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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24小时》

开博时间:2016-07-01 14:43:00

旨在向全国广大群众,特别是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广大青年,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繁荣科普创作,启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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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本”共享,能否再造黄金十年

2017-12-26 22:40:00

  30年前,司机还是带着“高大上”光环的职业;如今,你却可以轻易地接下一单顺风车生意。

  20年前,传道授业解惑依然是教授、专家们的专利;如今,通过分享知识和见解你也可以成为“知乎大神”。

  10年前,维修手机、笔记本的过程充满煎熬;如今只要一通电话,“闪修侠”就会上门帮你搞定。

  看似不同的纷繁表象的背后,有着怎样恒定不变的演变逻辑?这就是知识和技能从封闭垄断走向流动共享的过程。开车、学习特定知识、修理电子产品,它们都是我们后天习得的,如今通过对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分享,我们可以互通有无、赚取收入、收获认同,同时让我们所处的世界变得更好。

  如果说“资本”是可以滚动增值、创造价值的金钱,那么如今知识和技能已经成为一种“智本”。

  一个“智本”共享的新时代,已然来临。

  知识和技能为何到如今才成为“智本”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社会进化生生不息。不断掌握知识和技能,正是人类文明能持续传承、丰富和升华的内在原因。

  既然知识和技能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可为什么直到今天它才能大规模地转化为“智本”?因为这些“智本”原先都是相对垄断和封闭的,也正因为垄断和封闭,知识和技能总体上处于“供给不足”的稀缺状态。在稀缺状态下,大规模的流动和共享根本无从谈起。

  比如在30年前,私家车本就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那么掌握驾驶技能者自然只是少数。在20年前,中国还处在改革的起步阶段,社会分工不够细密,面向各种行业领域、掌握各种知识技能的专家、行家也是稀缺的,想要找人“传道授业解惑”自然不容易。也正如在10年前,因为手机等移动电子设备的普及率不够高,维修手机的人自然比现在少得多。

  所以要增加知识和技能的供给,就必须打破原来的封闭和垄断状态,这事实上是一种知识和技能的“民主化”过程——让更多的普罗大众也能掌握。当我们回溯历史,可以发现知识和技能的“民主化”是纵贯古今、横跨东西的一条隐秘线索。

  农耕文明时代,专家、行家具有鲜明的“两极化”特征,其实特别形而上,内圣外王之道,统御海内之术。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道法、阴阳五行、门客策士,这就是那个时代不事生产,专司提供“智力产品”的人。以养“士”著称的“战国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就是最典型的“智力产品”买家。但在一个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下的时代,买得起“智力产品”的人只能是那些王公贵族,由此产生的“士”阶层有很强的依附性。

  而位于形而下一端的,则更多是躬耕于陇亩的生产者了。农耕时代的生产力进步高度依赖经验积累,更多的是依靠一线生产者。但因为活动半径、传播范围的限制,即使有人做了某些革新,成为了事实上的专家、行家,其经验还是难以被更多人分享,甚至直接就湮没无闻了。

  而当从西方发轫的工业文明兴起后,专家、行家的内涵外延也随之改变。工业生产力的进步高度依赖前沿科技的突破,不再是一线生产者经验积累所能实现。科学家、企业家成为富有价值的智力资本的拥有者。尽管他们的发明创造改变了普罗大众的生活,但他们的智力资本,说到底还是与普罗大众相距甚远。

  工业化、自动化、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导致了两个必然结果:单纯的工业生产部门对劳动力需求减少,却养得起更多“智力产品”提供者;供给过剩后竞争焦点改变,从追求产量、规模转向产品的差异化、附加值。这两个结果又导向了第三产业的兴起,研发、管理、营销、物流等服务需求激增,这类产业也成为新的专家、行家聚集地。我们如今看到的各种细分专业咨询机构,其实都是上述需求的产物。而其中的专家、行家就是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人,他们的绝对数量伴随分工细化、产业升级而不断增加。

  从门客、策士到科学家、企业家,再到细分行业的专家和行家,掌握知识和技能的群体门槛在不断降低,数量不断增加,知识和技能的供给也越来越充裕。知识和技能大规模转化为“智本”的前提也才真正具备。

  “智本”为什么能创造价值

  我们都学过价值规律理论,虽然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商品价格却受供求关系影响。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供过于求时价格下跌。

  既然如此,当知识和技能的供给越来越充裕,它们似乎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可是这又如何解释当今方兴未艾的各种共享经济现象呢?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愿意为“智本”买单呢?

