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粮食对国家和百姓都十分重要。古代农业生产水平低，粮食运输不便，所以，历代统治者的治国要务之一便是储备粮食。储备粮食就必须建立仓廪（贮藏谷米的仓库）。明清时期京城粮仓在元代粮仓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从明成祖迁都北京开始，历经明清两代的发展变化，至清光绪年间漕运废止结束。

京城粮仓的修建

明初建都南京，残余元军北逃，威胁着北方的安全，明政府在北平（即北京）一带驻扎重兵，防止元朝残余势力入侵。北平地区驻军的粮食供应，大部分需从南方运来，运输粮食十分不便。因此，明洪武年间就开始在北平密云筑卫仓以资北征。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正月，礼部尚书李志刚等人上疏：“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繇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明成祖纳其谏，下诏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开始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设宫城（紫禁城）和皇城（包括祭坛和官署）。永乐十八年（1420）工程全部竣工，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正式迁都北京。

虽迁都北京，但北方粮食仍不能自给，必须依靠“南粮北运”。为此，明成祖决心开通漕运。永乐九年（1411）二月，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建言疏浚会通河，他认为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分之一，疏通会通河可以免山东民众的转输之劳，国家也可获利。于是，明成祖派工部尚书宋礼前去勘查，之后发动山东及徐州、应天、镇江30万民众进行疏浚。永乐十三年（1415），又派平江伯陈瑄“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凿渠二十里，为清江浦，导湖水入淮，筑四闸以时宣泄。又缘湖十里筑堤引舟，由是漕舟直达于河，省费不訾”。至此，大运河畅通，漕运可以直抵北京通州。南粮北运，极大地保证了北京和北方边防粮食供应。

同时，明成祖实行“徙民”政策。徙民分两类：一类是徙富民实北京，如永乐元年八月，明成祖下令“简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实北京”；另一类是以迁徙罪犯到北京屯田赎罪为由徙民耕种，如永乐元年十一月，下诏将“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乖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徙民”政策使京城的人口大量增加，加上明代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其中以水、旱灾害为最，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政府建立粮仓，以备人口增加所需和赈灾之用。

永乐十八年，于北京设官仓，随后，又将原先设立的只供军需的卫仓分别隶属于京城的官仓之下。京城官仓15个，下设卫仓67个，其中按照设立的顺序为：在皇城四门设立4个官仓，专供宫廷，有长安门仓、东安门仓、西安门仓、北安门仓；在皇城以外的各仓是旧太仓、新太仓、海运仓、南新仓、北新仓、大军仓、洛阳仓、禄米仓、西新太仓、太平仓、大兴仓。明成祖之后，京城粮仓数量又有增加。明宣德以降，为了扩大粮仓储存容量，朝廷多次下令增置京通粮仓。如宣德六年（1431），增置北京及通州仓；宣德七年（1432），增置北京城内仓廒。直至明正德、嘉靖时期，漕粮改折（将漕粮变卖折算为银两）数额逐渐增加，而仓粮支出却有增无减，京通二仓常处于储粮不足的状态，因而几乎不再有增置仓廒的举措。明代后期京城粮仓的设置情况，万历《大明会典》、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刘斯洁《太仓考》等书均有记载，在京除皇城四门仓外，还有旧太仓、新太仓、海运仓等11仓，11仓内共设有52个卫仓。

清朝最早定都赫图阿拉，之后迁都盛京，直至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帝才正式迁都北京。这不但有利于加强全国范围内的统治，也彰显了其正统统治者的身份。但清朝统治者依旧面临京城粮食缺乏的问题，京城所需的粮食仍需“南粮北运”。在康、雍、乾时期，统治者为促进经济繁荣，实行了停圈地、更名田、“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措施，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也加大了对粮食的需求。同时清代水患不减明代，仍需大建粮仓以备赈济。  

清初定京城八仓，分别是：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富新仓、海运仓、北新仓、兴平仓、太平仓。清初的京城八仓，由于水运和陆上转运的便利，大多数被设置在北京城内东部，尤其是在接近通惠河西端码头的城边。太平仓，明代时设置在北京城西部今平安里太平仓胡同，清初设置在与禄米仓同一处的朝阳门内，便利了转运和粮米轮流支放。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又迁于朝阳门外的南城墙下、护城河两侧，原旧仓廒并入禄米仓。除以上八仓外，清代还新建了一批粮仓，如裕丰仓、储济仓、万安仓、本裕仓和丰益仓等。皇帝和太监还有专门的恩丰仓和内仓，加上这两仓，又有京师十五仓之称。

