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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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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困局(1)

2012-03-06 10:02:56

可能连潘石屹也没想到,自己在微博上发起的一个简单的投票活动,会如巨石投湖,激起如此之大的涟漪,余波甚至在十几天后,撼动了一项使用长达14年的国家标准。而这项国家标准,与过山车一样的房价走势无关,只与空气有关。

  

      201111月的第一周,雾霾在初冬北京的出现频率达到了高潮。6日,潘石屹在自己拥有740万粉丝的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投票活动,想了解一下有多少博友支持引入美国的空气检测标准。之所以产生这样看似“不务正业“的念头,只不过因为他有了和绝大多数北京人一样的困惑:为什么自己感受到的空气污染程度,要比环保局公布的说法严重得多?

     紧接着,创新工场CEO李开复、作家洪晃等一众知名人士参与投票讨论,而后几天内,几万人的投票量彻底燃爆了关于“标准”的话题,也让一个叫PM2.5的新名词深入人心。作为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可以被人吸入肺内的颗粒物,PM2.5对人体的危害很大,却一直游离于国内空气质量监测范围之外,让公众陷入了深深的迷惑不解之中。

     这次空气质量标准的讨论不断发酵并非个案,近一段时间以来,因“标准”困局而发生的或负面事件呈现频发态势,除去人人可恼的雾霾,还有“中国乳品标准全球最差标准,标准制定被大企业所左右”,“中国问题石膏板放毒在美遭起诉”,“铅含量超标,美国最大玩具公司召回在华产品”……似乎都在给公众强化这样一个认识:国内标准=较低标准。按照此等标准发布的数据,生产出的产品、往往暗藏风险,品质堪忧。

 

迟来,未必意味着完善

 

     实际上,使用一套相对陈旧或指标值较低的标准体系,在国内很多行业领域内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截止到2012年,陷入非议漩涡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就已经使用近15年,1982年发布后,在1996年进行了部分修改后一直施行。距离最近的一次微调也是11年前的事了。日前,国家环保总局官方网站正在征求意见。而这次标准的修订也可能是幅度调整最大的一次,其中是否把PM2.5正式列为强制监测项目,则备受人们的关注。

     相对于提升缓慢的空气质量标准,在普通人看来,刚刚开始实施的《生鲜牛乳收购标准》(即新国标)则更有荒诞的意味,居然出现关键性标准比原标准还降低的怪事。有参与标准制订讨论会的奶业专家近日曝出,乳品新国标送审稿中菌落总数、蛋白质含量这两项关键性标准在国标出台前被“莫名”推翻,其中每克生乳菌落总数和每百克蛋白质的含量,与上版相比都有所下降,引得舆论哗然。

     至于送审稿在哪个环节发生改动,为什么改动,专家们均表示不清楚。回忆起乳品新国标的制订过程,西部乳业协会执行副会长魏荣禄颇有些遗憾:“我至今也没有明白,反复讨论形成的送审稿,其中一些关键性标准,最后为什么会被推翻?

     有的行业标准在负面事件大规模爆发之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只有巨额经济损失已经铸成,痛定思痛,方才大规模细化提升标准要求。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美泰公司发现中国玩具涂料含铅成分过高,在全球范围内召回82.4万件中国生产的芭比玩具。

     此前,美泰公司已经先后因其他原因两次进行大规模的玩具召回。在积累效用之下,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修改并于2007820日试行了《出口玩具质量许可(注册登记)实施细则》。该规定要求实施出口质量许可的产品系列从原来的4类增加到11类,分别为布绒玩具、竹木玩具、塑胶玩具、乘骑玩具、童车、电玩具、纸制玩具、类似文具类玩具、软体造型玩具、弹射玩具和金属玩具。

 

 “特殊国情”令人无奈

 

     按照一些专家的观点,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里,相应的标准没有及时出台,会带来短时间的“无法可依”实属正常,主管机关完全可以有节奏地把控各项规范和标准的出台时机。标准的制定就是很严肃的事情,都会有个过程,某一时段的滞后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很多时候,裹挟着复杂社会因素和利益纠葛的“标准”,并不仅仅是“节奏把握”所能一言以蔽之的。

     就拿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的PM2.5来说,它已在国内大城市徘徊了20多年,却一直未能纳入国家空气质量评价体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有部分城市对PM2.5进行“研究性监测”。但是,这些监测结果不能作为环保执法的依据。研究表明,在不包括PM2.5的空气污染指数下,中国70%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可以达标;如果将PM2.5纳入修订中的新国标,城市空气质量的合格率可能会下降到20%。显然,对PM2.5“知而不测”或发布所谓“空气质量达标”是没有任何价值,也是脱离公众主观感受的。

     这一次面对严峻的大气复合污染状况,国标API(我国空气质量评价指数)将再次调整,臭氧(8小时浓度)和PM 2.5都极可能被纳入新的评价体系——不过,真正开始的时间表排到了4年之后的2016年。主管单位之所以考虑缓进的深层次原因,不在于监测手段技术差距,而在于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平衡。

     伴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机动车辆的增多,污染物排放和城市悬浮物大量增加,而产业升级与绿色经济转型无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不可逆的都市化进程中,PM2.5的数值监测看似简单,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为实现环保目标,而限制某些产业或机动车的发展,无疑会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引发其他社会问题,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怪圈之中。

     当前施行的国内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分成由高到底的三级,并且不同区域分开执行,这无疑会造成对同一类保护对象执行不一致的标准,表现出对污染物在人体内长期堆积而引起的慢性危害重视程度不是很高,进而导致环境不公正出现,而WHO标准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标准则把被保护对象放在首位。可以想见,三级分设在标准设定者的初衷里,必然是考虑到照顾“特殊国情”的因素而做出的一些妥协,是不得不做的无奈之举。

     在因标准之争屡遭重创的玩具产业领域也是如此。在占据了中国玩具出口约70%的份额的广东省,中小企业是外贸接单生产的主力,如果在产业发展尚不完善时,将行业标准定的过高,必然导致大量无法达标的中小企业经营难以为继,综合平衡后的结果,往往是尚不完善的标准长期通行,积累问题一旦爆发,往往给从业企业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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