  这就进一步引申出了“智本”分享经济学的第二个隐藏条件:局部和相对的稀缺。

  杭州的人均机动车保有量全国第一,按道理说私家车和掌握驾驶技能者的供给是充足的,可为什么对各种快车、顺风车的需求依然无比旺盛?因为局部的、相对的稀缺无所不在。家里只有一辆车,结果赶上单双号限行;不同的家庭成员各有各的出行计划,出行路线不一致;碰上早晚高峰,出租车、地铁、公交车都解决不了问题……这些都是局部、相对的稀缺可能出现的场景。

  这种局部、相对的稀缺也可能是地域性的。比如一位家住在小城镇的学生想要学习阿拉伯语,在穆斯林世界,这是母语,而在中国,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小语种。掌握专门语言的人可能大部分都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或集中在高校和翻译机构。可以想象,此时这位学生如果想在身边找到一个授课老师将十分困难。而另一方面,掌握阿拉伯语的老师也许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有余力和空闲时间可以传道授业解惑,只是不知道可以把它分享给谁。因为地域分隔,产生了一种绝对供给充足和相对供给不足并存的吊诡现象。

  问题的核心呼之欲出:知识和技能的供需双方同时大量存在,但因为信息不对称,他们彼此找不到对方。如果将他们双方连接起来,那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那些我们所熟知的知识和技能共享平台,无论在细节上有何不同,本质上都是在做一种连接,一种知识和技能供需双方之间的连接。他们创造价值的高低,也取决于这种连接效率的高低。滴滴和Uber共享的是开车这种技能,闪修侠、快剪、觅食等O2O公司共享的是修手机、理发、烹饪等技能,知乎Live、“分答”、“得到”等知识付费平台共享的则是一些知识和见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一言以蔽之,知识和技能的共享经济模式,就是为了解决供给充裕背景下的局部、相对稀缺问题。

  “智本”共享的馅饼如何才不会变陷阱

  当发现知识和技能的极大丰富遭遇局部和相对的供给不足时,不少共享经济的信徒便开始高呼春天已来。

  尽管市场前景毋庸置疑,但应然不等于实然。至少从如今各种知识和技能共享平台的发展状况来看,确实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梦想着吃到馅饼也确实吃到了,有人梦想着吃到馅饼却踩进了陷阱。

  那么,“智本”共享的馅饼如何不变陷阱?这首先需要有一种应对政策变动的抗压力。毋庸讳言,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制度和规则的完善总是滞后于市场探索。当制度和规则的边界还不明晰的时候,市场上是存在套利空间的。而当制度和规则划定了边界,这些套利空间就瞬间消失了。最典型的当属网约车。当政府收紧了对网约车的监管,对平台资质、车牌所在地、车辆报废年限、司机准入资格等的严加限定后,原先海量供应的社会化车辆,旋即遭遇断崖式下滑。

  今年3月1日起,很多人发现使用滴滴等网约车平台叫车,订单发出之后,往往需要等待好几分钟才有人接单。同时,通过网约车平台叫车的时候,经常处于溢价状态,哪怕是非高峰期。这与网约车发展初期的情况相比,可谓大相径庭。曹操专车、神州优车、首汽约车三家网约车平台,取得了杭州交通运管部门颁发的首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后,杭州日报记者3月初对市场进行了调查,发现彼时曹操专车已有1700多辆车通过检测,但在1600多名签约司机中却只有约三分之一通过了上岗考试。首汽约车的统计数据显示,“两证合一”可以合法上路的车辆目前只有120多辆。而神州优车大约只有200多名司机通过了考试。随后取得许可证的滴滴,则由于新政对车辆有2700毫米的轴距要求和12万的计税总价限制,合规车辆骤减,叫车难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智本”共享还需要一种对需求的精准把握。两年前各种O2O上门服务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打着“解放手艺人”的旗号,他们上门美甲、修手机、理发、洗窗帘……他们依靠大规模补贴获取客源和吸引手艺人,力图做大用户数和交易额。但是当资本寒冬袭来,当中的不少服务平台立刻陷入资金链断裂危机,上演了一幕幕速生速朽的悲喜剧。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把由补贴所催生的“伪需求”当成了“真需求”,过于乐观地高估了市场需求的规模。而只有那些足够高频且刚性的需求,才能承载供给社会化所释放出来的巨量供给。

  “智本”共享也需要一种维护知识和技能分享严肃性的战略定力。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网络环境中,知识和技能的分享需要一种专业精神。只有供需双方都是严肃认真的,分享流动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实现其价值,否则有可能异化为一场娱乐化、浅薄化的闹剧。

  比如语音问答平台“分答”,由答主定价,提问者和其他听众共同承担费用的偷听收费模式曾令人眼前一亮。但这本是慰藉和鼓励知识分享者的良药,却不幸步步走向了娱乐化的歧途。当“王思聪开通‘分答’,自爆曾让女友流产”、“一家兰州拉面店让佟大为魂牵梦萦”这样的劲爆消息刷爆了朋友圈时,“分答”就离纯粹的知识分享社区越来越远了。一旦越来越多的人将“分答”贴上“知识噱头、网红实体”的标签,势必就会做出“付费‘分答’、无关知识”的判断,而这种娱乐化、八卦化的偷听收费方式也就变成了饮鸩止渴的毒药。那些真正严肃认真分享知识的个体,也不幸淹没在由明星大V和狂欢大众构成的泛滥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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