京城粮仓概况

明清时期收贮米谷的房屋称作廒，每五间为一廒。廒南向，进深一丈五尺，南阔五丈，木架起脊，檐柱高一丈五尺，山柱高二丈二尺余，中间四梁八柱，两山是插柁，前后有柱， 中间排山柱直达屋顶。连脊并山横向相连的廒叫连，两连相距三丈，左右间还留有水道。廒房三面有墙，墙根留有气眼，正面敞开，无门窗。廒的屋顶是阴阳合瓦，廒顶各开气楼，以此调节温度和湿度。廒内铺有尺余厚的细沙，上墁方砖，砖上再用杉木垫底，铺上门板，防潮通气。为了驱虫防腐，会在廒内四壁围置樟木。各仓内外凿有多眼水井，以防火灾。在仓的建设上，清代有所加强，旧例铺廒需松板50块、楞木5根，雍正三年（1725）改为满铺，应用松板110块、楞木90根，用此法加强仓廒的耐用性。

明清两代的粮仓管理大体相同，其最高管理机构为仓场衙门，最高长官清时称“总督仓场侍郎”，掌理漕粮之积储和北运河运粮等事务。仓场衙门之下设坐粮厅，坐粮厅之下各仓均设监督衙门。如清朝京通十三仓衙门，都设满、汉监督各一员，3年一更代。各仓场监督衙门设有官厅、官舍、科房及仓神庙，并设有专员负责漕粮的入廒、出廒、扬晒以及查看廒内温度等工作。仓场还设都统、副都统各一员，以及巡仓御史一员，专管检查维修仓廒之事宜，但是，明清的内仓制度规定，皇帝和太监专门的恩丰仓和内仓直接由内务府和户部管理，不经仓场总督衙门。京城粮仓每年检修在清代成为定制，费用由户部拨给银两。

明代京通二仓储存的粮食主要来自漕粮，供应漕粮的省份有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河南和山东，其中以南直隶数额最多。为了保证仓粮质量，朝廷制定了“样米”制度，规定各处起运京仓大小米麦，先封干圆洁净样米，送户部转发各仓收，到运粮之日，比对相同，才允许收纳，同时对粮食的收支也做出严格的规定。

明清时期京城粮仓的储粮，主要用于供养文武百官及皇族宗室。明清时期自然灾害频发，京仓储粮还有一部分用于赈济京城以及附近州县饥民。朝廷有时还从京通二仓调拨部分粮食充作边镇军储。有了充实的粮食储备，明清政府还可借此控制京城的米价。可以说，京城粮仓是国家政治经济情况的指示器之一。若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盛，则京仓增多，粮储变大，百姓粮食供应充足，并可对灾害进行有效救济；反之，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则京仓减少，粮储减小，百姓多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京城粮仓的衰落与新生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漕运制度彻底废止，由征粮改为征银，京城粮仓正式走向衰落。在元代基础上建立的京城官仓逐渐闲置或改作他用。造成京城粮仓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粮仓腐败主要集中在管理粮仓的官员对粮食的私占上。明代的粮仓腐败有“火耗贪污”和“空印虚报”。因为江南至京城路途遥远，免不了有人吃马嚼、遇潮霉变、虫咬鼠窃等损耗情况的发生，称为“火耗”。故在征粮的时候就要比预定数量多征一些，可以保证入京后称量时不会出现差额。因为路途缺损不可避免，贪污、贿赂屡有发生，官员多谎报“火耗”，中饱私囊。为了便于贪污，官员还在盖有官府印信的空白凭证上任意填写“火耗”之数，最嚣张时，百船进京，只有40船的粮食入仓，因而国库皇仓时常有不满之虞，百姓也怨声载道。

清雍正时期颁令“火耗归公”，禁止了“火耗”贪污，但又出了另外一个瞒天过海的新招——设置“双层仓”。双层仓，就是在粮仓中间用木板隔开，然后将下层仓中的粮食贪为己有。加上连年灾害，粮食歉收的同时还需大量粮食赈灾，使得京仓的储粮量不断减少。同时，政府对粮仓缺乏有效管理，强买强借现象时有发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也使得粮仓走向衰落。到了清代中后期，列强侵华，政府一方面要筹军粮以供战争，一方面要割地赔款，统治者本身又奢侈无度，直接造成了经济衰败，粮仓数量骤减。

到了民国时期，曾将明清时期的京城官仓改用贮藏军火。在历经战火的洗礼与沉寂下，明清时期的京城粮仓迎来了新生。在今北京东二环内南新仓文化社区留存的南新仓（保留古仓廒9座），已成为全国仅有、北京现存规模最大、现状保存最为完好的皇家仓廒，是见证京都史、漕运史、仓储史仅存的历史实物，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1984年，南新仓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同时成为北京小有名气的时尚休闲场所和魅力独具的特色街区。9座仓廒在不改变建筑架构的前提下，分别被改造为酒吧、特色餐馆、画廊、影视和体育俱乐部等。在元代基础上修建的明清京城粮仓，在当代社会重新被赋予了历史与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