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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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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他者”的囚牢 ——读凯文•凯利新著《科技想要什么》

2012-02-20 13:58:37

                                   书评人/叶雷

 

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直率地指出:长期的社会实践创造了一种“偶像生活”,比如去百老汇唱歌、参加奥运会拼搏、夺得诺贝尔奖,这种“大众文化错误地聚焦于那些能够证明自己的明星角色,认为他们就是成功的标杆。事实上,这种上等地位和明星身份可能是我们的囚牢,是他人的成功之路给我们套上的紧箍咒。”而这,也正是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思考的问题,“如何让产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用户数量的增长和技术本身的普遍性。”

超越了对“他者”自我中心的认识,在凯文·凯利的思维中,科技就不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而是伴随着生命演化始终的;科技不只是人的产物,不只是工具,而是除植物、动物、原生生物、真菌、原细菌、真细菌之外的自然的“第七王国”;人也许不可以、也不应当去驾驭科技,而是应该将生命的力量释放到我们所创造的机器中,因为他认为人类的自由并非可以率性而为,而是“选择的自由”。因此,科技想要生命,创造新的奇迹,“科技为我们提供机会去发现自己,更重要的是预测未来的自己”。

于是,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举了12种“外(负)熵趋势列表”,以刻画“科技的轨迹”,它们依次是:提高效率、增加机会、提高自发性、提高复杂性、提高多样性、提高专门化、提高普遍性、增加自由、促进共生性、增加美感、提高感知能力、扩展结构、提高可进化性,也包括了包括创造大脑这一得寸进尺之举。在书中,凯文·凯利也点出了当下“网络世界的六大趋势”:屏幕、互动、共享、流动、访问、生成,“我们正在进入一个web新时代”。当然,凯文·凯利在书中也明言:“我们不是在描绘一组延伸至未来预定的曲线,而是指出这些爆炸式发展的科技趋势的目前方向。”

海德格尔说:“救渡乃植根并发育于技术之本质中。”面对未来生命化的科技,凯文·凯利为我们提供了三种实践经验:通过倾听科技的需求,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可以更加出色地做好准备,迎接必将到来的科技;通过采用主动融合原则,我们可以驾驭科技,使之发挥最大作用;通过遵从这种类生命系统的长期规则,我们可以获得它的全部馈赠。“我(上帝)给了你们自由意志,现在你们为我创造惊喜吧。我们人类的任务,就是给上帝创造惊喜。因此,我们将会制造机器人及其它人工智能机器,他们也将带给我们惊喜”。

技术是生命的延伸,不是独立于生命之外的东西。科技想要拥抱生命,它想要进化、想要秩序、想要充满神奇、充满活力的未来。“让我们设想一下,莫扎特生活的年代钢琴还没有发明出来,或凡·高生活在油画颜料要高价才能买得到的年代。每一天,地球上有众多小孩出生,他们都有很好的天赋,可也许他们借以表达自我的技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我们有义务去发明那些尚未被发明的东西。”“让每个人找到合适的技术去展现他们的天赋,这就是技术最积极的意义。”《科技想得到什么》,让我们一起期待:拥抱生命的科技!

 

人物简介

凯文·凯利

凯文·凯利,一个传奇。他和许多IT科技天才一样,也是一个大学逃兵,在结束一年的大学生活后,他便决定退学去旅行,以寻求内心的出路,于是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亚洲“游侠”生活,成就了他作家、摄影家、自然保护者等数重身份。1984年,他发起了第一届黑客大会。后来,他成为《全球概览》杂志的编辑,出版《失控》,成为《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从此,他成了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杨致远等现代网络技术推动者嘴里的常客,被公认为观察者、哲学家、甚至是预言家。当然,更奇怪的是,这样一位科技的前沿预言家,却很少使用现代科技产品,他没有智能手机,甚至几乎不使用笔记本电脑。

1994年,凯文·凯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书中,凯文·凯利对当时科技大胆畅想,特别是对还只是刚刚兴起的互联网科技的未来作出了预言:大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敏捷开发、协作、双赢、共生、共同进化、网络社区、网络经济,等等,互联网的未来是个更加值得依赖的统一体,更加可靠的“大机器”。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些预言本身是“失控”的;如今,却有人说“这可能是过去10年来最聪明的一本书。”

在《失控》一书中,凯文·凯利说:“我发现网络非常地具有社会性、人性,非常温暖。它是有机的,好像是科技的另一张面孔一样。”“将生命的力量释放到我们所创造的机器中的同时,我们就丧失了对他们的控制。但在我看来,这却是个最美妙的结局。”他的新书《科技想要什么》,继续延续了这一话题的思考,他认为, 当人造与天生最终完全统一的时候,那些由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将会具备学习、适应、自我治愈,甚至是进化的能力,人类将走向和机器一同进化的阶段。

凯文·凯利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源于他对“他者”这一古老哲学命题的颠覆性思考。无论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述,还是笛卡尔、康德的“客体论”,还是罗素、卡尔纳普的“他人之心”,列维纳斯的“他人的人道主义”,都只是将“他者”视为某个外部的“存在”,以自我为中心,孤独的、失眠的、挣扎的自我是时时处于与他者竞争的社会关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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