修在清代成为定制,费用由户部拨给银两。

明代京通二仓储存的粮食主要来自漕粮,供应漕粮的省份有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河南和山东,其中以南直隶数额最多。为了保证仓粮质量,朝廷制定了“样米”制度,规定各处起运京仓大小米麦,先封干圆洁净样米,送户部转发各仓收,到运粮之日,比对相同,才允许收纳,同时对粮食的收支也做出严格的规定。

明清时期京城粮仓的储粮,主要用于供养文武百官及皇族宗室。明清时期自然灾害频发,京仓储粮还有一部分用于赈济京城以及附近州县饥民。朝廷有时还从京通二仓调拨部分粮食充作边镇军储。有了充实的粮食储备,明清政府还可借此控制京城的米价。可以说,京城粮仓是国家政治经济情况的指示器之一。若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盛,则京仓增多,粮储变大,百姓粮食供应充足,并可对灾害进行有效救济;反之,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则京仓减少,粮储减小,百姓多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京城粮仓的衰落与新生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漕运制度彻底废止,由征粮改为征银,京城粮仓正式走向衰落。在元代基础上建立的京城官仓逐渐闲置或改作他用。造成京城粮仓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粮仓腐败主要集中在管理粮仓的官员对粮食的私占上。明代的粮仓腐败有“火耗贪污”和“空印虚报”。因为江南至京城路途遥远,免不了有人吃马嚼、遇潮霉变、虫咬鼠窃等损耗情况的发生,称为“火耗”。故在征粮的时候就要比预定数量多征一些,可以保证入京后称量时不会出现差额。因为路途缺损不可避免,贪污、贿赂屡有发生,官员多谎报“火耗”,中饱私囊。为了便于贪污,官员还在盖有官府印信的空白凭证上任意填写“火耗”之数,最嚣张时,百船进京,只有40船的粮食入仓,因而国库皇仓时常有不满之虞,百姓也怨声载道。

清雍正时期颁令“火耗归公”,禁止了“火耗”贪污,但又出了另外一个瞒天过海的新招——设置“双层仓”。双层仓,就是在粮仓中间用木板隔开,然后将下层仓中的粮食贪为己有。加上连年灾害,粮食歉收的同时还需大量粮食赈灾,使得京仓的储粮量不断减少。同时,政府对粮仓缺乏有效管理,强买强借现象时有发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也使得粮仓走向衰落。到了清代中后期,列强侵华,政府一方面要筹军粮以供战争,一方面要割地赔款,统治者本身又奢侈无度,直接造成了经济衰败,粮仓数量骤减。

到了民国时期,曾将明清时期的京城官仓改用贮藏军火。在历经战火的洗礼与沉寂下,明清时期的京城粮仓迎来了新生。在今北京东二环内南新仓文化社区留存的南新仓(保留古仓廒9座),已成为全国仅有、北京现存规模最大、现状保存最为完好的皇家仓廒,是见证京都史、漕运史、仓储史仅存的历史实物,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1984年,南新仓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同时成为北京小有名气的时尚休闲场所和魅力独具的特色街区。9座仓廒在不改变建筑架构的前提下,分别被改造为酒吧、特色餐馆、画廊、影视和体育俱乐部等。在元代基础上修建的明清京城粮仓,在当代社会重新被赋予了历史与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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